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祖母眼裡的光

祖母眼睛裡的光

我時常懷念我的祖母，懷念老人家眼睛裡的光。

1970年的時候，我從茶場抽回武漢，在渡橋車站當排程，祖母經常給我送飯。老人家總是一個碗裝飯一個碗裝菜，分別用小碗扣著放在竹菜籃裡，上面蓋一條白毛巾。武漢歷史上的習俗稱祖母為“太”。老太手挎竹籃邁一雙三寸金蓮笑盈盈地走進站內，我的同事就一片“太”，“太又送飯來了”，“太您家坐”的聲音。我的太就坐下來一一躬身點頭回應，然後微笑著看我吃飯。我的太滿頭白髮一絲不亂，配上那一雙溫和的眼睛裡發出的慈愛的光，嘴角的法令紋因微笑而舒展，帶得臉上其他的皺紋也顯得很生動。

我的祖母坐在那裡，就是一首古老的詩。

年輕時，祖父在武漢扛活，祖母留守在鄉下大家庭裡，她的婆婆很嚴厲很苛刻。祖母種田種地養雞養豬還要帶兩個兒子，農閒時紡紗織布到深夜。她說總是累得喘氣，餓得前胸貼後背，婆婆不發話就不敢睡不敢吃。後來祖父在武漢得病無人照料，祖母就一根扁擔挑起兩個籮筐，一前一後裝兩個兒子，邁著兩隻小尖腳，走走歇歇，日夜兼程，“走步路”到了漢口，從此在武漢安了家。祖母后來又生了三個伢，有個小女兒叫“多娃”三歲時得痢疾沒錢治拉死了。

“我們的房子附近駐紮有日本兵，用帶電的鐵絲網圍起來。他們總是抓了中國人綁在電線杆上，用沾了水的鞭子抽，放狼狗咬。那個慘叫聲啊，剜我們的心。

“我每天用鍋底黑灰抹臉，故意把頭髮弄亂，就怕日本兵糟蹋。

“日本人在飛機上丟芒槌（以前洗衣用的槌子，就是扔炸彈）炸我們中國人。每回警報一響，我們就嚇得篩，亡命地跑，跑去躲起來。”

有一次她告訴我：一天警報又響了，我們蠻多人躲在一起，你三叔嚇得大哭，旁邊人說再哭我們都得完蛋。我沒得辦法就捂他的嘴，捂得出了血。三叔在一旁很生氣地打斷她：你還好意思說，我的病就是你那時候捂出來的（三叔患有肺疾）。祖母遭三叔搶白，不做聲了。她從父從夫從子。

如今我也白了頭。於是我對著鏡子，也微笑，卻從我的眼睛裡找不到祖母的那種光。我細細品慢慢究。我的祖母未進過學堂，一生勤勞，布衣粗食，從三從四德的牢籠裡逃出來卻又帶著那種教育深深的烙印。祖母一輩子為祖父活著為兒女活著為孫輩活著，就這麼活著活著活成了她自己，因為她想活成這樣的人。她對生活的要求極低極低，吃飽穿暖就行。說來不怕笑話，小時候我有時抱一本厚厚的小說看，祖母很驚訝很羨慕：你會認這多字？！由此她認為我是有“學問”的人，而且我感覺祖母晚年在精神上很依賴我，是一種重看我的依賴。

其實，大字不識的祖母最終活成了我這個識字人的榜樣。

下放時，我把攢了一年的60塊錢寄給她過年。我覺得雖然攢了一年但是這個錢也太少了，不足以表達我的心意。哪知祖母卻高興得流淚了。

工作後，我給她買了一件羊皮襖，她逢人就誇我。可是老人家忘記了，她把我從一歲養到大，其中多麼辛苦，有多少件羊皮襖才能報答這份恩情。

從農村抽回城不久，我們茶場有人抽去讀大學了。我很失落，總為自己時運不濟而懊惱。祖母說，你莫看這裡望那裡好（“得隴望蜀”這個詞她是萬萬不會說的），你就篤實地把你的事做好。

有段時間，我為一些事情悶悶不樂，不想講話。祖母說，我沒得文化，勸不動你，我去把諸葛亮叫來。她總把我的同學朱賀良喊成諸葛亮，她知道我們是好朋友。

結婚後我們住在單位的一個小房子裡，環境也不好，我多有抱怨。她說，蠻好啊。開水到廠裡打，洗衣洗被到廠裡熱水敞著用，還不要錢。晚上在廠裡洗了澡回來只睡。不想做飯在食堂吃，又便宜。她看到的處處是好。

我總不滿意自己的工作，沒出息沒前途又勞累。她說，你看你們現在的日子幾安穩，不纏小腳了，不跑日本人的反了，不怕打仗了。每月到了時候工資就到手了，想吃想穿由自己了。

總之，我所抱怨的生活卻是我祖母夢寐以求的生活。我活得累，是揹負太多。其實祖母應該比我累一百倍，但祖母卻“有覺步”（她把別人說的覺悟聽成了覺步，從此這個詞就在她心裡紮了根）。“知足常樂”這個詞她也不會說，她只會說“看得穿。”

祖母看得穿，與世無爭，世事無求，因此祖母眼睛裡的光是原始的樸素和生性的和善和無慾的淡泊和隨遇的滿足和安世的平靜，其中還有對世界的敬畏和謙卑。老人家的光是慈慈的暖暖的怯怯的但又是剛強的不可藐視的令人尊重的。

我缺少祖母眼裡的光。

修煉吧。仰仗修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