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變法成首霸後，魏國卻跌落神壇，君主為掩蓋錯誤越抹越黑

戰國風雲，七雄並立，群雄逐鹿，為了爭霸圖強，各國都透過各種手段競相發展自己的實力，因而，這個時期，各類變法層出不窮；各大諸侯國為了保證自己的國家地位，也為了能夠拉開與其它國家之間的差距，在變法改革這條道路上進行了較多的嘗試，例如：法治變法、術治變法、吏治變法、軍治變法等等。

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告訴我們，歷史的發展是有它特定的規律的，在某些特定時期雖說沒有最好的發展方式，但一定有最適合那個時代的發展特點，所以各類變法所取得的結果是不同的；除此之外，各類變法在不同國家實施所取得的效果也不同，例如，齊國和魏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魏國在法治變法強大後，逐漸演化為吏治變法

魏國在戰國前期的變法，實際上行使的是法治變法，也就是拉開戰國變法序幕的李悝變法；李悝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之一，也是法家主流學術的傳承者之一，他在魏國實行的法制變法是讓魏國強盛起來的根本。

但李悝變法只是一個階段性質的變法，也就是說，當支援李悝的一代君主成為過去之後，下一任君主並沒有再繼續實施李悝變法的政策，這導致李悝變法在一個階段之內取得了比較大的成績，卻沒有延續它的輝煌。

到了魏惠王的時候，魏國沒有再繼續推進李悝變法上一個更高的層次，反而是更加傾向於儒家學說的王道政治發展，國內的發展形式也比較類似於吏治，魏國在這條道路上走的並不長遠，導致國力急轉直下，最終在馬陵之戰和桂陵之戰中跌落神壇。

我們再來看看齊國的變法，齊國在齊威王時期開始推行吏治變法，是齊國的根本變法，這場變法運動給齊國帶去了巨大的好處，讓齊國的國家環境變得非常的安定，百姓的生活比較富裕，政治也比較親民；齊國可以說在整個戰國時代都是比較安穩的國家。

表面上看同樣是吏治變法，為何魏國敗給了齊國？

在魏惠王中期的時候，齊國和魏國進行了一場比拼以魏國大敗為結局；那麼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導致了兩個國家在同樣的變法形式之下取得了不同的成果呢？本篇文章重點的瞭解一下這個問題，看一看魏國和齊國在表面的發展方式相同之下，還隱藏著哪些深入的原因？

魏國地緣政治惡劣，處於四戰之地，急需提高實力壯大自己

第一個因素我們從客觀方面來進行探討，魏國是一個處在中原核心地區的國家，它的戰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這種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分為兩個方面，第一，對於魏國本國來講的：魏國之所以在戰國前期積極進行變法改革，是因為它必須用變法的結果來彌補地理位置上的缺陷。

魏國處在核心地段，四面是強敵環繞的，而魏國又是與韓國、趙國瓜分了晉國之後形成的國家，雖說晉國是中原的老牌諸侯國，國家底蘊比較強，可是晉國畢竟是有好幾個大家族發展了幾百年之久才形成的諸侯強國，魏國雖然是晉國後期權力比較大的家族，但一個家族的力量還是難以與一個國家相匹敵的，這個家族的歷史底蘊也比不上晉國這個國家，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魏國實際上是一個新興國家。

一個剛剛建立的諸侯國，在一些擁有幾百年歷史底蘊的諸侯大國的環繞之下，自然是生存艱難的；因此，對於魏國來講，它必須要透過一種能夠迅速見效的方式，來提升自身的國家實力，以避免在諸侯夾擊的環境之下危害國家的生存。

李悝的法治變法對國內外條件要求比較低

第二個方面，則是對各大諸侯國來講的，對於一個新興國家，它們更容易從其身上獲取利益，所以，對它們提升自身實力來講就顯得比較容易，因此，魏國也必須抓緊時間發展壯大才可以。

而問題就出在這裡，魏國實行的李悝變法是一種法治性質的變法，這種變法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見效快，它是透過硬性的規定以及明確的治國形式，來安排整個國內的各項發展的，它對於外部條件和內部條件的要求是比較低的，因為它本身就是用來革除不利因素的；所以在法治變法之下，魏國能夠迅速發展壯大。

魏國強大後，法治變法演變成吏治變法，對內外條件要求比較高

但當它發展壯大起來之後，它成為了中原地區最為強大的國家，周邊的諸侯國對於它的威脅日益下降甚至被消除，因此魏國也就失去了發展的動力，其發展也就停留在了魏惠王的階段；在此之後，它們也開始實行一種吏治方面的變法，可是吏治方面的變法對於外界環境和內部環境的要求是很高的。

魏國發展環境的安定，得益於它國家實力的強大，簡單點來講，就是魏國其實一直都處在不安定的發展狀態當中，只不過因為它自身實力的發展，這些不利因素暫時被掩藏起來了而已，當它的發展漸漸衰落的時候，這些不利因素依舊能夠威脅到它的國家生存。

所以當魏國實力跌落下來之後，國內的吏治也就顯示不出多少效果了，畢竟吏治變法的絕大部分作用是在平民百姓身上的，需要一個安定的發展環境才能夠實施，所以魏國本身的地理條件就不適合去發展吏治變法。

齊國得國正統，歷史底蘊深厚，自然條件優越適合吏治變法

但齊國卻不一樣，齊國本身是一個地處東部的諸侯國，它的鄰國比較少，而且它自身的歷史底蘊以及它的發展實力，很少受到其它國家的重大侵擾，相對於其它國家的發展來講是比較穩定的。

同時，齊國是傳承自西周的諸侯國，自身的地位非常的正統，發展形式也比較的先進，並不像楚國一樣深受貴族的影響，齊國又位於東海之濱，在經濟發展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這就意味著齊國的平民百姓所能夠積累的財富，要比其它的國家數量龐大而且來得容易，生活的也要比其它的國家的臣民更加的穩定和富足。

這其實是吏治變法的一個保證條件，因為如果想要從平民百姓的道德方面去進行改善的話，首先要對他們的生存環境進行規劃和保障，如此一來，人們才能夠講究道德方面的問題。從客觀因素來講，齊國是擁有進行吏治變法的條件的；所以，這兩個國家在同樣的變法形式之下才會取得不同的結果。

魏國吏治變法不徹底，使其失去眾多的人才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魏國實施的吏治變法並不徹底，甚至說魏國的朝堂並沒有為吏治變法而做出任何的努力；關於魏國為什麼要放棄法治變法，來實施吏治變法這個問題？原因是讓人忍俊不禁的，因為在吏治變法之下更能很好地掩蓋君主決策的錯誤，以及排斥不能讓君主心儀的人才。

這個問題我們透過魏惠王的一些舉措就可以看得出來了；事實上，戰國時期的很多著名的臣子都是來源於魏國的，像是燕國帶領聯軍伐齊的樂毅，他的先祖就是為魏國打下了中山國的樂羊；又或者後來給秦國帶去了變法的商鞅、帶去了連橫政策的張儀、帶去了遠交近攻政策的范雎；再或者是不被君主所信任而酒色自毀的信陵君……，這些人不單純是在仕途方面不得意，更是受到了魏國朝堂不同程度的迫害。

商鞅被當時的丞相公叔痤極力舉薦，卻因為它沒有一個很好的出身背景而被魏惠王排斥，導致商鞅在魏數年卻沒有任何突破；張儀因為是布衣之士而被趕去了楚國，更是在楚國被誣陷偷了和氏璧；范雎被魏國的貴族百般的折磨，最終只能靠裝瘋賣傻逃離；對於樂毅等名將之後也是放任出走；對於信陵君這種本身出身於魏國王族的人，魏王為了避免其篡奪自己的王位，在竊符救趙之後將其困在趙國十年之久……。

魏王為掩蓋錯誤，結果越抹越黑

這一切的一切，都能夠表明魏國王室的用人制度非常不切實際，或者說魏國本身的政治制度出現了很大程度上的問題，這種在制度方面的錯誤決定導致了魏國超級大國地位的丟失，更是魏國遭遇馬陵之戰和桂陵之戰兩場重大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

為了掩蓋這種錯誤，君主必須要透過另一種方式來證明自身並非是不近人才的，或者編造一種彌天大謊，來說明自己一定是為國家的發展做出過努力的，但魏王本身並不認為自己做錯，更不會承認自身的錯誤，也不願意去改變現有的制度發展政策，所以它只能夠去尋找一些並不能夠實施的政策來為自己打掩護，來給天下臣民一個所謂的交代。

因此，魏惠王找到了儒家的孟子和陰陽家的淳于髡，這兩個人在當時的天下是比較有聲名的，對於整個天下人的影響也是比較深遠；但這兩家的學說，卻並不適合戰國時代這種天下大亂的年代發展。

魏王見到孟子和淳于髡後，先是很沉痛地陳述了一遍自己的錯誤，並且向它們交代了魏國的近況：說魏國的太子被它國俘虜、魏國的上將軍被它國斬殺在戰場上、魏國的軍隊本來是百戰百勝的，如今卻屢戰屢敗……；因此魏王請它們給自己一個治理國家的方式，以便能夠為魏國謀取實際利益。

魏王在儒家孟子和陰陽家淳于髡面前碰壁

但陰陽家的淳于髡在聽到這番論述的時候笑而不語，儒家的孟子更是自視甚高的將魏王痛批了一頓，說魏王作為一個君主怎麼能夠談利益呢？如果國君只會追求利益的話，那麼臣子和平民百姓也只會去追求利益，久而久之，誰會為國家貢獻利益呢？所以魏王只能夠透過王道的發展政策來改善國家的現狀，也就是所謂的從百姓的養生喪死方面進行改善。

這其實是一種企圖迷惑歷史的行為，試問在戰爭頻繁爆發的戰國時代，哪一個國家會給予自己的對手從細節方面改善的機會呢？更重要的是，儒家的孟子和陰陽家的淳于髡是當時天下的大宗掌門人，儒家和陰陽家的學說也是廣為流傳，魏惠王作為魏國的國君，生活在當時能夠稱之為國際大都市的大梁，這樣的人怎麼會不瞭解儒家和陰陽家的學說呢？

其實魏王在詢問孟子和淳于髡之前，就已經知道他們將要給予自己的答案了，而後來的魏惠王也並沒有按照孟子和淳于髡所言的去做，說明他自身也明白這種說法的荒唐，或者是這種方式在戰國時代的不可能性。

討論

魏國吏治變法的目的就是為了掩蓋君主的錯誤

所以，究其本源，魏惠王只不過是想為自己尋找一個藉口而已，表明自己並不是不尊重人才，而是人才並不能真正地給魏國的發展帶去利益，想撇清自身在魏國衰落這一方面的責任。但讓魏惠王沒有想到的是，他的這種做法卻給了後來的魏國很深的影響，畢竟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之久，五十多年的時間足以給一個國家的發展形式帶去深遠的影響。

在魏惠王死後，魏襄王等等的國君都曾經面見過儒家子弟，向他們討教過治國的方式，這就讓魏國的國家發展政策越來越偏向於王道，也就越來越偏向於吏治，但魏國本身是一個不適合吏治變法的國家，它沒有進行吏治變法的外部條件，更沒有從內部為吏治變法做出努力和貢獻，這樣的國家又怎麼能要求變法給它帶去實際利益呢？

相反，齊國卻是真正的在吏治變法上做出了努力的，齊威王在聽了鄒忌的進言之後廣開言路，任用了很多能夠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的人才，也改善了平民的生活環境，讓本身就非常富裕的齊國變得更加的安定和諧，極大的利用了它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優勢，最終達到了戰勝於朝堂的目的，使燕、趙、韓、魏、皆朝於齊。

所以，其實齊國進行吏治變法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讓齊國在戰國時代崛起，能夠為自己的國家謀取更多的利益，而魏國實施吏治變法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掩蓋它未能繼續推進法治變法的不足，只不過是君主的一個小伎倆罷了；因此導致一個國家是全心全意的組織變法，而另一個國家則採用的是滿不在乎的態度，自然而然的就會導致最終的結果不同了。

小結

從以上敘述，我們可以看出，魏國和齊國在變法道路上的側重點是不同的，再加上它們本身所處的外部環境的差異，導致了它們在確立王道政策在國家發展中地位時，有了不同程度的偏差，而這種偏差也導致了它們在最終結果上面的差異。

事實上，魏國本身是擁有比其它國家更好的發展優勢的，它是最先採用法治變法富國強兵的國家，如果它能夠一直堅持法治變法的目標，能夠一直貫徹李悝變法的政治措施，那麼一定能夠更好地領先於其它的國家。

但魏國卻放棄了法的統治道路，用了一種與法治近乎相反的王道來掩蓋它發展的不足，最終蒙受了巨大的失敗；可以說，魏國是戰國曆史上最讓人惋惜的國家，實力最先強大，它曾經有著最大的優勢統一中原，最終卻獲得了最為悽慘的結局，這是值得我們後來人深思的地方；很多時候只有將創新和變革貫徹落實，才能夠收穫完美的結局。

參考文獻：《呂氏春秋》、《漢書》、《戰國策》、《左傳》、《資治通鑑》、《史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