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然大悟⑤︱吳國的先王：在說謊與不說謊之間

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知道越王勾踐。一提起勾踐，大家就會想到他臥薪嚐膽、復仇吳國的故事，他也因此成為刻苦自勵、艱苦奮鬥的象徵。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謂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忠臣，給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進諫的印象。但是，如果我們認真品讀《吳越春秋》，就會發現勾踐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們成了兩個說謊大師——在趙曄的筆下，勾踐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說謊才獲得成功的。事實上，說謊的又何止是他倆！從創立吳國的太伯到篡位謀反的闔閭，從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綠葉的漁父，在吳越爭霸的過程中幾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說謊。他們為什麼要說謊？他們怎樣說謊？趙曄對說謊濃墨重彩的描寫又體現了他對哪些問題的思考？換一種角度解讀吳越爭霸，多一種視角理解這段歷史！

也許有人會說，將勾踐和夫差的合而為一多少有點牽強。但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很多看似相反的角色，的的確確是共存的。例如奴僕和君王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在勾踐身上獲得了統一：當勾踐說謊之時，他向夫差展現的是奴僕的身份，但是對於那些越國的臣子來說，勾踐依然是他們的越王。那麼，不會說謊的夫差到底有沒有說謊的基因呢？吳國的先王們用自己的選擇告訴我們，夫差身上絕對可能同時具有說謊和不說謊兩種遺傳因子。

古公和太伯：說謊的先王們

在《吳越春秋》的第一章《吳太伯傳》中，趙曄告訴我們吳國之所以建國，就是由於其創始人太伯的說謊，而太伯的說謊則源於其父親古公的掩飾。換言之，沒有說謊就沒有吳國。趙曄說：

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聖瑞。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勾吳……荊蠻義之。

這的的確確像是一個傳說，但顯然是一個精心雕琢過的傳說，處處充滿了說謊的痕跡。首先是古公並沒有直接對兒子們說自己要把王位傳給誰，隱藏了自己的真實想法。其次，太伯和仲雍對父親的掩飾做了相應的迴應，在父親生病之時找了藉口遠赴荊蠻——採藥之說毫無疑問稱得上是一個謊言。最後，太伯和仲雍在荊蠻還用“斷髮文身”來掩飾自己的身份，“示不可用”表明他們其實是“可用”的，但是要給當地人看起來“不可用”的樣子，這當然也屬於一種偽裝。

趙曄的敘述清楚地告訴我們，吳國的建立就是靠的謊言——當然，我們可以說這是善意的謊言。那麼，為什麼古公、太伯父子都不願意直接交流，而是喜歡用說謊來掩飾自己內心的想法呢？作為讀者，我們看到古公有三個兒子而偏愛小兒子時，很自然地會覺得他是一個偏心的父親；然而，看到古公是在為興王業而作此打算，又會理解他身為君王所做出的選擇。很顯然，對於古公來說，父親和君王這兩個角色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衝突。作為君王，他想要把王位傳給未來的聖王；而作為父親，他應該對兒子們一視同仁。因此，作為父親的古公不能夠直接告訴太伯和仲雍他心中所想。為了在兩個角色中保持平衡，古公不得不掩飾真實的想法，由此而獲得了後世的讚賞。最終周朝和吳國的建立成為了其說謊的最好回報。

同樣，太伯和仲雍也既是兒子、兄長與臣子。作為兒子，他們應該在父親面前盡孝；作為兄長，他們應該和兄弟保持良好的關係；而作為臣子，他們應該優先考慮君王的事業。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他們直接告訴古公自己願意把王位讓給季歷，就會將自己的父親和弟弟置於尷尬的境地；如果他們坦率地說自己前往荊蠻只是為了讓賢，那麼也會背上不孝的惡名。因此，他們選擇假託為病重的父親採藥而遠走，既保持了孝，又不影響忠，可謂是完美地解決了角色之間的衝突。尤其是在古公去世後，太伯和仲雍返回了岐山參加葬禮，之後再赴荊蠻，更是表明他們希望在兒子、兄長與臣子之間做到平衡。作為兒子當然要不遠萬里參加父親的喪禮，但是如果從此就留在岐山，那麼也會對新的君王、他們的兄弟季歷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和壓力。因此他們才獲得了世人的肯定。“荊蠻義之”這一總結非常重要，“義”表明他們的說謊得到了世人的正面評價——也讓我們想到了孟子所謂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適”，而“荊蠻”則表示出於這一目的的說謊被社會所廣泛接受，即使蠻夷也不例外。

更值得注意的是，太伯和仲雍在成功解決原有角色衝突的情況下，獲得了新的角色。在荊蠻之地，太伯和仲雍原本是客。當地的一切習俗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而如果他們不融入於其中則很可能無法適應和生存。因此，他們透過斷髮文身來掩飾自己的身份，希望以“假”荊蠻的身份而不引起當地人的注意，並最終成為真正的荊蠻。在這一過程中，說謊令他們的身份由假變真。在成為真正的荊蠻之人後，太伯又被擁立成為了吳國的君王。因此，說謊最終使他們完成了從客人到主人的轉變，獲得了全新的身份。這意味著說謊在隱藏身份的同時，不但會真正地使想要隱藏的身份消失，而且會使原本虛假的身份成真。從這個意義來說，趙曄的敘述讓我們想起了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名言，“說真話只是在重複過去，而說謊才可以創造未來。”不過趙曄告訴我們，說謊不但可以創造未來，而且可以創造“真實”。

古公、太伯和仲雍之間的配合可以說從另一個角度詮釋了“父子相隱”。“父子相隱”是《論語》中最著名的關於謊言的對話。《子路》篇說：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這是一個有趣的畫面，簡單來說，就是葉公和孔子對直提出了不同的理解。葉公認為當父親偷羊時，兒子向失主證明父親的行為，這樣才是“直”；而孔子則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父子互相隱瞞不說實話才是“直”的體現。歷代學者對此有各種不同的解讀，而對於我們來說，這首先是一個角色衝突的問題，也是一個角色輕重的問題。當社會上的角色和家庭中的角色有衝突時，首先考慮的應該是如何扮演好家庭中的角色。

同樣，為了儘可能地避免角色的衝突，扮演好父親和兒子的角色，古公、太伯和仲雍選擇了“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關於社會角色的定位與衝突，孔子與孟子都有所闡述。“正名”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之一，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表明不同的社會角色應該有相應的社會責任與義務。而孟子則以舜為例，深入地探討了這些角色衝突所造成的問題。在《孟子·盡心上》中，弟子桃應問孟子：“舜是天子，皋陶是掌管法律計程車，如果舜的父親瞽叟殺了人，會怎麼辦？”很顯然，舜的天子角色與兒子角色產生了衝突。孟子認為舜首先要對“殺人”的問題做出抉擇——舜說：“執之而已矣。”根據漢人趙岐的解釋，舜的意思是皋陶該抓就抓。桃應接著問：“那樣的話，舜難道不會阻止嗎？”言外之意是，自己的父親被抓，作為孝子的舜難道不應該有所行動嗎？孟子說：“舜怎麼能夠阻止呢，對皋陶來說那可是職責所受。”桃應又接著問：“那接下來舜又會怎麼做呢？”看著舜被置於兩難之境，孟子給出了最終的答案：“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在孟子看來，大孝榮父，比天下更為重要；而太伯和仲雍的選擇也符合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遵從父親的決定遠比王位本身更重要，即使父親並沒有親口對他們說出他的要求和想法。

可以說，說謊是吳國的傳統，甚至可以說是立國之本。想來夫差也不會不知道祖上的故事，因此他的血液中也流淌著說謊的本能。那麼，為何夫差又會有有話直說的習慣呢？如果說沒有說謊就沒有吳國，那麼不是有話直說的話，也可能就沒有夫差的王位。他能夠當上吳王，或多或少是由於其曾祖壽夢的有話直說。

壽夢：有話就要直說

當公元前561年吳王壽夢臨終之前，所遇到的情況與其先祖古公非常相似。壽夢有四個兒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由於幼子季札賢能的緣故，壽夢想要立他為太子，並且向兒子們直接說了他的想法。季札辭讓說：“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於是壽夢對諸樊下令說：“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回答說：“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壽夢還是不放心，繼續叮囑說：“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於季札。”諸樊再次回答說：“敢不如命？”

壽夢去世後，他的遺願並沒有被實現。壽夢反覆叮囑諸樊要把王位讓給弟弟季札，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季札堅決拒絕即位。季札的拒絕間接造成了吳國最後的內亂。諸樊在不得不繼承王位，臨死前將王位傳給了餘祭，餘祭同樣把王位傳給了餘昧，但是餘昧死後季札仍然不願意為王，於是餘昧之子成為了吳王僚，引發了諸樊之子公子光的不滿。公子光在伍子胥的幫助下刺殺了吳王僚，遂成為吳王闔閭，闔閭將自己的王位傳給了夫差，最終導致了吳國在夫差手中被滅。可以說，沒有壽夢的直截了當就沒有夫差的即位，而吳國最後一系列混亂的源頭來自於壽夢對於太子的選擇。

和他的先祖古公相比，壽夢的有話直說明顯使他沒有處理好父親和君王之間的角色衝突。壽夢和古公的對比是顯而易見的。他毫不掩飾自己的想法，直接表達自己的意願，結果卻受到了季札的拒絕。我們可以明確地感受到，壽夢也許是一個負責的君王，但肯定不是一個合格的父親。作為父親，壽夢既沒有做到對兒子一視同仁，更沒有能夠信任他的兒子。只有在季札面前，他才保持著父親的形象。季札的回答清楚地指明瞭壽夢的問題——為了父子之私而廢先王之禮。他反覆地叮囑諸樊不要忘記自己的命令，這表明他對長子缺乏應有的信任。諸樊在回答也以“臣”自稱，表明在他眼中，壽夢的角色是君王而不是父親。相反，古公雖然想要把王位傳給幼子，卻依然勉力維護著自己作為父親的角色，沒有表示出對太伯、仲雍的不信任。因此，古公的選擇贏得了廣泛的讚譽，而壽夢的選擇則帶來了災難。

更重要的是，壽夢的直接交流方式也扼殺了四個兒子處理好角色衝突的可能性。事實上，季札對壽夢的回答已經超出了一個兒子應有的分寸，他的話更像是一位臣子的進諫。同樣，長子諸樊所極力做好的也是“臣”這一角色。有趣的是，在孟子看來，對舜來說，更為重要的角色是“子”而非君王，而壽夢的兒子們顯然主動放棄了這一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諸樊等人還有一個角色——兄弟。太伯和仲雍透過說謊，巧妙地解決了作為兄長可能給兄弟季歷帶來的麻煩。相反，諸樊只能直接將王位讓給季札，這給兄弟之間的關係造成了微妙的影響，為後來的兄弟鬩牆埋下了伏筆。

壽夢為何會忘記祖先古公的榜樣呢？用其愛子季札的話來說，壽夢此舉“廢前王之禮”，不符合“舊制”。乍一聽季札所說的舊制也許是把王位傳給長子，但諸樊的回答卻暗示“廢長立少”才是他們祖先古公傳下來的舊制，因此壽夢傳給季札並沒有廢前王之禮，季札所反對的並不是父親的廢長立少之舉。那麼，當季札在說舊制時，是否暗示包括謊言在內的委婉表達方是吳國的悠久傳統呢？敢廢前王之禮的壽夢，也許覺得自己已經把所有的角色都扮演得非常完美，不再需要像古公那樣小心翼翼地掩飾自己的想法。於是覺得沒必要對別人說謊的壽夢其實陷入了對自己說謊的窘境。

當我們說壽夢對自己說謊言時，並不是在說他覺得有話直說是符合道德之舉。有學者指出，道德上的假仁假義更多是出於從眾的情緒，而不是自欺。如果說道德是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共識，那麼在壽夢看來，他作出與先人古公不同的決定，絕不是為了符合道德，而是為了挑戰舊有的習俗。因此，當我們說壽夢在自欺時，說的是他自以為有能力擺脫舊俗。這才是壽夢最大的誤判。

闔閭與夫差：學哪位先王

在吳國最後兩位國王闔閭和夫差這一對父子身上，可以說正好分別體現了古公和壽夢的區別。闔閭擅長說謊，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古公和太伯之風；而夫差則多少有些與壽夢相似，他一反父親的風格，喜歡有話就直接說。從這一點來看，夫差是對父親闔閭的徹底反動，也是為了反對父親的“舊制”。他對伍子胥的質疑，也可以歸結為這一點——伍子胥是父親的舊臣。夫差和闔閭之間對比的強烈程度和壽夢和古公之間的對比可謂不相上下。

然而，闔閭和夫差又與先王們不盡相同。和兩位先王相比，闔閭的說謊具有更大的爭議性。在奪取王位之前，闔閭和伍子胥合謀刺殺當時的吳王僚；在奪取王位以後，他設下圈套，在鬧市中舞鶴，騙得看熱鬧的百姓不知不覺地跟著舞鶴之人到了滕玉的墓地中，突然關門讓他們為自己死去的女兒滕玉陪葬。也許闔閭在說謊這一點上繼承了舊制，但是無論對自己的敵人還是臣民，都沒有保持太伯所堅持的“義”，他的說謊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

相反，夫差則不但自己不說謊，而且還會相信敵人的話，對勾踐懷有惻隱之心。可是，壽夢卻是一個連自己長子諸樊都不信任之人，可以說，夫差在自欺上比壽夢走得更遠。他一直告訴自己具有統治越國的實力，完全忘記了自己“競爭者”的角色，因而他的相信別人可以說是極度自欺的產物。

於是，趙曄的敘述留給我們多種的對比：壽夢與古公的對比，闔閭與夫差的對比，闔閭與古公的對比以及夫差與壽夢的對比。每一種對比都非常強烈。在這些吳國的君王之中，也許只有最初的太伯才算得上完美。太伯的子孫各有各的特點，各有各的不足，以至於讓人覺得如果將他們的優點揉雜在一起，方能組成一個十全十美的君王。因此，壽夢試圖改變舊制而不成功，闔閭和夫差各自效顰而不自知，是否標誌著趙曄的一種態度：治理天下的答案，要從先王的說謊中去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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