讀書｜金庸：他從上海飛向香港
金庸（1924—2018），本名查良鏞，武俠小說作家、報人、社會活動家。他創作的15部武俠小說膾炙人口，風行於海內外華人圈。他不僅一手創辦了《明報》集團，還積極為香港的未來謀劃，1985年起，歷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政治體制小組負責人之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2018年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逝世，享年94歲。
《大公報》編輯部舊址
地址： 原新開河人民路丹鳳路口厚德大樓，現已拆，舊址為古城公園一部分
《大公報》宿舍舊址
地址： 原老西門人民路肇方弄94號，現已拆。
《時與潮》編輯部舊址
地址：先在長春路392號，旋即搬到梵皇渡路618號，後者現為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的一部分
在我一向的印象中，金庸都是和香港緊密不可分割的，他在香港創辦了影響力頗大的《明報》集團、寫出了風靡華人圈的15部武俠小說，也為香港迴歸和一國兩制的實行做出過實際的貢獻。
半年上海生活，求學兼打工
金庸老家在浙江海寧，他父親所在的查家和母親所在的徐家，都是當地望族。金庸的母親徐祿是徐志摩父親徐申如的堂妹，所以算起來金庸還是徐志摩的表弟。徐志摩空難去世後，金庸被父親派做代表去徐家弔唁，他在回憶文章中曾說：“我爸爸輩分比他大，他家有錢有勢，假如去弔喪，難免有諂諛之嫌，於是派我去”。徐家把金庸當貴客接待，他在靈位前跪拜，徐父一揖答謝，徐志摩之子磕頭答謝，然後給金庸單開一席，“我終身之中，只要這一次經歷，是一人單獨坐一張大桌子吃飯，兩個穿白袍的男僕斟酒盛飯”，“我和徐志摩的關係到此為止，平常因年歲相差太遠，我只和他的兒子做朋友”。
海寧還出了一位軍事理論家蔣百里，蔣百里的原配夫人查品珍是金庸同族姑母，蔣百里後來和日本女護士佐藤屋登結婚，生下的三女蔣英嫁給了“航天之父”、“兩彈一星”元勳錢學森。查品珍則在硤石侍奉婆婆，終身沒有生育。所以金庸與蔣英其實沒有血緣關係，但仍以表姐弟相稱。金庸多次聽蔣英演唱過，還在報上評論道：“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發音聲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劇院中唱大歌劇的派頭，這在我國女高音中確是極為少有的。”
而細讀金庸傳記之後，我卻驚喜地發現，他其實在上海也有留下過短暫的蹤跡——從1947年10月他辭職離開杭州《東南日報》去上海，直到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參與創辦《大公報》香港版工作而離開上海，這其間有著半年時光，他就是在上海度過的。在上海，他同時有三項任務要完成：其一是進入東吳大學法學院繼續求學，其二，金庸當時考入《大公報》上海館，擔任國際電訊翻譯，其三，他同時還在鄧蓮溪主持的《時與潮》編輯部兼職做編輯。這半年的上海歲月，可以說金庸過得相當忙碌而充實。
以第一名考入上海《大公報》
1947年10月6日，在進入杭州眾安橋《東南日報》近一年後，查良鏞（金庸）向報社提出請長假，他請假的緣由，是“工作殊乏成績，擬至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研究兩年”，其實，這是一份口氣婉轉的辭職信。查良鏞當時在《東南日報》任國際新聞編輯，工作內容是收聽電臺英語廣播並將其編譯成新聞稿，聽一遍就能記錄下來，這說明他的英語基礎相當紮實，頗得同事和上司的好評。謙稱自己工作缺乏成績，乃是查良鏞對未來發展有了更高的期待。
查良鏞高中畢業後，曾在重慶的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讀過一年兩個月後退學。而現在他的堂兄查良鑑正擔任上海市法院院長和東吳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在堂兄的提攜下，查良鏞得以插班進入東吳大學法學院攻讀國際法專業。而在此同時，他也已經獲得了一份業內聲譽更高的工作——上海《大公報》國際新聞編輯。
1902年由英斂之在天津創辦的《大公報》，是中國迄今發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也是1949年以前影響力最大的報紙之一，胡政之、張季鸞、王芸生﹑徐鑄成等資深報人都曾擔任《大公報》負責人。1941年4月，《大公報》被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推選為當年最佳外國報紙，這是新聞界內很高的榮譽。現在的《大公報》，雖然只餘香港版出版至今，影響力猶在。
《大公報》上海版創辦於1936年4月，這一舉動也使得這張原本影響力主要集中在華北的報紙，把其影響力一舉向全國推進。而在金庸加入上海《大公報》時，《大公報》已經成為新聞界一份響噹噹的全國性大報，收入高，待遇好。所以當報社決定公開招聘三名翻譯後，廣告一出，應徵者高達109人，95%來自上海本市，從20多到60多歲的都有，其中包括大學教授、銀行職員、“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還有知名作家並附有出版作品。
《大公報》上海館在應徵者中擇優秀者10人參加筆試，試題由當時精通英、日、俄文的《大公報》翻譯主任楊歷樵擬定，並由其閱卷和評分。當日試題是：電報一份，社論一篇，譯成中文。查良鏞僅用65分鐘就第一個交卷，隨後立即進行口試。隨後，他又順利通過了由楊歷樵等主持的口試，由於他筆試、口試成績均優秀，被《大公報》第一個錄取。
1947年10月底，查良鏞順利邁進了《大公報》的大門。
古城公園曾是編輯部舊址
1936年《大公報》成立上海版時，選址在今延安東路山東路口，而當1947年查良鏞進入《大公報》時，《大公報》編輯部已經搬到新開河丹鳳路口（今人民路261號）厚德大樓。
▲上海《大公報》舊址，現為古城公園的一部分
厚德大樓始建於1920年，據當時在上海《大公報》工作者的回憶，“這是一幢六層公寓建築，是當時南市老城廂最時尚的一幢大樓，早年曾經是上海面粉交易所。當時報館只借下東側半幢，一樓為印刷車間，二樓是排字車間和製版房，三樓是編輯部和女子宿舍，……四樓是譯電室及部分員工家屬宿舍。”
當時曾居住在厚德大樓不遠處的翟篤鈞在澎湃新聞上撰文的回憶更為具體，厚德大樓“造型端端正正呈長方型，外牆是深赭色的磚牆，據說這磚是特製的，沒有常用的磚塊大，砌得橫平豎直，很是規範。……大樓所有鋼窗黑黝黝的，窗的把柄是銅鑄的，揑手之處透著銅的光澤。寬寬的大門前是花崗岩砌築而成的十一級臺階，那扇古銅色厚重的大門裝有銅製的門環，那門除了晚上都是敞開著的。大門的左右上方有二根黑色的粗長鋼勾，一頭埋在牆體內，一頭鉤著懸吊的鋼架玻璃雨蓬。玻璃鑲嵌在正方型的鋼框內，很有氣魄。……厚實透光的玻璃雨蓬下面的牆上，用歐體字型標有四個大字：厚德大樓。雨蓬的上方倚牆豎著一塊頎大的牌子：“大公報館”。晚上，霓虹燈把報社名勾勒得很是清晰。”
當年編輯們集中在一間約60平方米大小的房間裡工作，三排1米多寬長條桌，編輯們兩面對坐，每邊4人，加上兩頭各一人，每張長桌有10人一起工作，“編輯們每人一張木靠背椅，冬天下面鋪一塊棉墊，每天在此挑燈夜戰，每人頭頂上有一盞瓷葫蘆電燈，上有搪瓷燈罩，根據各人需要可調節燈頭的高低。冬季編輯部的員工僅僅用一隻大瓦缸燒木碳取暖。工間休息則可去隔壁吃飯間撤去飯桌，架起康樂球檯子活動”，這也是當時上海大街小巷時興的娛樂活動。查良鏞應該也是活動於其中的一個身影。
查良鏞曾對餘兆文說起在《大公報》時的感受：“《大公報》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幾個編輯過目，經過仔細推敲，方才定稿。報館明確規定，稿子有誤，編輯負責；排印排錯，唯校對是文。職責分明，賞罰有則。寫錯印錯都要按字數扣薪得。如果超過一定字數，那就要除名解職了。”
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還有各種福利：“晚上的夜宵倒是報館免費供應的，說起來，多是吃稀飯，可配稀飯的，不是香腸、叉燒、就是醬雞、烤鴨，或者火腿炒雞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醬菜。晚班工作完畢，街上沒車了，報館會派車子把所有編輯一個個送回家去。”
如今，厚德大樓早已不見蹤影。解放後，它曾被先後用作政府辦公地和上海圓珠筆廠廠房，以及建設銀行二支行等單位的辦公大樓。
厚德大樓的地基正是老城廂古城牆上的一座城樓———丹鳳樓，此樓當年建造時亦有從南市瞭望黃浦江的作用。2002年3月7日，據說是為十六鋪外灘和對岸的浦東濱江打通一條“視覺通道”，位於人民路261號厚德大樓在爆破聲中轟然坍塌，成為了過去，這裡經過規劃改造已是一片綠意盎然的古城公園。
當我來到秋陽遍灑的古城公園人民路入口處，眼前，十六鋪碼頭對面，浦東的高樓大廈金光璀璨，宛如一幅來自未來的科幻畫卷。公園中人來人往，綠草如茵，不過我心中情不自禁湧起一陣惋惜，如果這裡能保留厚德大樓，是不是會多一片風景呢？
《時與潮》“小白樓”編輯歲月
而進入《大公報》的同時，查良鏞在上海還做起了另一份兼職——《時與潮》雜誌編輯。
《時與潮》1938 日創刊於漢口，同年8月遷往重慶，連續出刊直至抗戰勝利。抗戰勝利後，《時與潮》一度停刊，1946 年12 月復刊於上海，最終在1949年停刊。《時與潮》存在期間，尤其是在重慶的近7年，銷量大，聲譽隆，是抗戰時期大後方最暢銷的刊物之一。
《時與潮》“專事報導國際問題，間或附帶評論國內問題”，主要從日本、英國、 美國雜誌社選譯有關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的文章，也創作文章。該刊以“報導時代潮流，溝通中西文化”為宗旨，1946 年12 日，《時與潮》在上海復刊，編輯部先在長春路392號，本是中央信貸局局長徐繼莊的產業，徐因貪汙案被控逃往香港，房子被沒收，撥給《時與潮》使用；1947年12月1日出版時，社址搬到梵皇渡路618號，此處原為棉紗大王的房子，上海市長錢大鈞還曾居於此，現為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的一部分。
▲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內的“小白樓”正在維修中
梵皇渡路618號是一幢氣派的花園洋房，俗稱“小白樓”，編輯部就設立在樓下一間豪華的小客廳裡，查良鏞沒住在客房裡，而是住在閣樓上。他的工作就是在大量外國報刊中挑選文章，然後剪下來，分別寄給特約作者，等他們把翻譯好的文章寄回來，查良鏞再把譯文和原文對照核對一遍，就可以發排了。
查良鏞曾對老同學餘兆文談起，原本素不相識的鄧蓮溪為啥會請他當編輯，他說：“我曾經為《時與潮》雜誌翻譯過一些文章，他們大概是看中了我動作快這個特點吧。在杭州《東南日報》工作時，我一收到這裡寄去的原文稿件，看一遍後就著手翻譯。一篇一兩千字的文章，我兩個小時就脫稿了，既不需要謄寫，也不需要修改，所以當天就把譯文寄給他們。這樣翻譯了一段時間後，不知時什麼原因，《時與潮》雜誌社就來信說要聘請我做雜誌的主編。”事實上，這個“主編”包括了雜誌的編輯、發稿任務。
在《時與潮》工作的時間裡，查良鏞翻譯了相當多的國際時事分析文章，比如：《美國物價高漲與對策》《英國議會做些什麼？》《資本主義與世界和平》《法國饑饉的原因》《蘇聯的新經濟政策》等等，副刊上也刊登了他的譯文如《我怎樣寫暢銷書》《瞭解你的頭髮》《胖子與瘦子》。在《時與潮》發表譯文的有《大公報》的新同時張契尼、蔣定本等，也有他的老同學王浩然、餘兆文等。
現在的“小白樓”仍在，屬於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的一部分，正在施工改造。門口貼的檔案告訴路過的人，這裡未來將成為上海動漫產業園區。據門口的工人說，“小白樓”屬於市級保護建築，原先的修繕方案還要再次修改。
偶然契機南下香港
1948年初，查良鏞的命運在偶然間發生了重大的轉折。
當時，國共激戰正酣，作為一份堅持中道而行的報紙，前途未卜，《大公報》上海版負責人胡政之出於儲存實力的考慮，“希望在香港長期努力”，帶領一批骨幹，南下香港創辦了《大公報》香港版。
當時，香港館急需一名電訊翻譯，原定人選因為太太臨產而去不了，當時尚是單身的查良鏞就被臨時派去。查良鏞海寧有老父，杭州有女友（後來成為他第一任妻子），所以報社當時給他的口徑是先去半年。
1948年3月29日，報館同事在南京路報館為他餞行，第二天早晨，他就登上了飛往香港的飛機，而此行也即將決定他一生的命運。40多年後，查良鏞回憶起這一幕，寫下了“南來白手少年行”，因為在香港下飛機時，他口袋中沒有一分錢港幣，也沒有遇到報館來接他的人，還是靠同機來的新聞界同行借他的10塊錢，他才能搭船過海去報館報到。
而這一去，就是一輩子。
透過對報章的檢索，我發現金庸在1949年後也曾來過上海：2002年曾在上海《文匯報》社與南美著名作家科艾略對話，並遊覽城隍廟，在綠波廊餐廳進餐；2007年1月28日，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為一對“忘年交”年輕夫婦做證婚人……所以，金庸和上海的因緣，始終都沒有斷。
（本文節選自《上海文學散步：48位現代文人與上海》）
《上海文學散步：48位現代文人與上海》
蔣 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蔣儉
編輯：金久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