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如何看待“四大名著”等通俗文學？教化意義更重於思想批判
一提到“四大名著”這些通俗小說，因為受到很多當下學者的研究影響，總會將目光放在其“批判”的一面。
比如《水滸傳》被認為是歌頌梁山眾人掀起的一場反對壓迫統治的農民起義；《西遊記》的主題被認為是孫悟空這一敢於反抗權威的英雄，在緊箍咒的壓迫下不得不歸順的哀歌。
但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不否認，“四大名著”這些客觀存在的文學作品能體現當時的社會現實，但更應該看到它在不同時代背景下所展現出來的不同內涵。
“四大名著”等通俗小說在古代是一種什麼樣的面貌？
可以肯定的是，古人對於“四大名著”的看法與今天的主流觀點有很大不同。因為現在所認為的那些批判性的思想內涵與古代的社會價值觀相違背，它們不可能體現在這些流行的通俗文學中。
這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邏輯了。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批判性”，在古代是很少有人會認同的，這是當今時代裡對於上一個舊時代的批判，在古典通俗小說中找到了一些所謂的依據。
說得再簡單一點，那就是這些作品的“批判性”來源於今人的解讀，並不是作品本身的主觀意願。
比如說，《水滸傳》的另一個名字叫做《忠義水滸傳》，其所標榜的正是“忠義”色彩，那麼又怎麼可能是讚揚“農民起義”的反抗性呢？
當時的人們認為，朝廷是正確的，皇帝是聖明的，只不過是受到了一些奸臣的矇蔽而已，所以這些梁山好漢們鬥爭的目標是這些“奸佞”，而不是朝廷。
那麼，既代表民心所向，又為朝廷剷除佞臣，這樣的形象自然就會被人所接受，並且在很多朝代裡都流傳著相似的故事。
宋江立起一杆“替天行道”的大旗，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率領眾多好漢接受招安，並且為朝廷南征北討，平息匪患……
這些行為在今天看來認為是“反抗”的不徹底和妥協，但在當時來看這樣的價值觀才是正常的。
一群有能力的好漢，怎麼會去當嘯聚山林的強盜呢？他們一定要以轟轟烈烈的方式來為國為民做一些事情。
像大文豪金聖嘆在編纂“貫華堂”版《水滸傳》的時候，雖然對這個故事進行了腰斬，刪去了後面招安的情節，但其所作的一些批語中也能看出，金聖嘆也認為亂自上生，是由於奸臣當道，矇蔽聖聽，使得皇帝與民間有了隔閡。
這樣的視野其實才是古代人對待在當時流行的作品應有的眼光。
這在其他作品中也能看出今昔解讀的差異來。
比如說《西遊記》裡，當下人對孫悟空從反抗到妥協而產生了惋惜，但在古代卻認為這些人經過了“九九八十一難”，終於修成正果。
也就是說，孫悟空之前的做法是不對的，最後透過自己的努力取得真經，修成正果，這才是正途。
這樣的看法其實更接近於這些通俗作品的初衷，它們之所以能在當時的社會里有流行的土壤，正是因為契合著古舊社會發展的價值觀念。
在古代，通俗作品有著引導社會價值觀的重要作用
古代尤為注重文學對於社會的影響力，從秦始皇“焚書”開始，到漢武帝“獨尊儒術”完成了思想上的統一，歷朝歷代對於民眾思想上的規範就沒有停止過。
這些流行於民間的通俗作品不是鉗制思想，而是因為符合當時民間的價值觀念，所以才能流行。
那麼，這些“通俗文學”必然就有著符合當時社會價值觀的導向作用。
比如說，蘇東坡在《東坡志林》中曾經記載當時說書人講“三國”故事的現場：
聞劉玄德敗，顰蹙而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暢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在宋代，因為長期受著北方金國等勢力壓迫，所以對於“三國”這段歷史的認知中，往往以“蜀漢”為正統地位，反對在北方的“曹魏”政權。
但在此之前，三國時期的正統一直被認為是“曹魏”，蜀漢與東吳都屬於地方割據勢力。
比如說，稱曹操、曹丕一般為“魏武帝”、“魏文帝”，而稱呼劉備就不是“昭烈皇帝”，而是“蜀主”。
這就是不同的時代背景下，透過文學作品來對社會進行價值觀引導的一個經典案例。
讓百姓對於蜀漢政權的同情和尊崇，來使得其對北方政權產生痛恨心理，進而對北方壓迫宋代的遊牧政權產生抵制，這種情緒在南宋時期尤為明顯。
類似的例子還有《封神演義》，幫助周朝的神仙往往一身正氣，而“助紂為虐”的神仙往往都品行不端，其中自然蘊含著“邪不勝正”的浩然氣。
這樣的功用在清代時期同樣非常盛行，比如《三俠五義》中包拯和展昭這一清官加俠客的組合裡，江湖中有正義感的俠士自然會幫助清官斷案，這其實就是樹立了一個標杆，即
幫助清官解決難題是江湖正派俠士的必然行為。
正是因為通俗文學在民間有著非常深厚的土壤，朝廷甚至會透過一場評書、一齣戲劇、一部小說等等形式，如春雨一般對市井百姓的價值觀進行塑造。
比如朱元璋就曾經極力推崇《琵琶記》這齣戲劇，甚至將其抬高到與“四書五經”同等重要的地位，說：
五經、四書，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錯，富貴家不可無。
所以說，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那些在古代同樣流行的作品，其實它們本身就蘊藏著古舊社會的價值觀念，這是不能忽視的重要成分。
而我們從這些作品中得出“批判性”的觀點，比如《水滸傳》的妥協、《西遊記》的反抗，甚至《紅樓夢》中貴族的奢靡等等，都是從當今時代的視野進行的另一個方向的解讀。
這兩種不同的認知，其實都有存在的必要性：
如果要研究當時的社會精神與人文風貌，那麼用封建時代的眼光來看待這些作品就是非常恰當的；
而如果要探討之前封建社會對於人性的影響，那麼跳出當時的思想桎梏，用更高的文明程序來俯視之前的道路，自然就能更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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