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大宋之變的核心人物

【編者按】

前不久，電視劇《清平樂》讓很多人對宋史尤其是宋仁宗時期產生了興趣。那麼仁宗之後呢？宋朝政治為何由盛轉衰？曾為《清平樂》做了部分史料稽核工作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趙冬梅，近日出版了新著《大宋之變，1063-1086》。本書所講的，是北宋政治家司馬光和他的時代的歷史，敘事時間承接了趙冬梅上一本書《司馬光和他的時代》（生活書店，2014年），從1063年仁宗養子英宗委屈糾結的即位開始，一直講到哲宗初年司馬光含恨離世。趙冬梅認為，司馬光是貫穿北宋由盛轉衰時期的關鍵人物。下文是作者為該書所寫前言的部分，標題為編者所擬，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

《清平樂》中的司馬光

荒唐的英宗四年給北宋政治造成了深度傷害，財政困難加劇，官僚集團裂隙橫生。作為英宗之子，血氣方剛的神宗因而揹負了為父親和血統“正名”的責任，必欲“大有為”。開疆拓土、治禮作樂都是題中應有之義，然而財政困窘其奈何？王安石“乃能趨赴，以向聖意所在”（此王安石言王廣淵語，施之安石，當無大礙。《宋朝諸臣奏議》卷一一一，李常《上神宗論王廣淵和買抑配取息》原注，1204頁），施展理財之術，創為青苗、免役諸法，以朝廷而行商賈之事，與富民爭利，多方斂財，乃使國庫充盈，有效配合了神宗的拓邊事業。王安石與神宗先後相繼，變本加厲，“一道德”，“同風俗”，斥“異見”“人言”為“流俗”，棄“祖宗之法”於不顧，自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拜相至元豐八年（1085）三月神宗駕崩，十六年間，“靡然變天下風俗”，把仁宗朝獨立思考有擔當計程車大夫改造成為工具性十足的官僚。理想主義在消逝。北宋前中期朝堂上“異論相攪”的寬容風氣，君主體貌大臣、存恤“大體”的“和氣”氛圍，宰相大臣、侍從臺諫敢爭是非的獨立精神，都在崩解消散中。“危辱時代”即將來臨。司馬光抗爭不得，自熙寧四年（1071）起，退居洛陽十五年，成就了偉大的《資治通鑑》。

司馬光《資治通鑑殘稿》部分

神宗駕崩後，哲宗少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攝政，邀請司馬光還朝主政，更化調整。司馬光對於“神宗的官場”缺乏基本認識，對追隨者毫無約束意願，對國家的實際狀況缺乏調查研究，對政策調整缺乏通盤考慮，無隊伍，無手段，無能力，無經驗，空懷一腔熱血，以皎皎之身投諸滾滾濁流，執政十六個月即抱憾而終，徒留一曲失敗英雄的悲歌。

司馬光身後，官僚集團的矛盾白熱化，陷入“惡性分裂”，宋朝政治跌入“危辱時代”。士大夫因內鬥自我消耗，集體迷失方向，失去了制衡皇權的力量。皇帝和宰相將個人私慾與派別利益置於王朝整體利益之上，朝有弄權之相，國無“大忠”之臣。大宋朝廷失去了調節社會矛盾、應對內外打擊的能力。最終，女真人兵臨城下，結束了這個可恥的時代。

是的，我要講的，是一個有關衰亡的故事，是北宋的政治文化由盛轉衰的歷史，而司馬光是貫穿其中的敘事線索和核心人物。

宋朝歷史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盡人皆知、題無剩義，實際上人們所瞭解的，只是一個從開頭到結尾的簡單輪廓，至於特定開頭是如何走向了特定結尾的，中間過程如何，“相關各方”的選擇如何，彼此間是如何互動的，我們即使不能說是一無所知，也是知之甚少。現時代史學研究者的任務，我以為，就是透過紮紮實實的研究，儘可能地揭露細節，透過細節展現過程，接近真實。

十六個月的“司馬相業”，導致了後世對司馬光評價的兩極分化，愛之者視之為悲劇英雄，不吝讚美；惡之者斥之為頑固保守，大張撻伐。認識分歧冰火不容的雙方，卻擁有共同的認識前提，那便是，這十六個月的司馬光得到了太皇太后的絕對信任，擁有呼吸之間成禍福、改變一切的洪荒之力。

然而，“細節”卻告訴我們，在執政的最初九個月當中，司馬光其實是“什麼也做不了”的。首先，中央領導集體人員構成新舊力量對比懸殊，司馬光一派處於絕對弱勢。其次，神宗元豐改制所創造的“三省宰相制”給司馬光所提供的施政空間極其有限。元豐新制把宰相府一分為三——門下、中書、尚書三省，三省長官俱為宰相，按照政務處理程式分工，中書取旨，門下複核，尚書監督執行。三省宰相中，中書省長官負責上奏皇帝聽取最高決策，穩定擁有議政權，實際上把握著“政治的權柄”；而司馬光只是門下省的第二把手，他的盟友呂公著是尚書省的第三把手。在“三省宰相制”中，根本輪不到他們說話。最後，司馬光和太皇太后都缺乏拋開體制、另起爐灶的能力和意願——太皇太后是政壇新手，初學乍練，缺乏經驗；司馬光骨子裡尊重體制，缺乏像王安石那樣的魄力。這就是“司馬相公”的體制困境。

九個月之後，神宗舊相中最具影響力的蔡確、章惇外放，高層人事調整結束，理應提倡和解，打破新舊間的芥蒂心結，從思想上解放在神宗時代成長起來的絕大多數官僚，集中力量致力於政策調整。然而，大宋朝廷卻無力完成這一轉變。太皇太后在“政治實習”的過程中，與臺諫官之間建立了更為緊密的信任關係。臺諫官的年輩和職務特徵讓他們更傾向於從教條出發，非黑即白，誇大對立，鼓吹仇恨。在臺諫官的引導下，太皇太后的核心關切轉向了自身權威的維護；對於身居高位、更具全域性眼光的宰相大臣，她已經不再信任無間。司馬光的健康狀況江河日下，日益陷入有心無力的境地。呂公著、範純仁極力主張和解，卻無法左右太皇太后。“和解詔書”終於出臺，但卻刪去了最關鍵性的內容，實際上等於一紙空文。在政策調整方面，司馬光的政策主張漏洞百出，章惇的批評合情合理，可是，被“政治正確”矇住了眼睛的朝廷卻選擇“站在司馬光一邊”。被政治糾葛高度扭曲的政策選擇，已經無法因應政府和社會所面臨的真實問題。北宋政治，除了可恥的墮落，不可能再有其他結局。

以上種種，唯有進入細節，才能“看見”。然而，進入細節之後，我們難免會由衷感嘆“偶然”對歷史發展的塑造力。比如，仁宗與英宗的關係，倘若英宗是仁宗親子，或者倘若仁宗對英宗的承認來得不是如此艱難被動，那麼，英宗朝及以後宋朝政治的走向很可能是另外一種樣子。再比如，倘若張方平的父親不是那樣長壽，偏偏在兒子被任命為副宰相之後離世，那麼，以張方平的能力，他一定能擔當起整頓財政的責任來，而王安石也就未必會獲得神宗的信任和重用。仁宗無子是偶然，張方平喪父是偶然……無數偶然的碰撞，最終鑄成了實然，這便是我們看見的歷史。

《大宋之變，1063-1086》，趙冬梅/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