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特質及對治理模式的影響
墨子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和軍事家，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提出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節用”等觀點。墨家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學”。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有“非儒即墨”之稱，《呂氏春秋》記載：“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可見，墨家學派對全社會及社會治理有較大的影響力。
資料圖 新華社記者 徐昱 攝
在公共治理中，研究者和實踐者往往更關注制度和技術的作用。然而，作為文明結構的核心要素之一，文化對於治理的作用是深遠和持久的。文化在文明體系中起到了文明之魂魄的作用，提供了社會普遍的基本價值體系和行為約束，也驅動控制著制度和技術的演化方向。
中華文化呈現出典型的一源多流的格局，西方文化呈現出非常複雜的多源多流的格局
中華文明自三皇五帝之後，歷經夏商周的早期王制，到春秋戰國的大爭鳴時代，再到秦漢以後的大一統帝制，整個中華文明形成了以黃河—長江流域為核心區域向周圍輻射形成的具有高度向心性和趨同性的演化格局。就具體的文化而言，中華文明早期呈現出典型的自然崇拜的特質，其後演化為抽象的道與易，此後大道為天下裂，伴隨著春秋戰國的政治大分裂和思想大爭鳴，出現了諸子百家，最終秦以法家統一天下，漢武又獨尊儒術，儒家逐漸成為正統官學，道法則為帝王治國之術，儒道法復歸一統。因此，中華文化的一源就是上古的自然崇拜演化的對大道真理的崇拜。
而就西方來說，文化的源頭就相對複雜了許多。所謂西方，大體就是以歐洲為核心向周邊輻射的文明體系，但由於歐洲的地形比東方要複雜許多，眾多的高山河流將歐洲平原切割為支離破碎的片段，使得歐洲始終沒有一個文化主軸心區域，多種文化在歐洲大陸彙集。文藝復興在歐洲大陸興起，歐洲文明迎來啟蒙時代，此後又催生出了工商業革命，深刻影響到了世界的格局。因此，今天來看歐洲文化，至少存在著古希臘—古羅馬、基督教和文藝復興三個文化源頭，期間還充分吸收了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成果，可以說是典型的多源多流。
正因為源頭不同，中西文化的實質性內涵也有所差異。中華文化是典型的崇道向仁尚和的一元論，而西方則具有典型的多元理性主義的特質。從中華文化最核心的內涵來看，其根源在於一個，即道。道又一生二，形成陰陽，又為三，演化為理、仁、和。中華文明很早就拋棄了對人格化神祇的崇拜。中華文明以道為本體，道容納萬物，這亦賦予了中華文化思維上的抽象性。道即天地，天地有德曰生，生而為人，有人就有仁，“仁者，人也”，“仁者，愛人”。人敬仰天地而求理，與人相親而睦和。聖人領悟天地而製法，以規萬民。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君有君道，臣有臣道，政有政道，師有師道，乃至盜亦有道。因此，整體來看，中華文化就是以道為中心，以理、仁、和為人之本，以法為秩序的緩緩轉動的體系。
西方由於文明的多源性，其文化內涵也表現為多元性。就思想而言，西方呈現出典型的哲學二元論的特點。古希臘哲學家如柏拉圖就主張二元論。基督教哲學雖然提出世界是由上帝創造的，看似一元論，但是上帝始終有一個對手撒旦，這就形成了善惡二元論。同時西方文明亦體現出理性主義與宗教信仰的結合，如經院哲學家用了大量的筆墨去證明上帝的存在。這在東方人眼裡是不可思議的，信仰之所以是信仰就是不需要證明。如果需要用人去證明上帝存在，那上帝豈不是人造的了？因此，西方文化始終在理性主義與宗教信仰之間搖擺，直到文藝復興前後人文主義的出現，又重新形成了以人為中心的二元論，上帝的歸上帝，人間的歸人間。因此，在多元性的基礎上，可以看出西方文明內部始終處於競爭性的張力狀態。
正是這種根本的文化屬性的差異，使得中西文明在治理形態和制度架構上呈現出典型的一元與多元的根本性差異，中國傳統治理崇尚道一、法一、治一的天下大同觀，而西方治理長期存在著宗教與世俗治理的二元對立，而在世俗治理中，又分為國王與貴族、貴族與平民、政治與商業、政治與法律等多元對立。因此，整體上呈現出了明顯的內部多元競爭抗衡的形態。
中西文化都非常重視制度建設，而具體形態卻又不同
中華文明自夏商周起，明顯呈現出以一元王制為核心的制度特徵。帝王如北辰星一般雄踞宮禁，而重臣百官又如群星般環繞輔佐，外圍又有五服、九服等藩屬拱衛，形成同心圓的制度架構。因此，中華文化以道為尊，制度則以君為長，而君王又承天道，文化同心圓與制度同心圓完美地同化，所謂天地君親師一體。為了確保和維護這一制度體系，中華文明在早期就發展出了一整套完善架構如周禮，而這一套架構反過來又得到了文化的確認。道儒法雖然在具體的實現途徑上有差異，但對制度的重視並無不同。道家以天道鞏固君位，儒家以仁禮教化臣民，法家以律令確保統治，皆是文化對於制度體系的重視與鞏固。周確立基本制度形態後，又經秦之大一統的強化，漢唐從推舉到科舉的官僚體制完善，中華文明的古代制度形態就大體完備了，加之長期的重農抑商傳統，制度形態也相對穩固地保留下來。
而西方由於文化的多源性，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制度體系。來自商業文明的契約制度和貴族與公民反抗形成的近現代民主法治也在文藝復興後逐漸形成。來自於東方的官僚體制對於歐洲文官制度的建立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可以發現，整個歐洲的制度形態是非常破碎的，近代民主法治以及官僚體制也是在二百多年前才逐漸定型完成。當然，由於歐洲始終在劇烈的內部政治與文化競爭之中，所以其制度的完善和互相借鑑速度也是相當快的，這如同中華之戰國時代鱗次櫛比的各國變法一樣。但是由於歐洲文化上的多源性，特別是理性主義、基督教文化與商業文化的混合，帝王始終沒有取得真正的文化主導權，使得歐洲更重視法治對於王權的限制，更重視制度建設和契約精神。
對於技術的態度則是中西文化最為明顯的分野
相對而言，中華文化內在具有輕視技術的傾向，而西方文明更重視技術。無論從對道的追尋還是仁的精神，中華文明都更重視來自於個體的直覺和修身養性，而非藉助外物。當然，這也並非絕對，如戰國時期的墨家學派非常重視技術的研究，今天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的武器器皿等都達到了相當精細的程度。然而在秦漢大一統之後，總體上國家獨尊儒術，重農抑商。到唐代雖然還有天文、算學作為科舉科目，然而，這類出身的人縱然任官，級別也非常低微，從未有天文、算學等出身者能夠成為宰輔。宋明以後，科舉更是隻考儒學。如孔子所言，“君子不器”，可見其對技術的輕視。縱然儒家也有格物致知，但終未成風氣。這使得中華文明在技術上自宋明後相對滯後。
歐洲則由於古希臘理性主義的原因，非常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古希臘是典型的海洋城邦文明，城市的建設、水利的興修、海洋的貿易都需要技術支撐。基督教一統歐洲後，科學技術體系並未徹底在歐洲泯滅。一方面，阿拉伯世界從埃及等地繼承了大量古希臘文獻，伊斯蘭教義也鼓勵人們觀察萬物自然發展科技，最終反哺歐洲文明。另一方面，天主教會也並不絕對禁止科學家研究自然，很多教士以研究上帝名義來研究科學，教會資助的大學反而成為科學發展的堡壘。文藝復興之後，人文主義、商業競爭、制度變革、戰爭激勵等多種因素合流終於迸發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科技革命。
可以看出，中西文明內在的文化特質最終深刻影響到了兩種文明和相應治理體系的演化。中華文明形成的同心圓式的文化體系與制度體系同構，從而成就了漫長且穩定的大一統式農業文明的輝煌。西方則由於文化的多源性始終處於內部強烈的文化和制度競爭之中，最終由於多元文明的融合形成了文藝復興以來技術的飛速發展和快速崛起。當然，作為偉大的文明典範，中西文化內部都有追求真理、向善、追求正義美德等共同價值。從未來人類發展來看，在現代經濟社會科技的驅動下，人類文明的大交融是一種歷史必然，中華文化和諧包容向善的精神對於形成多元交匯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治理模式，具有積極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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