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外出就餐”是一種現代行為
當我們走在路上，驅動我們前往餐館的往往是飢餓感——我們渴望填飽肚子。而那些從餐館飄出來的食物香味，以及張貼在街邊牆上的食物廣告，也在時刻準備著刺激即將靠近餐館的我們。當然，有時飢餓也不是最重要的理由，比如為了社交、商談或其他事項，餐館也是一種去處。
因此，在《餐館》（副標題為“一部橫跨2000年的外出用餐文化史”）中，英國美食作家威廉·席特維爾找到了諸多例子，比如18世紀60年代，巴黎就有餐館門上掛著廣為流傳的標語牌：“飢餓的人們，來我這兒覓食便能重拾精力。”客人的飢餓感始終是餐館大規模產生的基礎。
不過，這種飢餓感是如何產生的呢？這當然不是在尋找人為何會餓的身體結構，而是說，在人類歷史上，飢餓的產生和解決大多都是在家庭裡完成的，頂多外擴至家庭附近的田地、集市、作坊。如果去追問這段歷史的轉變，一個關鍵節點就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不只是透過大機器和流水線提高了效率，它還塑造了生活方式，改變了傳統的家庭模式（不再是生產單元，而主要是消費單元）。許多勞動者也不得不早出晚歸，在外解決溫飽問題。這一前所未有的需求催生了餐館，外出就餐就此開始盛行，影響至今。外賣的出現則進一步改變了這個模式。在例外狀況出現時（如防疫期間居家隔離），家庭才會暫時重現部分生產功能（烹飪乃至種菜）。
以下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餐館》一書，有刪節，標題為摘編者所起。
原文作者｜[英]威廉·席特維爾
摘編｜羅東
《餐館》，［英］威廉·席特維爾 著，吳慈瑛 譯，廣東人民出版社·創美工廠，2022年3月。
藏在村莊裡的傳統旅店
19世紀偶然出現的美食評論家約翰·麥卡洛克，他本是一位長期出差的地質學家。
蘇格蘭佩思郡的泰斯河邊坐落著卡倫德村，村莊以北不遠處是卡蘭德峭壁，地質學家約翰·麥卡洛克正是在那裡度過了漫長的一天。他一邊辛勤地收集、分析、記錄與描述該地區的地質與礦物，一邊爬到了距離地面1000英尺高的山路頂端。
在春天，研究地質就比較有難度了——在低雲、薄霧與細雨的籠罩下，麥卡洛克走在歐洲蕨以及樺樹與松樹交織的林間，雙眼難以辨別出真正的路徑，只能謹慎前行。在某個緩坡上，他才發現自己正走在小溪間，而非通常的走道。他偶爾停下腳步，透過霧氣觀望山下的地貌，直至抵達山頂。此時，下方的視野裡已無清晰可見的東西。
他在原路返回的途中折騰了數小時後，到達了卡倫德。他聽說有兩家旅店可以提供歇腳之處，這裡便有其中一家。
這家旅店的老闆名叫麥克拉迪夫人。麥卡洛克走進去後，這位女士讓他先等著，並喊了一個女孩的名字：“佩吉——”她一次又一次地呼喊，對方才終於以同樣敷衍的態度回答道：“馬上就來——”
“作為這裡的顧客，你必須要耐心。”麥卡洛克得出結論。這家旅館確實時時刻刻考驗著顧客的忍耐度。
“如果你現在周身溼透，那麼直到你的衣服幹了的時候，他們才會把火生起來，”他補充道，“如果泥炭不太溼的話。”麥卡洛克穿著溼透的衣服坐在燃盡了的煤堆旁等待晚餐時，想再翻起一些餘燼，所以四處搜尋著撥火棍。搜尋無果後，他用雨傘取而代之。
19世紀初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蘇格蘭高地向旅客們展現了遼闊而陰鬱的地貌、氣勢磅礴的山脈、永遠惡劣的天氣，以及令人提不起興趣的食物。（圖片來自《餐館》）
這時佩吉過來了，用裙襬扇起了火苗，房間裡瞬間充滿著濃煙。麥卡洛克被嗆得咳嗽，佩吉便將他帶到一張桌子旁。他望眼欲穿地等待，直至女孩把食物送上來。“她先是端上了被稱為羊排的羊肉與芥末，”他寫道，“許久之後，才送來刀叉，然後才是盤子、一根蠟燭與食鹽。”他向店家要了些胡椒，但“直至羊肉變冷後”他們才送上，外加些許麵包與一杯威士忌。麥卡洛克還寫道，店裡所有物件雜亂地擺放在桌上是有特定作用的：“它們掩蓋了麥克拉迪夫人的桌布的瑕疵。”
晚餐後，麥卡洛克又等待了許久，店家才準備好客房——裡面也同樣溼氣瀰漫，厚厚的毯子“徒有重量卻不保暖”。半夜他被凍醒，才發現所有的被褥都已經滑到了地上。他試圖將被褥拉回身上，但在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中，“手腳並用踢扯了一番”反而使所有東西都“亂七八糟地糾纏成一團，無論是床單還是其他物件”。
他在清晨5點起床，打算洗個手卻找不到肥皂。鏡子因為過於老舊而成像扭曲，他只能狼狽地颳起鬍子，還不小心劃傷了臉。唯一能找到的一塊毛巾又溼又髒，所以他選擇用窗簾把臉擦乾。
《西部往事》（
C‘era una volta il West
1968）劇照。
然後在等待早餐時，他不耐煩地走進了廚房，想找個水壺來燒點東西——最終他告誡讀者們，進入廚房“並不會加快上菜速度”，因為他在煙氣之中看到一隻笨重的大水壺“並未放在火爐上，天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把水燒開”。
他環視廚房，又看到了一些已經被火燒成灰燼的燕麥餅，並從這片狼藉中辨認出了一條鯡魚、地上成堆的床單、幾隻死雞、幾塊豬肉，以及一隻打瞌睡的貓，一個裝滿土豆的罐子旁邊放著一支風笛與一桶水。然後，在一個“莫名其妙的凹處”，他發現“兩三個沒穿衣服的孩子”正窺視著他。
於是他又得出結論：早餐“可能會在兩個小時內準備好”。他認為讀者可能“對這樣的早餐不感興趣”，所以匆匆地離開了。
古老的多樣性
然而，麥卡洛克在朝著斯托諾維與斯凱島向北進發的途中，體驗到了比麥克拉迪夫人的旅館更惡劣的留宿環境——那是一片人煙稀少的蘇格蘭地區，方圓100英里內“人人都對鄰里情況瞭若指掌，無論是牛犢或是小孩的出生、自家的生意，還是妻子的下午茶”。
在偏遠的蘇格蘭大陸最北端，即憤怒角以北44英里處，是位於北大西洋的羅納島。那裡的所有事物古老而陳舊。
於17世紀末在歐洲爆發的鼠疫造成了大量人類的死亡，當地的人口就是充分的證明。五個家庭居住在地下洞穴中——這意味著再劇烈的海風也刮不走他們的屋牆，而屋頂則由泥炭和稻草混合搭成。
麥卡洛克發現這裡的每個家庭均有六個孩子。無論父母是誰，“孩子均在家庭之間平均分配，”他寫道，“如果孩子人數超過30，他們便會把多餘的孩子送往附近的劉易斯島。”
羅納島的島民會種植大麥、燕麥與土豆，吃的食物包括燕麥粥、土豆、牛奶
（產自哺乳期就被帶到島上的一頭奶牛）
與鹹魚幹——用從礁岩上撿來的魚製成。他們從未吃過新鮮的魚肉。
《勇敢的心》（
Braveheart
1995）劇照。
麥卡洛克受到了氏族首領肯尼斯·麥凱吉
（一位生性幽默的夥計）
的用餐邀請，這位首領的大多數家庭成員都“很胖”
（至少男人與小孩如此）
。麥卡洛克說，他們吃得非常好，或者說，以一種類似古人的方式生活，算是過得很富足。儘管他們很多人都沒有衣服穿，但食物可謂應有盡有，因此他們對自己的生活感到舒適而滿足。
不過女性除外。麥卡洛克寫道，他的“妻子與母親看起來悲慘且憂鬱，高地的其他婦女也通常如此”。
開朗的肯尼斯·麥凱吉將作為訪客的他引進洞口——眼前是“一條悠長曲折的通道，有點像礦井的地道，但沒有門，前方則通向洞穴的最深處”。在其中，他能分辨出用作床榻的區域，上面覆蓋的並非稻草，而是積灰。中間坐著一位“年邁的婆婆”，她正在靜靜燃燒的泥炭旁照料一名嬰兒。
這一幕場景有些悲涼。他感慨而委婉地評述道：“人類生活的多樣性值得研究。”洞外是“永冬一般的氣候”與從不停歇的“暴風雨”，地底下“一個煙味嗆人的隱蔽洞穴”裡，住著“一名八九十歲的失聰老婦人；妻子與孩子都衣不蔽體；這樣的隱居生活漫溢著無形的孤獨，彷彿一所無法逃脫的監獄”。
作為訪客的麥卡洛克得到了質感粗糙且黏稠的大麥餅，跟他先前在聖基爾達吃到過的一樣“又難嚼又難吃”——他曾描述道。他看著面前倒胃口的大麥餅，聽著洞外呼嘯的海風，咕噥道：“這煩人的風越刮越大，彷彿海潮都能被它刮退。”後來他寫道：“一不留神可能會在這裡耽擱了整個冬天的時間，是該考慮離開了。”於是他找藉口拒絕了當地的“美味佳餚”，擺脫了這場困境。
家庭模式被工業革命改變後，餐館興起了
19世紀末的倫敦。
一段時間後，麥卡洛克到達了倫敦的時尚地帶——波特曼廣場。他身處一間高雅的會客廳裡，“周圍排著二十來位女士，她們身上白色的薄紗、羽毛以及所有配飾，都像溫室內的花朵一樣搖曳生姿。”
他看著這番景象，又回想起那些昏暗且骯髒的地下穴居，心中不由產生了強烈的對比，於是寫道：“你大概只能想象這種感官徹底混亂的情境……從漆黑的煤坑走到陽光下的瞬間，都無法比擬這般讓人眩暈的視覺衝擊力。”
幾年後的19世紀30年代，羅納島的部族再次消散。也許是麥凱吉的祖母去世了，而他自己也受夠了那樣的生活。此後，那裡便成了無人居住的荒島。也許麥凱吉移居到了附近的劉易斯島，然後地主為了讓他去放羊和種莊稼，每年要為他花費相當於2英鎊的成本提供衣著。又或許，他聽說全國各城鎮爆發了工業革命，因此像很多人一樣躍躍欲試，想要尋求新的機遇，追求新的夢想。
《簡愛》（
Jane Eyre
1996）劇照。
這一時期是西方文化史上的重大轉折點。例如，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紡織品生產從住宅轉移到了工廠，從而創造了一批就業機會，而工人們也就不得不離開原來居住的村鎮。他們不再侷限於當地的農耕生活，同時，也不可能長途跋涉回家吃午飯了。
從歷史觀點來看，他們的生活原本與農業
（耕種、收割與播種的不斷迴圈）
息息相關，生存則受天氣與僱主的支配。溫飽一直是人們關注的問題，這也是羅納島島民醃存魚肉的原因：他們永遠無法確定明天是否還能撿到魚。
但工業革命帶來了巨大的轉變。英國曆史學家艾瑪·格里芬寫道，自20萬年前智人作為一個亞物種出現以來，在工業時代前，人類社會的任何群體都無法“絕對、永久地保護每個成員免受饑荒的威脅。英國工業革命開闢了一條與人們以往經驗的既定參照大相徑庭的道路”。這種轉變強烈地反映在人們的在外就餐與外出就餐的體驗中——時至1840年，英格蘭與威爾士已有大約15500名大飯店與小食坊經營者、將近38000名酒館老闆與5500名啤酒館經營者。
確實，19世紀英國人的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家的功能。簡而言之，在工業化以前的時代，家是家庭主要成員與親戚的居所，人們通常只會在附近活動。並且在傳統的鄉村環境裡，工作機會通常都是在村莊或附近。經濟史學家喬爾·莫克將當時的家形容為“基本生產單位”。那個時代的社會結構與當今完全不同，人們不只是烹飪食物，還需要種植與收割。雖然人們很少直接購買食物，但有可能用它們來交換其他物品。人們在家中以鹽滷、醃製與曬乾等方式儲存食物；村莊裡，村民在能同時容納麵包烤箱與釀造室的大房子裡釀製啤酒。
但工業革命導致了這種家庭經濟模式的消亡，將傳統住宅中的生產活動遷至了他處。人們離家工作的同時，在其他地方展開了各類社交活動，包括飲酒等消遣專案。根據莫克的敘述：“英國的家庭受到了巨大的衝擊。最顯著的是，它們從生產單位變成了主要消費實體。”
破土而出的酒館
人們在家外開展的另一項活動是教育，北安普敦郡南部相連的韋斯頓村與洛伊斯·韋登村則是很好的例子。原先，父母可以自願帶孩子到教區長的管區或家中上課，或者在夏季帶孩子到聖瑪麗與聖彼得教堂，坐在門廊的長椅上上課。不過在1848年，尊敬的塞繆爾·史密斯牧師與當地鄉紳亨利·赫利·哈欽森上校創立了聖洛伊斯學校，接受所有的孩子入學，無論貧富貴賤。這一項變革舉措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文化程度，當然，也提高了人們對生活的期望。
《雨果》（
Hugo
2011）劇照。
生產效率的提高縮短了原本漫長的工作時間，國家進而強制施行了公共假期制度。餘暇不再是勞動者迫切需要的休息時間，而是一項獨立的活動；同時，從中世紀到現代，休閒活動也發生了變化。這其中有新興道德主義團體的功勞，他們包括福音派、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衛理公會派教徒，以及禁酒運動人士。他們開展的活動促成了飲酒時間的限制與某些娛樂專案的終結，這些專案包括公開處決
（最終廢除於1868年）
與狩獵遊戲。他們鼓勵禮拜、運動與閱讀。但很顯然，不是每個人都認為一本好書比一次血淋淋的公開絞刑更有意思，但這些團體對社會的改變還是顯著的，尤其是在倫敦這樣的城市。
新聞出版業迅猛發展的同時，成千上萬的工作缺口也隨之出現。同期壯大的行業還包括19世紀的概念：酒店、音樂廳以及非常關鍵的場所——餐廳。然而，經濟史學家邁克爾·鮑爾表示：“耗費人們最多時間的活動不是工作，也不是宗教儀式，而是飲酒。”在他們看來，飲酒雖然沒有觀看絞刑來得刺激，但也比閱讀有趣多了。
儘管在18世紀後期，酗酒與暴行的情況已得到改善，但到了19世紀，杜松子酒仍然是熱門飲品，同時，啤酒也加入了備選行列。在19世紀初期的英格蘭與威爾士，每人每年平均喝下34加侖啤酒。工人階級把三分之一的收入花在了啤酒上——他們認為喝酒比喝水更安全，而且酒吧比家裡更溫暖、更舒服。
在19世紀初期，市區酒館的作用變得包羅永珍——有些被用作工會與社團的聚會場所，有些被用作歌舞廳，還有少數被用作馬車旅行售票處和馬廄，例如柏羅商業街與皮卡迪利大街的酒吧。
首都馬車站附近的酒店數量也在成倍增加，並且還存在大量民宿。當代地圖顯示倫敦西區的牛津街與考文特花園附近有許多酒店；關於他們提供的食物質量，約翰·費爾特姆在其1818年發表的書作《倫敦一覽》
（其中生動描述了首都的娛樂場所、郵局、教堂、監獄、美術館與醫院等）
中給出了積極的評價：“也許在這個世界上，只有這座都市能給予勞動者與中產階級如此多必要與次等瑣碎的生活享受。
19世紀英國禁酒運動力圖終結公開處決，並鼓勵人們進行禮拜與閱讀。然而，飲酒仍舊是最受歡迎的業餘節目。（圖片來自《餐館》）
他們經常食用的肉類是牛肉、羊肉與豬肉。費爾特姆指出：“除了在富人的餐桌上，家禽肉類很少出現；農業狀況導致了家禽供不應求而價格過高。”
英國首都倫敦與巴黎一樣受益於法國大革命——許多法國大廚來到了倫敦餐廳的廚房。與巴黎的同行一樣，在貴族家庭數量驟減之前，他們大多數人還是其中的私廚。英國富人在品嚐過法國貴族的美食後便成了這些餐廳的常客。來自法國莊園的一名原管家、原主廚為英國人帶來了品質誘人且新奇的法國美食。
亞歷山大·格里隆逃離法國後，在英國的一個家庭找到了工作，並於1802年在倫敦梅菲爾區的阿爾伯瑪勒街開設了“格里隆酒店”。流亡的國王路易十八於1814年返回法國前曾以這家酒店作為在倫敦的據點；鑑於經營者的來歷，這也就不足為奇了。數十年過去後，它仍在經營，並且《布萊克指南》在“適合貴族與外賓的一流家庭酒店”部分也介紹了這家酒店。
工廠裡的速食與效率
工業革命席捲而來的同時，富人一直吃得很講究。但也許費爾特姆對倫敦的看法過於樂觀了，因為社會的進步還未普及。哪怕是那些並非來自偏遠落後的羅納島的居民，也應能看到整個社會的涓滴效應並未生效的狀態。經濟史學家查爾斯·費恩斯坦在其論文《悲觀主義永存》中不太樂觀地推測道：
歷史角度的現實是，絕大多數工人階級在真正開始從自己努力創造的經濟轉型中受益前，忍受了將近一個世紀的辛勞，從而使自己的地位獲得一點提升，又或是毫無改變。
在1770—1830年期間的幾十年中，學者們確實就英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進行了大量探討。某些記錄表明，許多工人階級的薪資都有所提高，甚至翻了一倍；他們的平均身高也有所上升，這就表明飲食得到了改善，每餐有了更多的蛋白質；嬰兒死亡率也降低了。但是，他們的身份從農民工變為時髦的城市人後，生活質量真的就提高了嗎？
小麥脫粒機的發明等技術創新導致了農場工人過剩，這些工人很快就到城市與工廠中就業，當然，還有後來的鐵路。先進的城市生活與有序的人力分配提高了社會對教育的認可——人們的認知逐漸提升，並意識到受過教育的人能成為更優秀的勞動者。
《城市之光》（
City Lights
1931）劇照。
不過，出於各種因素的影響，英國各地的生活水平有所不同——19世紀初的天氣異常導致了幾次農作物收成不佳，戰爭與國際貿易的中斷又引起了通貨膨脹與信貸緊縮。18世紀末與19世紀初，戰爭爆發的頻率幾乎高達和平時期的兩倍。
城市裡許多所謂的“新”居只不過是貧民窟。也許工人階級的薪水是上漲了，但家庭成員也增加了；受撫養者越多，實際上意味著更少的人均社會資源。所有這些繁重的工作也理所當然會使工人們更加飢餓！一位農婦曾對維多利亞時期初的作家亨利·菲爾普斯表達過自己的觀點：“田間的工作使人們吃得更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1845年的書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也做了相關記錄。他走訪了城鎮的家家戶戶後，記敘道：“各處工人住所的規劃與建造都很拙劣，並且是處於最壞的狀況——通風不良、潮溼且不衛生。”恩格斯還提到“許多人衣衫襤褸”；關於工人們的飲食，他說：“勞動者所吃的食物本身就難以消化，完全不適合兒童。”他還寫道，酒醉的父母會給孩子喝酒，甚至吸食鴉片。一天下來，“辛勞的男人從工作中解脫，筋疲力盡地回到家，看到難受、潮溼、骯髒而糟心的環境……喝酒便算是他們唯一的樂趣了，所有事情都讓他們渴望麻醉自己。”
似乎每項研究都提及了工業革命時期大多數新工廠中工人生活的艱難之處。關於女工們的飲食，恩格斯發現“僱主為了節省她們吞嚥的時間，提供給她們的食物都會事先切好”。
根據1833年的國會檔案記錄，這些服裝廠——
內部有獨立的房間，可供工人進行洗滌、清潔與就餐……晚上作為兒童講堂的房間，偶爾在白天會用作她們的更衣室與食堂。但仍有許多工廠並沒有清洗、更衣與做飯的場地。
製衣廠的年輕女工。“為了節省她們吞嚥的時間，提供給她們的食物都會事先切好。”（圖片來自《餐館》）
理查德·阿克賴特爵士於1771年在德比郡的克羅姆福德建造了一座水力棉花紡織廠，僱傭了大量童工，還有女工和一些男工。
（工業革命初期，男工經常不守紀律且酗酒成性，已不再是國內生產的主要勞動力；僱主通常認為女工與童工更好使喚，手腳更靈活，脾氣更溫順。）
在19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裡，阿克賴特的兒子——小理查德繼承了父親的衣缽，並賺到了更多的錢。他記錄了這家紡織廠工人的飲食起居。
一天工作12個小時，夏季早晨7點開工，冬季早晨8點開工。廠裡的機器只有晚餐時間才會停止運轉。“他們的早餐很不規律”，阿克賴特寫道。鐘聲會在八點半敲響，除了正在操控機器的工人外，其他人可以得到半個小時的用餐時間。他還說：
廠裡有一間名為“食堂”的房間，其中放著各種各樣的電爐與火爐，與紳士們的廚房很像；在廠裡工作的母親或妹妹
（通常整個家庭就業於同一家工廠）
會把早餐拿進這間房。鐘聲一響，會有一群男孩過來把早餐取走並拿去其他房間。
《摩登時代》（
Modern Times
1936）劇照。
廠裡施行了先到先得的制度。阿克賴特說，許多工人無暇離開自己的崗位，“可能只有不足五分之一的工人有機會得到足夠的食物”。他們是如何空腹工作的呢？我們仍無從得知。但鑑於阿克賴特的成功運作，也許這些工人以某種最基本的標準填飽了肚子。
應時而生的城市旅館
工業革命時期，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為了打工而遠離居所，企業看到了新的商機。實際上在18世紀中葉，英國已發展出了縱橫交錯的長途馬車線路。1667年已出現第一批馬車驛站的廣告——來往倫敦與巴斯之間的“飛行線”。這兩個城市的兩家旅館牆上均張貼瞭如下廣告：
若您希望來往倫敦與巴斯或途中的任何地方，請到倫敦盧德蓋特山的“敲鐘野人旅館”
（Bell Savage）
或巴斯的“白獅旅館”
（White Lion）
。每個禮拜一、禮拜三與禮拜五可能會有一輛公共馬車到達這兩處；馬車於早晨5點啟程，整趟行程大約需要三天時間。
這樣的旅途存在較多風險——臨時路線上佈滿了樹枝與坑洞，同樣危險的還包括跟蹤馬車的攔路劫匪
（男女都有）
。1784年郵政馬車啟用後，為了提供旅途的便利，旅館便沿路開設起來，既能提供換馬與休息之處，又能為疲倦的旅者提供食物與酒水。時至18世紀中葉，每7—10英里路就會有一家旅館。當時最熱門的路線是由倫敦至達勒姆郡的大北路，即當今的A1公路。
最繁忙的旅館是林肯郡斯坦福德鎮的“喬治”
（The George）
旅館。從那裡啟程的旅客在拿到車票後，可在兩個候車室的其中一間等候對應方向的馬車：一間寫著“倫敦”，另一間寫著“約克”。
《騙中騙》（
The Sting
1973）劇照。
這樣的旅館當然只會提供簡單的食物，並無其他選項。旅館的數量增長在蘇格蘭也尤為迅猛，特別是在1790—1840年的高地與群島地區——許多人在閱讀了同時代英國作家詹姆斯·鮑斯韋爾的小說或蘇格蘭詩人詹姆斯·麥克弗森的詩作後，前往當地一睹蘇格蘭大自然的野性之美。同時代英國詩人威廉·華茲華斯的妹妹多蘿西與這兩位文人一樣，為這片風景中無邊無際的海洋、遼闊而陰沉的天空，以及巨大宏偉的山脈增添了浪漫主義色彩；她穿越高地，寫下了怪誕的薄霧、下著暴風雨的海角、孤零零的小房屋、詭異的廢墟，以及延伸至無限黑暗的土地。遊客們想追隨這些文豪的腳步，又或是想盡可能遠離戰火紛飛的內陸，而新開的旅館正好滿足了他們的需求。
根據加拿大學者特蕾莎·麥凱的敘述，大部分這些旅館的經營者是女性。麥凱發現了大約60位女性旅館經營者的相關證據，她們中許多人為單身或喪偶，其中一位就是麥克拉迪夫人。在她那家亂七八糟的旅館裡，約翰·麥卡洛克度過了淒涼的一夜。
關於麥卡洛克對沿途各種生活與風景的獨到見解，他是如何加以利用的呢？——他寫下了一頁又一頁繪聲繪色的散文信件寄給了朋友沃爾特爵士。這位地質學家已目睹並經歷了新機器時代似乎長期存在的貧困與嚴重不平等現象，但他並未因憤慨而對社會的進步嗤之以鼻。
本文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餐館》一書，摘編有刪節，標題為摘編者所起。原文作者：［英］威廉·席特維爾；摘編：羅東；編輯：西西；導語部分校對：李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