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還記得《金瓶梅》中的應伯爵嗎？他是千古清客之聖

《金瓶梅》中被稱為“千古清客之聖”的幫閒應伯爵，在歷來論者的筆下都被描繪成一個可恨可惡而又可憐可悲的無恥小人，新時期金學也是如此。早在 1980 年，朱星教授在文革後首部金學著作《金瓶梅考證》中，便毫不客氣地將之定義為幫閒幫兇的代表，指出“（應伯爵）是一個極醜惡的人物……像他這樣的幫閒幫兇，怎能有好下場呢？”寧宗一在其著作中言辭則更為激烈，他認為應伯爵實在是“人類的渣滓，道德淪喪的產兒”，是一個出賣靈魂，助紂為虐的丑角。確實，從小說中應伯爵的表現來看，他似乎是一個不能不使人感到可憐、可悲和可恨的畸形兒。

然而以上論斷是否中肯卻著實是令人懷疑。作為周旋於達官貴人身邊的成功幫閒，伯爵確實可憐可悲，卻並非如某些評論家筆下所寫的那樣可恨可惡。現在亦有論者提出伯爵不是大惡之人，他是“只醜不惡”的角色，更有論者坦然承認自己在閱讀《金瓶梅》時喜歡伯爵。筆者雖未必如後者這樣激進，但亦對應伯爵這個塗滿喜劇油彩的人生戲臺上的丑角惡感不強。他的追歡買笑只是為了在有權勢者的旁側尋得一杯殘羹，以便養活自己、維持生計，比起後者單純為享受或投機鑽營而尋歡作樂、紙醉金迷，似更可原諒。有論者指出伯爵的身份實是個落魄知識分子，而晚明時期這類八股取士體制下的產物大多懷才不遇、牢騷滿腹；然而他們除文墨外一無長技，境況甚是淒涼。若要在這樣的處境之下生存，恐怕仰人鼻息是伯爵輩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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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伯爵的無奈與隱痛後，他在此種心態的影響下所萌發壯大的喜劇性格的複雜特點即可一目瞭然了。一言而蔽之，伯爵的喜劇性格因人而異。

首先，面對西門慶等有權有勢之人，伯爵作為一個喜劇人物的主要表現就是見風使舵，給予他們召之即來的百般幫襯以及無所不用其極的拍馬奉承。他善於尋找、製造尋歡作樂的機會和氣氛，並藉此證明自己作為娛樂大眾的一份子而存在的價值。在西門慶等為滿足自己的聲色本能而進行訪妓、飲酒、聽唱等娛樂活動時，伯爵所要做的則只是抹去自己的性格，將自己變成一面“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隨主人指令而動的鏡子。當然，這不是一個輕鬆的任務。伯爵嬉笑間就完成了這一極富難度的工作，證明了他談言微中能亂異同的清客之聖的身份。在與西門慶在一起的場合中，伯爵的機智油滑的喜劇性格又表現出諸多不盡相同的特點。

第一，以說笑為主的辭令妙品。在第二十一回《應伯爵替花勾使》中，西門慶發現自己包養的雛妓李桂姐暗接其他客人後大怒，與之反目後歸家，應伯爵便與謝希大在收受了李家賄賂後前來充當說客，以一派伶牙俐齒的說辭來勸說二人和好。細究內涵，這通辭令頗具喜劇韻味：

（二人）說道：“哥昨日著惱家來了，俺每甚是怪他家。從前已往，哥在你家使錢費物，雖故一時不來，休要改了腔兒才好。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蠻子！冤家路兒窄，又被他親眼看見，他怎的不惱。休說哥惱，俺每心裡也看不過，盡力說了他孃兒幾句。他也甚是都沒意思，今日早請了俺兩個到他家，孃兒每哭哭啼啼跪著，恐怕你動意，置了一杯水酒兒，好歹請你進去，陪個不是。”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我再也不進去了。”伯爵道：“哥惱有理。但說起來，也不幹桂姐事。這個丁二官兒，原先是他姐姐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他鄉里陳監生船上，才到了不多兩日。這陳監生號兩淮，乃是秘山省陳參政的兒子。丁二官見拿了十兩銀子，在他家擺酒，請陳監生。才送這銀子來，不想你我到了。他家就慌了，躲不及，把個蠻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告不曾和桂姐沾身。今日他孃兒每賭身發咒，磕頭禮拜，央俺二人好歹請哥到那裡，把這委曲情由也對哥表出，也把惱解了一半。”西門慶道：“我已是對房下賭誓，再也不去，又惱甚麼？你上覆他家，到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委的不得去。”慌的二人一齊跪下，說道：“哥甚麼話？不爭你不去，既他央了俺兩個一場，顯的我每請哥不的。哥去到那裡，略坐坐兒就來也罷。”當下二人死告活央，說的西門慶肯了。

伯爵等首先宣告自己已然責備了李家替西門慶出了口惡氣，從側面滿足西門慶的虛榮心；再擺出監生、參政這樣絕非等閒的有身份者，以勢利打動西門慶，一番裝腔作勢後最後才以自己的身份來正面規勸西門慶。然則他的這一番巧言令色其中可有幾分是真？似乎是與伯爵這番言論相對應，作者在第三十回末尾透過一段聳動視聽的對話，揭露了桂姐及其鴇母在事情敗露後的滿不在乎以及丁二官兒膽怯畏縮的表現；由此可見，桂姐等既不會有什麼悔罪發咒之行，丁二官兒也不會有什麼可依傍的勢力，所有出自伯爵口中的一切都是他的向壁虛設。然而，這番可笑的謊言卻恰恰打動了自視甚高、熱衷權勢的西門慶並終將其說服。我們從字裡行間除了可以窺見作者對裝模作樣的西門慶前後不一之行的諷刺之意外，也不難感受到伯爵以辭令見長，善以說笑化解矛盾的喜劇天賦。

第二，以滑稽為主的奉承吹噓。伯爵作為人生戲臺上塗滿油彩的丑角，其最為出色的喜劇表演自然是以各種以局外人相觀頗為滑稽可笑的奉承吹噓的行為。第三十回中韓道國因西門慶為其妻出脫之故買禮物來謝他，為西門慶留下飲宴，後者請來伯爵與希大前來作陪。此時，應伯爵表現出了他能識趣會幫閒的特點：他先是要西門慶新寵書童化成女妝出來唱曲並大加稱讚，利用這種脫離生活常規的悖謬情境製造出令西門慶因意想不到而喜不自勝的喜劇氛圍，使眾人緊張興奮；後又持骰子行酒令，以一個頗合西門慶脾胃的複雜酒令來讓眾人作出搖頭晃腦咬文嚼字的姿態，從而將飲宴氣氛放鬆下來。一張一弛間，單純的尋歡作樂也變得不那麼乏味了。這處精彩的描寫，再一次成功體現了伯爵的“善識頭勢”的喜劇特點：他不僅可以製造喜劇，還能夠掌握喜劇發展的量度變化，無愧清客之聖。

第三，以自我解嘲為主的“含淚的笑”。伯爵的這一類喜劇表演，大多是為實現自己的個人目的而不得已而為之的。第六十七回中應伯爵所討婢女生子，他無餘資照料不得不來求西門慶，歷來論者只看到伯爵甚是不堪地貶低自己而視之為奴才輩所為，進而對其大加貶斥，卻忽略了內中的隱情。實際上，伯爵這種自輕自賤之行是因為西門慶之子官哥甫因急病而亡，他唯有如此方能不觸痛西門慶，令其減弱對後裔之事的敏感。我們且看伯爵對自己的窘迫境狀的一番自嘲：

（伯爵道）：“哥，你不知，冬寒時月，比不得你每有錢的人家，家道又有錢，又有若大前程官職，生個兒子上來，錦上添花，便喜歡。俺如今自家還多著個影兒哩！家中一窩子人口要吃穿盤攪，自這兩日媒巴劫的魂也沒了。應寶逐日該操，當他的差事去了。家兄那裡是不管的。大小姐便打發出去了，天理在頭上，多虧了哥。你眼見的這第二個孩子又大了，交年便是十三歲，昨日媒人來討帖兒。我說：早哩，你且去著。緊自焦的魂也沒了，猛可半夜又鑽出這個業障來！那黑天摸地，那裡活變錢去？房下見我抱怨，沒計奈何，把他一根銀插兒與了老孃，發落去了。明日洗三，嚷的人家知道了，到滿月拿什麼使？到那日我也不在家，信信拖拖，往那寺院裡且住幾日去罷。”

我們常常看到伯爵與身為富戶的西門大官人等一起玩耍飲宴，似乎他的生活頗為優裕；然則只有從這裡，我們才真正瞭解到他家中的窘境和他難以言表的苦衷。此處伯爵的笑，實則只是一種含淚的笑；諂媚做作並不是伯爵作為一個複雜喜劇人物的全部。正如寧宗一所言，作者“在用諷刺揭示醜類們的卑劣心靈的同時，還以同情的筆觸深入挖掘其精神世界的另一面，在‘小丑’的面孔上塗上一層淡淡的悲劇色彩，使人們笑過之後有痛苦的沉思”。

第四，以譏刺揶揄為主的牢騷。應伯爵與西門慶間並非鐵板一塊，身份地位的不同，使得二人之間的矛盾碰撞不可避免。應伯爵作為一個喜劇人物，往往使用奉承中夾帶諷刺的手法恰如其分地處理這類矛盾。第六十九回中，西門慶為求一己之利聽信妓女鄭愛月之言，懲治了與王三官在一處的幫閒，砸碎了本和自己及伯爵是結拜兄弟的祝日念與孫天化的飯碗，深感兔死狐悲的應伯爵找上門來，一番話道破了西門慶的用意：

（伯爵道）：“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著起來，不告我說。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孫走了，一個輯事衙門，有個走脫了人的？此是哥打著綿羊駒驢戰，使李桂兒家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多拿到衙門去，彼此絕了情意，多沒趣了。事情許一不許二。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著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若明使函了，逞了臉，就不是乖人兒了。還是哥智謀大，見得多！”

毫無疑問，這是一段當作兩層讀的語言。表面上，伯爵是在誇讚西門慶將與之作對者玩弄於股掌間的能力和手段；然細細讀來，這番話的字裡行間卻表露了深深的辛辣與不滿：須知伯爵之於西門與祝孫二人之於王三官並無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則西門驅散二人的所作所為將伯爵置於何地？繡像本無名評點者意識到了伯爵的性格中深藏不露的另一面，在此作眉批道：“一味諛奉，微帶三分譏刺。”可謂深解作者之意；而文龍卻對此視若不見，輕描淡寫地批道：“（此處）令人不願看，不忍看，且不好看，不耐看真可不必看。”且煞有其事地分析其因道“此作者之過也”，想是未曉箇中三味。

其次，對於李桂姐、鄭愛月等妓女，伯爵的喜劇性格主要表現在與她們之間的相互調笑諷刺之上，這種語言上的唇槍舌劍與西門慶的皮鞭棍棒等遙相呼應，堪稱是一種語言上的“軟暴力”。這種充滿暴力性質的調笑既有借所謂“不褻不笑”之例以取悅西門慶的一面，又有為自己的利益和某種幾乎難言存在的可憐的尊嚴所著想的一面。由於伯爵與桂姐愛月等人的口舌之爭大多是藉助笑話這種特殊文體而展開的，筆者將在後文討論笑話之處另闢專節加以詳述，此處不贅。需要指出的是：伯爵與桂姐的這種帶有諧謔特點的調笑捉弄佔用了書中前八十回的頗多篇幅，固然像多數論者所言的那樣，揭露了幫閒和妓女這兩個職業的罪惡與不堪，但筆者認為，它們同樣表現了小說的另一個寫作特點，即“為人物作影”。

伯爵對妓女的言語暴力與西門對妓女的行為暴力一一契合並對應，話語上的爭奪較量使話語本身沾染上一種並不明澈的喜劇色彩，而這種略顯曖昧的喜劇描寫恰恰被作者捕捉並利用，將其與文中被異化的情慾描寫加以對比使之互稱，伯爵眾人言語上的喜劇描寫將西門慶相關行為上的情色意象及誨淫趨向遮蔽並消解，把讀者經作者挑逗而產生的對情慾快感的熱切期望壓制下去。同時，在讀者及作者眼中，西門慶的類似行為喜劇性也很強。這種情色行為中的喜劇效應雖然輕浮喧鬧，卻顯然比單純的兩性描寫更具意義。因此，伯爵面對妓女這一群體所表現的喜劇特點值得重視：橫向上，西門與伯爵兩人一正一側、一明一暗相互映襯，縱向上兩人的所作所為則形成了綿亙於長文之中的兩條時而交叉時而平行的交錯不定的敘事線索，內容上的同形同構效應使小說文字騰挪有致，搖曳多姿。

最後，對於西門府外有求於己且與己地位相近甚至不如自己的市井細民，伯爵的喜劇性主要建立在讀者對這一人物的評價和認識而不是作者給予其的諧趣描寫上，意在文外而非瓶內。在伯爵與此類人物交往時，他作為一個文學人物，並未表現出過多的喜劇性格。文中雖然此類描寫較少，但我們仍可從某些片段覓得端倪。

在小說的第三十四回、第五十六回、第七十二回的故事情節中都曾出現諸如韓道國、常時節、李銘等與伯爵地位接近的社會底層人物因有求於伯爵而向其送禮，以希他能夠於西門慶面前講說人情的內容。且看伯爵在這些場合的表現。第三十四回中韓道國因王六兒偷情被提，不得不向伯爵求情：

（韓道國）如此這般告他說。伯爵道：“既有此事，我少不得陪你去。”於是作辭了何兩峰，與道國先同到家，問了端的。道國央及道：“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裡說說，討個帖兒。只怕明早解縣上去，轉與李老爹案下，求青目一二，只不教你侄婦見官。事畢重謝二叔，磕頭就是了。”說著，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來，說道：“賢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處？你取張紙兒，寫了個說帖兒，我如今同你到大官府裡，對他說，把一切閒話多丟開。……望大官府討個帖兒，對李老爹說，只不教你令正出官，管情見個分上就是了。”

伯爵在此表現積極，顯得十分仗義。同樣，在第五十六回常時節因家中窘迫而央求伯爵為之向西門求告的時候，伯爵同樣拍著胸脯應諾道“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第七十二回李銘因桂姐之事為西門慶遷怒而棄，轉求伯爵替己求情時，他拉起跪地不起的李銘說道“我從前已往，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當，你央及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說？你依著我，把這禮兒你還拿回去。你自那裡錢兒，我受你的？你如今親跟了我去，等我慢慢和你爹說。”平時那種油腔滑調的插科打諢不見了，儼然就是一個替人抱不平的俠士。我們分析上面這些圍繞伯爵的描寫，不難看出同間或亦有仗義疏財之舉的西門慶一樣，伯爵也有樂於賙濟同階層群體的一面，而且似乎並不是單純只為斂財而為之。孫述宇在評論紅樓時，曾指出王熙鳳天生聰明，口齒伶俐又善說笑話，性格人品更像個《金瓶》人物。

我們不妨說鳳姑娘的《金瓶》模板就是應伯爵：面對上層二者皆善於以口齒解頤，面對下層又皆有講義氣的一面。人物性格這種矛盾複雜的兩面性有利於作者以並不單純貶斥的態度刻畫戲劇人物不具喜劇性的一面；然則這種貌似“失真”的人物描繪，卻恰恰從更為客觀的層面上透過對比凸顯了人物在不具喜劇性的時候的“喜劇性”。如孫述宇所言，“作者對他（應伯爵）仍然能夠同情與欣賞，所以能把他寫的這麼新鮮有趣。”當然，作者這種不讓伯爵隨時隨地擺出可笑的表情和姿態的寫作方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應當還與《金瓶梅》這部小說的主旨有關。

《金瓶梅》是一部真實地反映明代社會之中的芸芸眾生的世情小說，在這部人生的大戲之中，登場亮相的每一個人都如西哲榮格所言，是帶著人格面具的陰影原型，各個角色都不單純。如若作者在每時每地都把伯爵描繪的如玩偶一般，則伯爵就成了被極度誇張的哈哈鏡裡的人物，這恐不合作者的初衷。一個只有區域性性格被作者強調且被讀者認同的角色，往往會給讀者留下一種單調重複的印象，就如同三國中被作者臉譜化並不斷重現自己行止的諸多主角一般。而《金瓶梅》這種將人物形象綜合化的寫法，則打破了傳統小說制定的重現模式，使讀者對人性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無疑，作者是一個採拾博洽、人情練達的智者。

我們以伯爵作為喜劇人物的代表對其性格特點進行研究，絕非是想有意忽視伯爵種種令人不齒的作為併為其翻案，只是想從另一個研究角度入手，以一種全新的態度來重新定義笑笑生筆下的這個角色。綜上，雖然伯爵因其深諳幫閒之術而得“千古清客之聖”之名，然而他作為戲劇主角所參演的依然是一部夾雜有笑聲的正劇而非是單純的喜劇。正如《金瓶梅的思想和藝術》一書中所言，“應伯爵表面滑稽、詼諧之至，但細心的讀者卻從中可以看出他內心的恐懼和悲酸。”他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也知道只有利用自己性格上的喜劇因素才能保住這個位置。應伯爵只不過是一個塗著喜劇油彩在社會舞臺上賣笑的角色。作為藉助身邊人的呼風喚雨獲取恩澤並藉此謀生的普通人，他是有著自己的喜怒哀樂的。當然，他生命中的諸多可悲可憐、可贊可嘆的是非曲直，是用喜劇的形式闡釋明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