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的近代事物日漸廣泛地進入中國的各個領域，產生了什麼影響
“洋”的滲透浸潤
1860年以後，洋人進入中國內地，進入京師。同時跟進的，還有洋人以及洋器物所代表的知識、觀念等等。它對中國社會各領域的衝擊是巨大的。首先是，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以及20來年頻繁而逐漸深入的相互接觸和了解，橫亙於中西之間的傳統文化壁壘漸漸被擊破，正統士大夫們用以捍衛傳統文化的“夷夏大防”原則從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將西方國家等同於“島夷”、“蠻夷”，甚至鄙之為禽獸的人已極為少見。在用語上，太平天國領導人洪仁早在1859年的《資政新篇》中就提出，舊時的諸如“萬方來朝、四夷賓服及夷狄戎蠻鬼子，一切輕汙之字皆不必說也”。
說明在當時的許多中國人的觀念裡，“夷夏大防”已經失去了原則意義。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從清政府、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都逐漸走出了“夷夏”之辨的“眢井”，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較為客觀的、中性的、地理意義上的“洋”越來越普遍地取代了帶鄙視性的、倫理意義上的“夷”字。這裡的意義不僅僅是稱呼的改變，更意味著世界觀念在中國人當中的逐漸普及。繼而在思想主張上也多持“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駭他人；不務匿己長，亦不敢迴護己短”的客觀而理性的態度。
“夷務”多稱為“洋務”，而且對之鄙薄者也越來越少，以之為時髦者卻在增多。這種劇變，說明阻礙中西文化交流的壁壘已被衝破。不僅“知洋務”者已較為普遍，講求洋務者也在增多。而且，懂洋務者成為當時社會受歡迎、受尊敬的人才，以至“能說幾句洋話即為不世奇才，內而公卿，外則督撫，無不倒屣而迎，皆倚為左右手”。於是社會上出現了學外語熱。在70-80年代的《申報》上，幾乎每天都有各種外語學館招生的廣告。
在1875年時，上海一地各式外語學館已達24所。而在商人中，“洋涇浜英語”得以流行。這從側面反映了洋務－－中外交往事務的“熱”度。“洋”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提升，其最直接的結果是“奇技淫巧”說越來越沒有市場。不僅在觀念上“奇技淫巧”說遭到了許多人的批判，在事實上，昔日被視為“奇技淫巧”的西洋器物越來越廣泛地進入士大夫以至於士紳和市民大眾的家庭，而且很受歡迎。
據說，當時“朝野上下之間，所用者觸目皆是西人之物”。成書於1876年的《滬遊雜記》（旅滬浙人葛元煦著），就記錄了當時上海出現的名目繁多的西方事物，其中交通工具有腳踏車、東洋車、輪船、火輪車（火車），市政設施方面有煤氣燈、洋水龍、灑水車、火警鐘、地火（煤氣）、電線，文化娛樂方面有各種報刊、油畫、照相、外國戲園、外國馬戲、外國影戲，以及西曆、英語文字館、電報、外國訟師（律師）、巡捕、顯微鏡、救命肚帶（救生圈）、針線機器（縫紉機）、外國酒店和菜館、自來風扇（手拉風扇），等。
至於洋布、洋皂、洋呢、洋毯、洋巾、洋線、洋傘、洋釘、洋筆、洋牙刷、洋牙粉、洋紙、自來火等等，更是成了當時城市居民的常見或常用之物；“西裝革履”開始在中國人中出現；“西洋大菜”（西餐）、“皮酒”（啤酒）、“卜藍地酒”（白蘭地酒）、“架非”（咖啡）等，也開始成為中國人飲食的一部分；鐵路儘管在社會上層遭到士大夫們的強烈反對，卻受到城市市民們的歡迎。
1876年6月，英商在上海建築了一條從縣城到吳淞口的鐵路，正式營運之日盛況空前：“男女老幼紛至沓來，大半皆願坐上、中兩等車，頃刻間車廂已無虛位，盡有買得上中之標，而仍坐下等車者。迨車已開行，而來人尚如潮湧至。”電報線已延伸到廣大內地；北京的頤和園、王公府第、上海租界、以及一些達官貴人家庭漸漸裝上了電燈；城市出現了鋼筋水泥建築、西式高樓和民居、以及寬闊的馬路、賓士的電車，等等。而且，這些西洋器物都受到了民眾的歡迎，例如火柴的普及速度就相當快。
有人作竹枝詞讚道：“纖纖寸木藥硝粘，引起燈火勝火鐮。莫怪粹奴誇利用，緣他工省價還廉”。而“工省價還廉”正是近代機器工業品的根本特徵，也是“奇技淫巧”說和傳統倫理都沒能阻擋住西洋器物進入民眾日常生活的根本原因。當這些西洋器物進入民眾日常生活時，所帶來的必然還有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精神面貌。在西洋器物及其所代表的西方生活方式的影響下，人們的休閒和娛樂方式也在發生變化。隨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節奏由農業向城市工商業轉換，休閒時間增多，對娛樂生活有了更多的要求。
因此，隨著城市工商業的發展，適於士大夫口味的雅部崑腔不斷衰落，而比較通俗、深受民眾喜愛的花部（如：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以及地方小戲如花鼓戲、灘簧、蓮花落等等）卻越來越興盛，並從鄉村向城市發展，城市的戲園也逐漸增多。同時，國外的馬戲以至歌劇、話劇、器樂演奏，以及“影戲”（幻燈）等開始在上海等城市上演。中國人開始接觸到西來的新藝術形式。從洋人突入國門，以至中國人的家庭生活緊隨而來的必然是“洋”觀念對中國人的浸潤滲透。
知識的更新
由於“洋”器物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追捧，有關“洋”器物所自產生的西方知識也越來越受中國人的重視和歡迎。在60年代以後，數百種西學譯書、數十種宣傳新思想、新知識的書籍、數十種報刊流行於士大夫、士人以至民眾當中，漸漸形成一股學西學的社會潮流。在這股潮流的浸潤下，中國人的知識結構開始發生變化。人們不再把“忠孝仁義”之道、“修齊治平”之學看做是士人惟一的求學的方向。“中國人才本勝外國，惟專心道德文章，不復以藝事為重，故有時獨形其絀”。
深刻的反省之中，已為中國人的求知指示了方向－知識結構應是多元的，有用的“藝事”也是讀書人應有的知識。當時代表社會輿論的報刊也指出：當今之世，通商者數十國，各口交涉事件日繁一日，時務之學不能不講，泰西翻譯之書不能不看。既為讀書之人，地球所有五大洲，何處為亞細亞境內之國？何處為歐羅巴境內之國，何處為亞非利加所屬，······所謂英、法、俄、德、美各大國，何以能雄長一方？輪船、輪車、電線、電燈、槍炮之精、測算之準，水火之何以自來，礦苗之何以可識，時務之學，一一自宜考究。
“當今之世”的讀書人必須瞭解世界、瞭解“時務”，考究聲光化電之學。這的確代表了當時的文化潮流，代表了當時許多士人的求知方向。西學知識越來越多地進入中國人的知識體系，這就使舊的知識體系走上了從量變到質變的路途。舊的知識分類框架開始陷入無法應對的窘境，亟須重新改組。就如俞樾在為葛士濬編的《皇朝經世文續編》寫的序中解釋新舊“經世文編”體例變化時說的那樣。
在西學大潮的衝擊下，知識量的急劇膨脹和學術結構的變動，已經超出了傳統“中學”體系所能包容的範疇，舊知識體系在走向瓦解。從知識的角度說，舊“經世文編”是以儒學為核心，以“六政”（吏、戶、禮、兵、刑、工）為主要內容。而正由於俞樾所解釋的原因－新的時代需要，產生了近代自然科學、“洋務”、近代工礦和交通事業等等新的知識門類，它們是傳統的儒學知識體系所無法包容的，因而不能不在儒學體系之外另起架構。
葛士濬編輯的《皇朝經世文續編》正反映了這一變化，在創造知識的“學術”這一目中，增加了“算學”內容，意味著近代自然科學開始成為學術的一部分；在舊的八綱（學術、治體、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工政）之外，增加了第九綱“洋務”，以下有“洋務通論”（3卷）、“邦交”（4卷）、“軍政”（3卷）、“教務”（2卷）、“商務”（4卷）、“固圍”（3卷）、“培才”（1卷）等7目，涉及洋務理論、近代外交、軍事、經濟、教育等領域。
結語
這就意味著近代知識開始進入中國人的知識體系，形成了一個“中體西用”、“中本西末”的知識體系。雖然新知識只佔其中一綱，但它所具有的蓬勃生命力及其發展前景卻不是傳統的知識架構所能限量的。
隨著“採西學”活動繼續不斷的深入，西學所佔的地盤不斷擴大，前述的鄭觀應等人從西學中看到的那個體系，必然會成為中國人下一步知識體系重組活動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