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論|葛亮《飛發》：個體記憶下的世界

談起手藝人，總是不免讓人想起那些頗具傳奇意味的匠心匠技。因此當我們走進葛亮筆下港產的飛發鋪中，時刻轉動的紅白藍燈柱、理髮之時瀰漫的柑葉香精、以及剪髮後鬢角到耳際漸變的青白流線，無一不讓人陷入一種名為懷舊的莫名情緒之中。從“樂群”的一脈相承到“溫莎”的最終關閉，葛亮透過描寫飛發匠與所處空間的休慼與共，為我們勾勒出一個具體的物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個體記憶在與時間的抗爭中熠熠生輝，並以其個體性與具體性抗爭著所謂的遺忘與虛無。

重現過去的真實世界，對於作家而言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剛剛獲得魯迅文學獎的《飛發》正是從看似多餘的名物考據開始，為我們再現了一個物的世界。小說開頭首先為我們交代了有關於“飛發”名稱的來龍去脈。從辛亥革命開始，有了推剪，中國男人才有了今日之普遍髮型。而小說中的飛發一詞正是源於廣府人對於英文“fit”的吸收之中，伴隨著剪髮師傅飛白的特定動作，港產飛發鋪也應運而生。此後小說事無鉅細地描述了飛發鋪所處的地理環境。從樂群飛發鋪帶著煙火氣息的紅磚牆建築，到孔雀飛發鋪，有著：“堂皇的門口，高大的西門汀羅馬柱上是拱形的圓頂，上面有巨大的白孔雀浮雕。”以及坐落於街道的溫莎飛發鋪：“標牌上有一個剪影，是個典型的西方紳士形象。”生活的真實開始凝聚在這一個個充滿懷舊意味的事與物中。

而既然談剪髮，小說中自然少不了對於技藝的描寫。從飛發的暗語到三色燈柱的由來，葛亮努力使得這些細節變得真實起來。在對飛發技藝的具體描繪中，一種特此性在小說文字中得以凸顯。所謂的特此性是指細節能把抽象的東西引向自身，並且用一種觸手可及的感覺消除抽象。比如在小說中我第一次剪髮後發現：“頭髮中間有水墨退暈一般的漸變，從鬢角到耳際，是圓潤青白的流線。”這種飛發的灰度很容易讓讀者體悟技藝的高超之處。而對於整個港島飛發鋪而言，它的這種觸手可及性更多趨向於一種實體——飛發鋪內柑葉精油的氣味、普普風的大幅海報、飛發師傅手中揮動的剃刀，總能讓人處於一種特定的情境之中。

但是它也可以僅僅是一個名字或一則軼聞，在小說中這種觸手可及的感覺也透過“孔雀”這個帶有傳奇意味的名字得以展現。北角一帶的老輩人，談起孔雀，總是有許多可堪回味之處，彷彿那是他們的集體回憶。眾人的懷念首先就為“孔雀”這個故事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小說中的歷史於是沿著“孔雀”故事的盛衰之路浮現出來。在對翟玉成飛發匠生涯的描繪中，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歷史也開始逐漸成形。伴隨翟玉成親自登高，將哥倫比亞祖母綠，鑲進浮雕白孔雀眼中之時，香港也來到泡沫經濟的頂點，而孔雀飛發鋪的消亡同樣也伴隨著數萬香港股民的哀鳴。這種對於遙遠香港歷史的懷舊感最終在偏居一隅的飛發鋪中成為真切的歷史感，藉此我們感受到了一個可以時刻棲息於其中的物的世界。

事實上，對於葛亮而言，單純的懷舊並不是作者的主要意圖。《飛發》中作者刻畫出一個如此龐大的物的世界，更多意義上是為了透過回憶去追尋失去的時間。《飛發》中很多地方都體現了時間的重現，比如翟師傅與莊師傅使用幾十年的德國Boker牌、孖人牌剃刀，以及小說中若隱若現的“孔雀舊人”。小說最終以翟師傅的逝去與溫莎的關閉作為結局，而莊師傅作為老輩僅存的飛發匠，也不禁發出“我的頭髮誰來剪”的疑問。事實上，正如作者所言，面對無法抗拒的世界的新陳代謝，我們只希望這個過程能夠慢一點。因此，《飛發》最終討論的問題實際上是如何以個體生命的具體記憶方式同不可逆轉的時間流逝進行抗爭。對於葛亮而言歷史的意義實際上保存於手藝人的個體記憶之中。這種意義甚至是書中所謂的港島民俗博物館所無法體現的。因為民俗博物館保留的只是公共記憶，但是個體記憶往往存留在博物館的光照之外，它往往存活在街頭巷尾中的孔雀故事裡，更存活在翟師傅與莊師傅十數年的同行相爭中。這種記憶往往被宏大的歷史敘述所掩蓋，但是它卻真正提供著對於香港流金歲月的歷史見證。

書中飛發匠的生存方式實際上具備一種個體性與具體性，葛亮正試圖透過這種特性抗爭遺忘與抽象。正如結尾康仔最終出師，剪髮技術傳承的同時，個體記憶也會隨之蔓延。所以其實莊師傅大可不必擔心，康仔已然接過了屬於手藝人的傳承。到此，我們或許也可緩一口氣，手藝的傳承至少證明了一點，歷史的存在對於現實並非毫無意義，有關時間的細枝末節仍然值得被我們關注，這樣也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