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閱讀盤點：在現實與可能之間
2018，依舊是不平靜的一年，富有隱喻性的一年。種種社會事件震驚著人們的心，種種人性真相撞擊著當下現實，困惑與迷惘糾纏在一起，使得生活本身越發含混不清。但好在，依舊有那麼多人帶著反思去讀書，在書桌上讀，在地鐵裡讀，在忙碌中讀，在困境中讀。因為閱讀，我們走向更好的可能。
今年也是新京報創刊15週年的日子。15年來，書評週刊一直堅持獨立思想、公共立場，每週封面專題在保持專業品格的同時，也努力加入對現實的考量。我們所希望的，無非是試圖在這個文字式微的年代裡，用閱讀彌合裂縫，用閱讀理解彼此。今天，我們將2018年《新京報·書評週刊》近50期封面專題一併呈上，與大家一起，在回望中積攢前行的力量。
一月
記憶，作為見證
萊維常被視作二十世紀的但丁，和中世紀的但丁描繪地獄一樣，他以冷靜清晰的筆觸，向讀者還原了納粹犯下的罪行、他們建造的人間地獄。當他最終從公寓的樓梯井跌落，他以此否認了世人稱道的英勇。而他不過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並不高出美德之上：作為歷史的見證者，把良心與美德的反面寫下來。
人類美化記憶的技巧是如此高超。奧斯威辛之後，受難者或死亡或緘默，迫害者則試圖抹滅記憶，所有人都默默選擇忘記以便重新開始，而萊維卻意圖與記憶糾纏到底，記錄無人願意直視的黑暗谷底，與逃避、推諉、狡辯、沉默、遺忘做困獸之鬥，以此抵抗和平年代的淡忘與漠然。
2018年是梁漱溟辭世30週年，今年出版的《梁漱溟往來書信集》收錄了他與師友、家人之間的761封信函。書信的隱私性更能透露著者的心跡，在這些書信裡，我們得以窺見梁漱溟豐富的治學思想、人生哲學，以及對社會的反思。
2018年1月11日是蔡元培誕辰150週年。只有他被北大人稱為“永遠的校長”，因他倡導了一種“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的大學風氣，這兩句話已成為吾國大學精神的代名詞。我們懷念蔡元培，也是在憂思今日大學的未來。
二月
自由，挑戰邊界
從小便池的《泉》到多了兩撇鬍子的蒙娜麗莎《L。H。O。O。Q》，杜尚似乎一直在扮演著一個顛覆者的角色，不僅在藝術內部挑戰繪畫的固有權威，更直指藝術和美本身，不斷突破並拓寬人們對藝術認知的邊界。
在杜尚看來，如果藝術意味著不自由，意味著持守舊的邊界，圈定新的權威，那麼一定需要有人出來打碎這種藝術的幻覺。他拿現成品，拿蒙娜麗莎的鬍子，拿反審美的機器，來衝破這層迷障和捆綁。在他心裡，真正值得追尋的只有自由，完全的自由。
自葉芝在20世紀末發起“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以來，這個國家的文學不但從英美文學中找到了獨立性，而且大師輩出，但這片保守主義濃重的土地對他們並不友好，愛爾蘭作家們擁有著迥異的命運。
狗在十二生肖中排行第十一，忠誠是它在中國文化裡的主要意涵。從1898年至2006年的10個狗年，也多和忠誠有關。但這些狗年事件裡的忠與不忠，已遠遠不是個人間的效忠問題，而關涉中國命運。不誇張地說，這幾個狗年，預示了120年的歷史走勢。
三月
夢與現實的交錯
在近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名單中，總會出現奧爾加·託卡爾丘克的名字，但託卡爾丘克有一個劣勢：在這批名字中，她太“年輕”了。第三部小說《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的出版，讓不溫不火的託卡爾丘克一躍成為波蘭文壇代表人物。從這本小說開始，我們看到典型的“託卡爾丘克風格”——零散的小人物、現實背後的無窮幻想、無鏈條的結構形式。
但新作《雅各書》出版遭到了抨擊，託卡爾丘克在簡單而堅定地迴應了自己的立場後，繼續回到寫作中去。也許對她來說，現實中發生的事情無法用現實主義解決，她須藉助幻想、夢境、碎片去抵達一個更加敞開的世界。在文學的幽林中，託卡爾丘克不是一棵筆直的、參照真理與人性的巨樹，她更像是一朵孤寂的蘑菇，汲取人類無意識的地下養分，在朦朧的暗處朝上生長。
三八國際婦女節之際，我們精心籌備了“女性與歷史”的專題，藉此採訪了幾位專注不同歷史時期婦女史、性別史的女性學者，在當下社會女性、女權的討論紛繁複雜之際，希望能夠透過學者之眼，釐清中國女性在歷史長河之中的生存、選擇和命運。
對於法國小說家蕾拉·斯利瑪尼來說，“女性書寫者”已經成為她的標籤。但僅僅定義為“女性書寫者”又過於狹義，她的作品從來沒有給出過任何答案，而是用現實而冷峻的故事拆解女性靈魂的矛盾。
如今很難再找到第二個作家能引起讀者如此廣泛的關注，一切圍繞著村上春樹的東西，都變成了無法避免的焦點。今年，透過新書《刺殺騎士團長》，爭論之劍又一次指向了村上春樹。
鄭天挺留下的1938年至1946年日記今年出版，為我們瞭解西南聯大提供了更多細節。《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的聯大，不再是想象中的神殿，而是可感可觸的實體。
四月
愛與淚，閱讀與可能
見證、寫作、敘述——這三者凝聚成了格羅斯曼的寫作靈魂。在所有以色列作家中，沒有第二個人像格羅斯曼那樣渴望敘述，渴望讀者。格羅斯曼筆下的人物遍佈“淚痕”。他們彷彿時代的畸零者，用自身的破碎印證著歷史的傷痕。
有時我們能感覺到，愛和淚是特屬於格羅斯曼的溫柔，他希望用愛去保護一些願景，用眼淚去見證真實的東西。但在現實中，後者總是更加凝重，令人窒息。“作家的職責是把手指放在傷口上”，這是格羅斯曼寫作的信念，“提醒人們不要忘記人性與道義問題依舊至關重要”。
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為此我們準備了一份特刊。這個“世界讀書日”，我們不做概念營銷，而是走近真正懂書愛書的人。我們希望做的，無非是從漫天繁星中，找尋到閃光的那幾顆。
近幾年，博物類圖書的出版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熱潮。我們關注那些進行“在地”博物書寫的作者，他們安於一方鄉土，耐心於細緻的自然觀察和第一手資料的記錄，並從其中感知到自然的豐富和自我的充實。跟隨他們的腳步和文字，或許能抵達另一種城市生活的可能。
五月
思想從來不是件簡單的事
彼得·沃森並不是傳統意義上學院派的歷史學家。他在西方知識界被稱為思想史學者，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在21世紀初先後完成的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史著作：《20世紀思想史》和《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
四十年間著書近二十部，今年已經75歲的彼得·沃森，寫作輸出仍然維持較高的強度。沃森是一個願意全情投入、花大力氣做事的人，無論什麼題材的書寫，他都希望竭盡所能掌握細節，做到儘可能全面完整的呈現，所以做他的讀者並不簡單。但思考和閱讀本來就不是件簡單的差事。
孫冶方追求經濟理性的努力、智識和勇氣，都是值得被尊重的遺產，留給經濟學同行，也留給其他懷揣理想的思考者。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亦是孫冶方誕辰110週年，我們由此出發去回述和理解他，他的榮光，還有他的困境。
恐怖是如何一步步“侵入”我們體內的？回溯歷史，恐怖輻射出了大量文學衍生作品。我們重新走進恐怖文化的不同階段，揭開這個讓我們又愛又怕的神秘世界的面紗。
今年，大批聚焦老齡化的書籍出版。我們梳理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幾本，採訪了《當世界又老又窮》的作者泰德·菲什曼，以及中國當下關注這一問題的人口學家、社會學家、參與公共政策分析的學者。衰老不可抵擋，當這一天終於到來，我們是不是有足夠的力氣去應對？
六月
重返歷史現場
松筠庵、仁壽殿、菜市口和東交民巷，乍看起來這些地點似乎毫無聯絡，但在120年前，它們卻被一起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聯絡在一起，成為這一事件上演的重要舞臺——戊戌變法。
但如今，因為被賦予的意義太過豐富和偉大，它也被披上了神話的外衣。許多歷史細節被遮蔽、扭曲和變形，讓它離真相越來越遠。那麼，1898年的那個夏天究竟發生了什麼？回到歷史現場，才能讓我們真正理解這場運動的意義和價值。
今年，歷史學家範岱克的《廣州貿易》、政治學家蕭公權的《中國鄉村》、漢學家歐文·拉鐵摩爾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出（重）版，他們的著書主題由南向北鋪陳，通過歷史細節呈現被“現代文明”衝擊前夕，清廷所面臨的“失控”危機的挑戰。
1998年，當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大多數讀者還對他十分陌生。但在今天，他的小說被不斷譯介，S碼書坊6月首次出版了薩拉馬戈的小說集，透過《石筏》《洞穴》等作品，薩拉馬戈身上的迷霧，應該被更清晰地揭開。
我們每個人都曾當過孩子，小時候大人往往會說：“不要做‘壞孩子’”，“再這樣就不是好孩子了”。可究竟什麼是“壞孩子”？“好孩子”和“壞孩子”的標準是什麼？完全意義上的“好孩子”真的存在嗎？在許多經典童書中，都有“壞孩子”的形象和他們的種種“惡行”，但為什麼他們卻擁有長久的藝術生命力？
年中的時候，我們從成千上萬本好書中遴選出60本好書以饗讀者。我們不願單純將這次篩選作為一次媒體推薦，為每本書撰寫誇讚之詞然後推向市場，我們更希望以此為契機，重新講述我們對於好書的理解——不在於故事的好讀，不在於表達的通俗，更不在於有多少人正在購買和談論它，而在於這本書將讀者的理解力擴充套件到何種程度。
七月
世界善惡的明晰
約瑟夫·羅特，一個生於奧匈帝國的猶太人，受過良好的德語教育，還是優等生，平坦前途本應可期，卻因1914年的那場著名刺殺事件改變了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戰規模巨大，共約6500萬人參戰，羅特便是其中之一。戰爭結束後，身居柏林的羅特第一時間選擇了離開，開始流亡生涯。
流亡中，羅特逐步建構起自己的“哈布斯堡神話”，核心之作《拉德茨基進行曲》帶著緬懷之情展現了帝國衰落的過程。這被當時很多人詬病。但羅特所希冀的，不過是尋求一個多民族可以共存、有著明晰善惡標準的生存之地，即便如今，這也是世界仍需面對的問題。羅特去世後，其作品在德國遭遇了長時間的忽略。如今中譯本的推出，無疑拓寬了我們對德語文學瞭解的廣度，這位可與最優秀德語作家齊肩的人，在死後多年豐富了文學以及文學史。
2018年的世界盃在俄羅斯舉行。作為東道主的俄羅斯創造了新的歷史，再次強化了俄羅斯在國人心中的“戰鬥民族”形象。但試圖據此來捕捉俄羅斯的面貌依舊是困難的，即使對於那些長久居於其間的俄羅斯人民來說，它也是一個難解的謎。
從上世紀70年代起，葉企孫逐漸被世人遺忘。但我們本不該遺忘他，尤其在何為教育、何為大學依然如迷霧般亟待明辨的情況下，他的一生事蹟依然具有典範意義。2018年7月16日，恰逢葉企孫先生誕辰120週年，我們推出此專題，以資紀念。
2018年1月，劉緒源先生因病離世，他的《文心雕虎》也像一盞燈火，安靜地點亮在童書商業大潮的一角。我們需要劉緒源這樣一盞燈火，雖然燈火退隱後，它便很少被人記起，但像水果一樣的豐潤多汁的兒童文學卻因此留在我們的記憶中，奠定我們一生的精神基調。
八月
怪由人生，見怪不怪
尚奇好怪，乃是人類的共同心態。為了能夠描述那些難以理解、莫可名狀的奇異事物，“妖怪”這個詞被創造了出來。它們的存在，雖然違揹人類對萬物秩序的正常理解，而被定義為反常。恐懼、好奇、不安與困惑是它們帶給人類的觀感。儘管人類希望與它們劃分邊界，涇渭分明，但這些妖怪卻不斷侵入人類的領域。
人類與妖怪相對，反常與正常相生。妖怪本就是人類的一部分，只是人類將自己反常的一面外化為與自己對立的妖怪，以此定義人類的正常。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理解妖怪的真正意義：怪由人生，見怪不怪。
今年，由徐克導演的《狄仁傑之四大天王》熱映。影視劇中的武則天形象，被不同的導演和演員反覆加工演繹。大眾對歷史人物武則天的瞭解，許多都是透過影視作品實現的，其中不乏各種浪漫化或妖魔化的想象，與真實的歷史相距甚遠。究竟歷史上真實的武則天是一個怎樣的女性？
“反智主義”這個詞近幾年火了。究竟什麼是反智主義？誰又有權定義何謂“智識”？技術進步在反智時代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我們的電影又如何呈現這種反智？本期專題，我們從歷史脈絡及當今急劇變化的社會文化之中，重新理解“反智時代”背後的諸種問題。
8月15日，2018年上海書展在上海展覽中心開幕。書展活動圍繞“旅行”展開，我們也以此為契機，與讀者探討旅行的含義。
九月
肉身的漂泊與精神的安放
奈保爾這位新世紀首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在85年的生命旅程後，於8月11日離開了人間。“旅程”一詞，在他人也許僅是隱喻，而在奈保爾，卻是真實的寫照。奈保爾像極了四處漂泊的流浪者，而這種“漂泊”不只是物理意義上的，同樣是文化意義上的。
歸屬感的缺位讓奈保爾習慣站在多種文化的邊緣，冷靜審視文明的衝突。旅行帶給他的不是世界美景，而是文化政治宗教之弊病導致的憂思。正是這個漂泊者，不囿於某一種文化而凌駕多種文明之上，用冷酷的批判不斷提醒我們，這個世界——而非某一或幾個國家——的弊病還太多太多。藉助他的超脫視角，我們得以看到更多。
房租年年漲，今年格外高。從19世紀至今，住房問題與現代城市的發展相伴相生。大城市從來居大不易。歷史上，“城市”形象始終與“烏托邦”形象糾纏在一起；人們對於理想住房的判斷，透露出人們對於理想社會的定義。
八十年來，享受過熱鬧與追捧的張恨水，也受盡了冷落與寂寞。今天，我們有可能撥開層層的簾幕，認識一個獨立的、真實的作家兼報人張恨水嗎？我們能給總是難登大雅之堂的“通俗”，不概而視之的公允對待嗎？今年，由解璽璋撰述的《張恨水傳》出版，我們也借這個機會，再一次回看張恨水的文學世界和圍繞他的紛雜評說。
現代儒學歷經百年，崎嶇波折，如今再浪漫的設想也創造不出可能性讓儒學重返“經”的巔峰。這是任劍濤的判斷。今年他出版了《當經成為經典》，以中國現代化為主軸，從學理的角度提出，儒學更重要的問題是怎樣作為一種經典思想資源參與這一程序。我們由此再出發，重新理解儒學的浮沉興落。
一本名為《六》的書講述了一個日本人在中國大理親近自然的故事。看起來，這似乎是一個“歸園田居”的古典故事傳承，但其實它是一個有著某種造夢意義的、異質的現代故事。因為在當下中國，它竟然對很多渴望成功的人們構成了治癒。六的故事，不但給了作者一個釋放自己的出口，也給了我們一個想象自己的入口。
十月
墜落和上升含混難辨
四年前，2014年10月31日凌晨，詩人陳超從公寓十六樓跳下，墜落在水泥地面，在詩歌界引起震動。因他離開的方式，他的死在讀者中引起種種猜測：抑鬱症、先天智力障礙的兒子造成的生活壓力……此外還有關於“詩人之死”的討論。然而，就像陳超好友、詩人王家新所說，他並不想把陳超的死與“詩人之死”扯在一起。“自殺”也是永遠無解的謎。
四年後，陳超學生、詩評家霍俊明用一本傳記《轉世的桃花：陳超評傳》給了我們契機。在1993年的詩中，陳超寫道：“墜落和上升含混難辨，但我的旅行存在於另外的向度。”也許，他現在就在“另外的向度”存在著，這一向度，可能就是他的詩歌，他的詩學。
加拿大作家揚·馬特爾是一個擅長使用動物來處理複雜問題的人。有時，我們能從揚·馬特爾創造的動物中看到相互衝突的意味，它們的身上也存在著複雜的人性。
沒有人能展示一幅明治維新的全景，圍繞這場改變日本國運的歷史變革，已經有太多種視角可供選擇。但無論視線如何交錯，最終都會匯聚到明治維新這個原點上。然而，有沒有一種可能，換一種全新的視角，把視線稍微偏離一下，讓它不再瞄準明治維新這個靶心？
十一月
寂寞的玄色宇宙
朱西甯，對絕大多數大陸讀者來說，是個陌生的名字。朱西甯的名字亟待被重估，不僅是他的作品、他的人，還有他的生命理想。臺灣作家張大春曾在電臺節目《小說大學》中重讀朱西甯時感慨不已：“時至今日，我們已經來到新世紀的第十八年，才回過頭來討論朱西甯在四五十年前的作品，使我不免有遲到的歉然之感。”
是的，我們對於朱西甯的認識，的確是遲到了。但只要不因種種武斷過時的標籤與遺忘的巨大慣性而拒絕去認識，猶未晚矣。
上世紀20年代，“子愷漫畫”是“漫畫”二字在中國流行開來的開始，但直至今天，豐子愷的漫畫也仍顯得獨一無二。在豐子愷120年誕辰之際，我們用這個專題紀念豐子愷，也同樣紀念他終身所信仰的童真、藝術與慈悲。
今年，劍橋大學海洋史教授大衛·阿布拉菲亞所著的《偉大的海：地中海人類史》引進中文版。這部個人學術生涯的總結性著作，或許是第一部完整敘述地中海歷史的作品，被歷史學家蒙蒂菲奧裡稱之為“一部扣人心絃、富有世俗色彩、血腥、妙趣橫生的人類歷史”。
我們對食物的依戀和記憶，寄託在看似最習以為常的食物中。它誕生於匱乏的古久時代，經歷一代代先民胼手胝足的加工摶塑，成就了日常生活中歷久彌新的古老味道，也將這種味道深深根植於這個古老國家大眾文化之中。
十二月
閱讀，不曾缺席
又至一年歲末，又是一年好書評選。今年，《新京報·書評週刊》十五歲了，回頭望去，十幾份“年終總結”在一起，已然形成了一份關於文化和思想變遷的時代記錄。我們慶幸自己不曾缺席，有些東西始終不曾改變。
給我們帶來最真切欣慰的，是讓一本又一本的好書抵達了它的讀者，是幫助那些渴求理性和思考的讀者與他們的人生之書相遇，是讓多一些人感受到、並且和我們一樣去相信閱讀的力量。這種力量不一定能給現實帶來什麼迅疾的改變，但卻能長久地在我們自己的內心滋長，成為人生的底色。
歷史作家蒙蒂菲奧裡就像是媒體發達時代的“說故事的人”，在他筆下，那些宮廷內闈裡的情慾爭鬥和外交事務上的鐵腕政策，以並不久遠的歷史痕跡，暗合著我們時代的隱秘情緒和社會心理。
米沃什的人生故事和20世紀的故事幾乎同步。但和“20世紀”的故事同步卻意味著更多更重要的內容，而這內容的色彩是憂鬱。米沃什的寫作是一種抵抗，也是一種拯救。他最終拯救的，是我們本不應迷失的頭腦，及靈魂。
上海意味著什麼？上海人意味著什麼？昔日之上海又在何種程度上塑造了今日之上海？今年，幾部關於民國上海的著作相繼問世，它們從各自的迴路中返景，組成了一條關於近現代上海的獨特光譜。
晚清最後30年是畫報的年代。畫報的出現和盛行，使得中國民眾第一次可以透過影象來知曉時事，瞭解新知。藉由陳平原新書《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的出版，我們回到晚清畫報裡的歷史現場，試圖解開種種困惑。
作者：楊司奇 整理
編輯：安安、徐悅東 校對：李立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