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萬美元換回3億票房，影史最偉大黑幫片是如何誕生的？
現實生活的窘迫不堪常常會給人破釜沉舟般的勇氣和智慧，對於人到中年一事無成、負債累累的作家馬里奧普佐更是如此。
作為一名作家，從人生第一部小說作品開始，接連遭遇數次失敗，可想而知將會面臨怎樣巨大的壓力。
再加上他常年流連於拉斯維加斯的賭場，天天被債主追著不放。
後來，甚至於到了再不還錢就要被黑幫分子弄死的地步，此時的馬里奧普佐已然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痛定思痛的普佐決意創作一部能讓自己賺錢的小說作品，以改變自己艱難的處境。
最終，這部由他拼盡全力鑄就的《教父》，不僅幫助他走出困境，甚至於還成就了他輝煌的一生。
曲折的創作之路
出生於紐約曼哈頓一個義大利移民家庭的馬里奧普佐自幼家庭貧困，然而書籍卻為他打開了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門。
西部拓荒時代的俠客傳奇、印第安部族的紛爭以及俄國作家的小說是他少年時候的最愛。
熱愛閱讀、善於觀察生活為普佐多年以後的文學創作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然而少年時候的才華橫溢並未使得他迅速在文壇脫穎而出，相反卻讓他走了不少彎路。
由於二戰以後巨大的社會變化，傳統小說創作已然變得越來越吃力不討好，晦澀細膩的文字格調越來越難以受到讀者們的青睞。
普佐於1955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
《黑色競技場》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毫無懸念的失敗了。
這次失敗顯然使得他深受打擊，就此中斷了文學創作之路。
多年以後，當他再度鼓起勇氣，堅持自己獨立的創作思想，嘔心瀝血耗費大量心力創作出《幸運的朝聖者》，終於成功引起了評論家的注意，《紐約時報》甚至稱其為“小經典作品”。
不過，對於一部小說最尷尬的事情出現了，《幸運的朝聖者》雖然評價良好，但卻並不暢銷。
中國有句俗話“事不過三”，一般人接連在同一件事情上連摔了兩個跟頭，基本上就得好好反思，另謀出路了。
然而，偏偏馬里奧普佐此時面臨著巨大的生活壓力，由於長期流連於賭場，再加之要養育五個兒女，他債臺高築。
本來想著能夠透過第二部小說的成功改變艱難的生活現狀，結果卻陷入了更加窘迫的境遇。如果說他孑然一人，那他大可一走了之，但一家老小的生計卻明明白白擺在眼前。
痛定思痛之下，他決意再創作一部小說，
既然思想深厚的作品不受待見，那就創作一部通俗易懂的小說，也就是他曾經嗤之以鼻的“馬桶文學”。
沒錢死翹翹
1968年的3月，一箇中年男子在派拉蒙總監羅伯特·埃文斯的辦公室外來回踱步、忐忑不安。
終於，他得到了對方的接見，他拿出一份小說的大綱和上百頁的手稿。
如果對方同意為此預支稿費，並支援他繼續創作這部小說，那麼他就將平安無事。
如果沒有，蜂擁而至的債主很可能會為了追債而不擇手段，甚至是打斷他的胳膊。
所幸，這一次他成功了。
誰也沒有料到，這哥們寫的這本小說會如此受歡迎，以至於1969年3月首次出版的時候剛一上架就被一搶而光。
45歲的馬里奧普佐終於迎來了自己嶄新的人生篇章。
在後來的採訪中，馬里奧普佐曾經表示
“我生活在貧困中，那是幫助我寫作的誘因之一，那是我的生活的出路。”
他撰寫《教父》的時候從來沒有料想到，有一天這本自己用來賺錢的通俗小說，會成為了堪比《聖經》的暢銷書。
今天的人們可能很難想象，如今小說和電影中那些堪稱經典的電影片段和人物形象會是一蹴而就的。
從文字到畫面
小說的巨大成功使得派拉蒙迅速開始了將之改編為電影的計劃，但與小說創作一蹴而就截然相反的是，電影的改編並不順利。
派拉蒙為了這部電影接連找到了多位好萊塢名導，然而都因為這部電影所涉及的黑社會內容而果斷拒絕。
最終，名不見經傳的科波拉由於其西西里的血統以及較為乾淨的簡歷而被派拉蒙看中。
不過，讓人意想不到的是，科波拉最開始是拒絕執導此片的，因為在此之前臭名昭著的美國黑社會已然在普通民眾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科波拉唯恐此片會給他帶來支援黑社會和崇尚暴力私刑的惡名。
不過，所幸科波拉後來發現這部電影的故事可以用來揭露黑暗社會現實，極具諷刺意味，最終還是接下了這部片子。
當然，這是往好聽了說，真實情況是科波拉是被迫接下這部電影的。
由於之前拍電影欠賬的緣故，法院將他的電影工作室查封了，如果科波拉不接下《教父》，那麼他所面臨的將會是傾家蕩產。
科波拉對電影效果的執著追求使得他在與製片方在電影創作上多次爆發激烈的衝突，而這種矛盾甚至一度使得製片方考慮為電影換一個導演。
今天全球數以千萬的“教父”粉絲得慶幸派拉蒙最終沒有中途為電影更換導演，這才有了今天這部享譽世界的電影經典。同時，也為後來的兩部電影續作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經由此片，曾經憑藉
《巴頓將軍》
劇本在好萊塢小有名氣的科波拉再一次讓世人銘記。
用700萬美元的投資贏來超過三億美元的票房收入，這比去年的《小丑》回報率還要高。
《教父》不僅在商業上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功，同時還在當年度的奧斯卡上大放異彩，先後斬獲十一項提名，並最終成功拿下最佳影片與最佳改編劇本兩個獎項。
一部《教父》不僅使馬里奧普佐峰迴路轉般贏來了後半生的衣食無憂，同時也成就了科波拉的好萊塢之夢，
更令人稱奇的是，它還使馬蘭白蘭度、阿爾·帕西諾等演員迎來了事業的又一次巔峰。
極具隱喻色彩的故事
科波拉在拍攝本片的時候，最初設想的是以明快基調的婚禮場面作為開場，然而，一個朋友在看到劇本初稿後，覺著本片應該更加現實陰暗，就鼓勵科波拉用一種更加與眾不同的方式來作為電影的開頭。
科波拉細思之下，也對朋友的建議深以為然。
於是就有了後來《教父》電影開頭，殯儀館老闆亞美利哥深處昏暗中那番以“我相信美國”為開場的極具諷刺和現實意味的開場白。
亞美利哥這句
“我相信美國”
飽含著對美國法律和制度的堅信不疑，正是這份信任使得他在女兒受到殘害後首先想到的不是教父，而是公權機關。
可是結果卻是兇手逍遙法外，受害者依舊得不到正義的結局。
在美國的自我標榜中，自由與民主是最常出現的兩個詞彙，然而這份自由與民主卻沒能夠捍衛正義。
像亞美利哥這樣沒有政治關係的移民家庭依舊要藉助看似黑暗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公平正義。
電影在開場就對殘酷的社會現實進行了鞭撻與諷刺，也使《教父》從一開始就擁有其他早期黑幫型別電影所不具備的思想深度。
《教父》整部電影值得回味與細品的情節頗多，其中有幾處情節即便在今天看來，也依舊十分的高明，值得深思。
電影中，當邁克爾從西西里回來之後，與女友凱有這樣一段對話。
邁克爾說：
“我父親與其他權勢顯赫的人沒有什麼區別，就是那種要對其他人負責的人，像是參議員或總統。”
凱說：
“你不知道你說這些話有多天真。”
邁克爾：
“為什麼？”
凱不假思索地說：
“參議員和總統不會殺人。”
邁克爾說：
“究竟是誰天真？”
參議員和總統真的不殺人嗎？
七十年代的美國不僅和蘇聯鬧著冷戰，而且還身陷越戰的泥潭之中無法自拔，面對數十萬人的死傷，美國國內的政客們卻沒有一個敢於站出來挺身而出，儘快結束這些無味的鬥爭。
相比之下，教父策劃的那些暗殺和槍戰雖然也造成了死傷，然而損害程度卻遠不及那些美國大人物們所發起的戰爭。甚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教父的許多行動與其說是漫無目的地殺戮，倒不如說是尋求正義的一種方式。
無論是由馬龍白蘭度飾演的老教父，還是阿爾·帕西諾飾演的二代教父，都在電影中褪去了警匪片中反派所固有的形象特徵，更像是在殘酷現實面前表現的無比決絕的英雄和勇士，既然制度和規則不公平，那麼他們就創造屬於自己的制度和規則。
本該壞人派的角色變成了故事中的主人公，變成了象徵著正義的一方。
這種荒唐可笑的強烈反差從側面讓觀眾看到時代的黑暗，也不由深思：
當本該是壞人的黑社會已然成為了維護公正的勢力，那麼這個世界又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