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變法是在怎樣的時代背景中推進的？康有為為其做了哪些事情？
前言
梁啟超曾經向康有為請教治天下之道，康有為回答說：“以群為體以變為用，斯二文立，雖治千萬年之天下可已，”所變”，即實行變法，所謂“群”，可分三種：“國群日議會，有春日公司，土群日學會。而學會又是前“二者之母”。有為對創學會極為重視，為維新運，“既上求變選於上覆思開會振上氣於下。決心次在京師組學會，以“強學會之日”。他“以為氣乃保國之基磁令各省志士各為學會，以相求”。
開保國會為保國而呼號
率先聯合廣東省在京人士於1月5日，在南海會館成立學會，入會者20餘人。學會成立後“名動京師，在康有為的勸動下，林旭聯合張鐵君等旋京福建省人士於1月31日在福違會館成立國學會。與康關係密切宋伯魯、楊深秀與竹、李等聯合映西、山西省人士於2月8日成立關學會，接著與康“過從密”、曾參加學會的內傳讀楊銳，
也於月同聯合四川省京官於四會館開學會。這些學會與學會“同聲相應”，為保國會的創立打下基礎，作了組織準備。
▲梁啟超
在各省學會的基礎上，鑑於“舉國在於沉舟之下，覆屋之中”，“魚爛瓦解、有若旦夕”，以伸國憤”挽救瓜分危局，於是與盛發起，聯合各省旅京官及應試公車等二三百人開保國會於粵新。康有為《保國會序》，貼在會所，號召志人，合救國，並《保會章程》，揭示開保國會的緣起曰：“本會以國地日，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保全，名為保國會。
”其宗旨是“保國家之政權土地”，“保人民種之自立”“保聖(孔)教之不失”，即“保國、保種教”，“講內治變法之宣”，“講外交之故。
入會者“激發憤厲，刻念國恥”
第一次大會，即保國會的成立大會，於4月17日在宣武門外菜市口南面南橫街的東新館（今南橫街11號，南橫街小學）隆重舉行。是日，“上自二三品大員，翰科道，各部員郎主事各官，外至公車會試之人，下及於在京之行商坐賈，無不畢集”，共有200餘人。
門首“上書特書保國會字樣，會場設在後院樓，樓上樓下坐無虛席，公推康有為等人上臺演說。
康有為“聲色俱厲”，慷慨陳詞，指出中國四萬萬人，如“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真是“奇慘大痛”。回鴉片戰爭以來所受列強的侵略，尤其是近40日列強的要挾逼迫竟達，“來日方長，何以歲”？中國若再不自強，句、越南、印度、波蘭滅亡的命運，必將落在中國身上。進而指出，“救亡天之法無他，只有發憤而已”，“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下之權”。“果能合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為者”中國必能得救。
當他講到悲痛處，“淚隨聲下”，聽眾也“有泣下者第一次大會開後，廣東同鄉守舊派許應騤、兵部左侍郎楊，出面反對開保國會，誣為“惑眾斂錢，行為不正，嚴加斥逐”，不準再在粵東新館開會。
4月21日召開第二次大會，改在宣武門外達智橋衚衕河南會館嵩雲草堂舉行，公推梁啟超等發表演說。他指出“今之憂瓜分懼危亡者遍天下”，但卻不積極行動起來，尋求振救之道，而認為事無可為，坐待列強分割，國家必致滅亡。
假使四萬萬人“各竭聰明オカ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內所得行之事”，必可救國家免於滅亡。號召大家合群開學會，以講求救國之道。
▲康有為
第三次大會假貴州會館舉行，後兩次會“人皆百數”。十八行省除山東之外均有人參加，龍以西廣東浙江為最多。其中的知名人士成積極分子有李端、宋伯魯、陳、楊銳、劉光第、李嶽瑞、徐仁鏡、徐仁錄，以及康有為的門人梁啟超、麥孟華、林旭、梁朝傑、況仕任、龍應中等人。保國會是瓜分危機下的產物，它高舉愛國旗幟，以保國救亡相號召，是一個愛國救亡團體，經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演說之後，“朝野上下，皆惕惕以夷禍為優”，啟迪人們認清當時處於被瓜分的危局，關心國家命運，激發人們的愛國精神，探求救亡之道，起了很大作用。
它是戌維新運動中規模最大，宗旨最富愛國性，影響最深遠的一個學會，《保國會章程》規定：“自京師、上海設保國總會，各省各府各縣皆設分會”，可見康有為是想把保國會辦成從中央到地方，規模巨大的全國統一組織。
初步具有資產階級政黨的形，可惜未實現。保國會開成後，康及其弟子擴大戰果，積極發動各省成立自保學會，浙江、雲南、四川旅京同鄉，相繼分別成立了保浙會、保滇會和保川會，參加人數都過百人，康有為“分日夜之，往各會宣講。”康毅然在大開保會，他的大無畏勇氣，愛國精神，使不少人深受感動和折服。
例如參加過兩次大會的李宣龔在給丁文江的信中說：“、梁諸公乃犯嚴，成此異舉，實在不能不佩。”保國會的活動深深刺痛和激怒了頑固派，徐桐在保國會召開前夕，把發起人之一的李盛找到府邸，“深申之”，致使李在第一次大會時就藉口有事而到。
隨後又“受榮祿之戒，乃除名不與會”。榮祿還對人說：“康有為立保國會，現放許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國尚不芳他保也。其僭越妄為，非殺不可。你們如有相識入會者，令其小心首領可也。”竭盡威脅恫嚇之能事。頑固派紛紛跳出來“交章彈擊”，造謠誹謗，吏部主事洪嘉與指使浙江舉人孫浩，於4月26日上《駁保浙會折》，攻擊保國會顯幹憲典，妄冀非分，務在搖動民心，形同叛逆。“言亂政，莫此為甚。御史潘慶瀾於5月2日上《請飭査禁保國會片》，攻擊保國會“聚眾不道”。“
全臺諸子亦翻然欲與康敵”，李盛鐸見勢不妙，怕禍及自己，馬上於次日上《會黨日盛，宜防流弊折》，參効保國會，“以求自免”。剛毅要査辦保國會，藉以鎮壓日益高漲的維新運動。光緒帝有意保護，他說：“會能保國，豈不大善，何可究耶？”
為了駁斥頑固派無中生有的惡毒攻擊，澄清謠言，康有為將《保國會章程》於5月7日在《國聞報》全文刊登，隨後又登於《知新報》，使世人瞭解保國會的宗旨。5月14日刊登《京城保國會題名記》。為避攻擊，以梁啟超、麥孟華領銜，康名列在第129位。
該報5月19日發表《書保國會題名記後》，讚揚康有為成立保國會，“集謀保國之策”，“不奉朝旨毅然引國事為己任”而且有數百人參加，是前所未聞的盛舉。
▲麥孟華
參加保國會的人本來就比較複雜，在此惡劣形勢下，大都人人自危，不敢再去參加大會，一些商號中人，怕貽害商業，更是提心吊膽。所以保國會開過三次大會之後，便名存實亡，等於無形解散。康有為也因“謗言塞途，賓客至交皆避不敢來，門可羅雀，與三月時成兩世界矣”。
保國會雖無形解散了，但它播下的愛國維新種子，卻在各省落地開花。
康有為認識到要實現維新變法，必須得到官僚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援。他積極開展社交活動，廣泛結交官僚士大夫。長老豪傑，必再三研詰，取西洋鉛筆，一一錄其名，儲夾袋中。
…傾身結納，終日懷刺，汲汲奔走若狂。”京中有愛國心的中小官僚土大夫，尤其是各省來京應試上子，也“爭交康先生”。
他接見來訪人土，“日以數十，戶外履滿”。小小的汗漫舫“座客填塞，應接不暇”。在保國會被効的逆流中，雖一時門前冷落車馬稀，但時間很短，百日維新開始，康有為被光帝接見後，南海會館又熱鬧起來，來訪者比過去更多，“見客益忙”，
透過“傾身結納”官像士大夫，向他們宣傳維新思想，把越來越多的人吸引到維新運動中來。
頒佈《明定國是詔》
1898年夏，經過長期醞釀維新變法的時機已經成熟，具備了由宣傳進入實踐、由零星改革進入全面開展的條件，主要有如下四方面。其一，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激化，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併發，非變法無以擺脫困境。
甲午戰後，不但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城鄉人民的反抗鬥爭也此起彼伏，既有農民、會黨、回民起義，及孫中山為首革命派領導的廣州起義，又有廣泛的反教會鬥爭。
▲孫中山
正如康有為在第五次上書中所說：“亂民動，……亂機遍伏，即無強鄰之逼，揭竿斬木，已可憂危。”使衰朽的清王朝搖搖欲墜。嚴重政治危機的併發症是嚴重的經濟危機，大量賠款，使清政府財政匱乏，民生凋敝，度日維艱。
這一切在客觀上都對變法起了催化作用，險惡的處境使越來越多的人產生變法的緊迫感，“於是國人大譁，志士憤起，痛論變法之不可緩”，推動帝黨試圖從變法中尋找出路。
其二，維新運動起高潮，形成不可止的洪流。維新運動的主帥康有為、從1889年第一次上書開始，竭盡全力發維新變法，至1898年，整整10年、尤其甲年戰後三年。由於他皇持不解，不怕挫折、不安危，勇往直前，透過不斷上書爭取光緒帝轉向變法，廣泛聯絡官僚士大夫，爭取他們的支援，寫變法理論批判守舊思想，創辦學校培養維新志士，發行報刊傳維新思想，
成立學會團結維新力量等卓有成效的工作，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發動相結合，爭取了越來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援變法，推動維新運動一步步走向高潮，變法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至戊成年春夏間，維新浪潮勃發展，不但維新派及其追隨者竭力鼓吹變法，洋務派甚至頑固派的許多人，也相繼提出某些改革的具體建議。據軍機處隨手登記檔記載，從戊戌年初至百日維新前的四個多月中，內外臣工所上有關變法的折片累計達百餘件。在此期間康有為自上奏摺五件，均由內務府錄存於《傑士上書匯錄》卷又代宋伯魯、
楊深秀、陳其璋、徐致靖、文悌、李盛鐸等擬折片10餘件，這些折片反映了康有為這個時期的主要主張。其中最重要的有代宋伯魯擬《請設議政處折》，請學習泰西議院之制，設議政處議行新政，所謂議政處實際上等同於制度局。
▲楊深秀
有代楊深秀擬《請定國是，明賞罰，以正趨向而振國祚折》，代徐致靖擬《請明定國是折》，一再要求明定維新變法為國是，大明賞罰，“宣佈維新之意，痛斥守舊之弊”，明示從違，藉以大力推行變法。還有借進呈《俄彼得變政記》和《日本變政考》、上折請學習俄國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維新，以君權力行變法等等。在康有為動影響下，言官大臣紛紛上奏，提出各種改革建議。
如支援變法的御史王運上《需才孔請傷速設京師大學堂片，御史陳其上《鐵路礦務請廣為等辦折》，給事中國秀上《現錢缺乏，請鑄小銀元折》，出使大臣伍延芳上《請講求西法以備參的片》，道員容上《請承辦津鎮鐵路折》。
務派的廣總督張之洞上《湖北鐵廠歸商辦，請飭各地方官保護折》、《湖北自強學堂廣儲譯才折》及《變通書院章程片》等，河南巡撫劉樹堂上《豫省礦務請歸商人自借洋款承辦折》，順天府尹胡上《請各省設學堂片》、《請撥款添設永定門外電線片》，陶模上《變通武科敬抒管見折》。
甚至連守舊的慶親王奕也上《建立輔學堂折》，總署上《請各省內河均準行駛小輪船片》。
雖然上折的人不一定都贊成維新派變法，甚至反對變法，這些奏摺所提新政建議也大都集中在經濟，文教和軍事方面，基本上沒有超出洋務運動的範圍，但至少他們承認祖宗之法在某些方面是需要改革的，這些改革的具體主張也和維新派的主張一致，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重要的是有這麼多各種不同政治態度的人，上這麼多奏摺，不斷提出各種改革建議，是前所未有的。它反映了維新變法已成為人們普追關注的中心問題，成為一種不可抗拒的社會潮流。
李提摩太形象地比喻說：“維新的運動象是一條融化了的大冰河，或者是開了凍的黑龍江，把巨大障礙的冰塊衝到海洋。
”
其三，帝黨與維新派結合，形成領導變法的基本力量。儘管帝黨和維新派的認識有差異，變法的動機、辦法和目的也有所不同，但積極要求變法，並企圖透過變法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現狀，求富強，則基本上是一致的。帝黨需要聯合當時十分活躍、頗有社會影響的新生力量維新派，壯大自己的勢力，以對抗後黨的壓制；維新派則要援引帝黨作為進身之階，和實現變法夙願的依靠力量，於是，它們在愛國、變法的大前提下，從甲午戰後一步步結合起來了。
其中帝黨的中堅和主將翁同和與康有為之間的相互瞭解、彼此信任，是兩派結合的關鍵。其四，光帝破沉舟決心變法。
▲張之洞
因為變法要依靠皇權自上而下實行，故光帝的態度是能香進行變法的決定因素。如前所述，光帝早在1895年即已擬行變法，由於太后為首的後黨的反對而流產。三年來，上述三方面的變化，出現了“臣民想望，有不可不變之心外，有不能不變之”。
在這樣的形勢下，他在翁同和、康有為的啟迪下，對時局和變法的必要性認識更加深刻。“謂舊法只可治前日之天下，不可治今日之天下”。
不變法就沒有出路，已到了非變法不可的地步。正在北京考察時局的容說：“中國政治上當存亡危急之秋，適維新潮流澎湃而來，侵入北京，光緒帝受此奇異力之激動，遂奮起提倡維新事業。”真實反映了當時的情景。
光緒帝認識到要變法就要學習西方，因而銳意講求西學，所收集新書“內殿為滿”，“遂決變政”。當他受到守舊大臣阻撓時，曾念地說：“你們我講西法，我將要改變(行)西法，汝等共我何？”
1898年1月16日，光緒帝召見軍機大臣時，“頗詰問時事所宜先，並以變法為急”。恭親王為首的軍機大臣們都沉默不語表示對變法的漢視和反對，只有翁同和“頗有敷對，謂從內政根本起”。
光緒帝不顧守舊大臣的阻撓，在翁同和的輔佐下，根據臣工的奏議，逐步試行某些改革。
▲光緒帝 畫像
結語
梁啟超更具體述了此詔書的重大歷史意義，說它“斥墨守舊章之非，著託於老誠之謬，定水火門戶之爭，明夏葛冬裘之尚，以變法為號令之宗旨，以西學為臣民之講求，著為國是，以求眾向，然後變法之事乃決，人心乃ー，趨向乃定。自是天下向風，上自朝廷，下至人土，紛紛言變法，蓋為四千年撥舊開新之大舉，聖謨洋洋，切維新，基於此詔，新政之行，開於此日。”從此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全面展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