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年：好詩是在田野里長出來的
上個月在衡陽的第38屆“青春詩會”，第一次見到劉年。“青春詩會”是《詩刊》社組織的詩歌活動，作為第29屆“青春詩會”的會員以及《詩刊》曾經的編輯，劉年自然而然被邀為嘉賓。和別的詩人不同，劉年是騎著摩托去的衡陽。
劉年是個騎士，臉曬得黑黑的，非常有辨識度。
“現在邀請我參加什麼活動，不讓我騎摩托去，我就不去。我不喜歡在高鐵和汽車裡隔著玻璃一閃而過地看風景。”劉年說。
劉年還說，如果他覺得活動沒什麼意思，他可能還會提前騎著摩托逃跑。8月中旬在衡陽為期三天的“青春詩會”，劉年沒有逃跑，但他中途有脫離組織，騎摩托溜到湘江邊，而且還“以屈原的姿勢，衣冠整齊地跳進湘江/又以落水狗的姿勢，爬了三次，才爬上岸”。在記錄了他這次開小差的詩《湘江》中，他還寫到了烈日下騎車的感受，“就像衝進了一個巨大的吹風機/衣服和頭髮很快就烘乾了”。所以，當他一小時後在會場出現時，沒人知道他剛剛經歷過什麼。
劉年在這個世間的所有秘密，幾乎都暴露在他的詩中。
“寫詩本身也是一個方向，是心的道場”
“你看我們的水泥廠，像不像教堂/如果那些煙囪，用尖頂來取代的話？/你看這水泥，像不像骨灰？/你覺得水泥抹平後，路面下的蚯蚓，會不會死？”中專畢業後，劉年被分配在一個水泥廠工作，他在詩歌《在水泥廠的日子》記錄了他作為普通“打工人”在日復一日流水作業的機器轟鳴聲中所積累的壓抑。還好，他最終從這種生活中解放了出來，而最終“拯救”了他的，是現在很多人都不看了的詩歌。
瀟湘晨報：最早你是怎麼開始接觸到詩的？
劉年：我是初中時候看《紅樓夢》，覺得裡面的詩又優美又好懂。那個時候就愛上了。但是那時沒有人告訴我這個你也可以寫，而且也可以寫得很好，憑著寫詩可以掙口飯吃。所以，自己學著寫了下但沒堅持，後來就考中專，考了個在湘潭的建材工業學校。那時考中專很難，考上就可以吃“皇糧”，為了減輕家裡負擔，我就上了那個學校的機械專業。畢業後分到廣東一家水泥廠做了三年。我不喜歡機械。機械和寫詩是兩碼事。機械要求動手能力強，寫詩要有想象力。我動手能力相當糟糕。到現在我都沒有動手能力，天天騎摩托但不會修，連扳手都不想帶，看到維修的事就煩。
瀟湘晨報：《紅樓夢》裡的詩是舊體詩，你之前也寫過舊體詩？
劉年：對，一開始就是寫舊體詩。然後，不知道我們現在的漢字古語發什麼音，覺得格律和平仄是自欺欺人，就把它們去掉，就這麼寫。我真正寫詩是2008年，那時我的生活比較安定下來了。那時，我已經辭職回了永順，連身份證和戶口都沒有，什麼能掙錢就做什麼。
瀟湘晨報：現在回過頭來看，你對詩歌的認識有沒有發生什麼大的改變？
劉年：我對詩歌的認識以及詩歌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直在變。一是2008年開始有空閒時間就寫，當作一種愛好、消遣，寫著玩玩。2011年去了雲南，覺得寫詩是我以後人生的方向。後來，詩歌在我生命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到現在，詩歌幾乎成了我的信仰。現在我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和精力都用於詩歌，想在這一行業中做到自己最滿意的地步，寫出自己最滿意的作品。
瀟湘晨報：你在你的自述性文章《命》裡曾說你不鼓勵你兒子寫詩。不鼓勵是因為寫詩的過程曾經很苦還是別的什麼原因？
劉年：寫詩是一件很危險的事——雖然說詩歌是一種藝術，但在我看來它更是一種“道”，它已經超出了技術的範疇，是一種道場，需要犧牲精神。出於私心，自己的孩子不鼓勵他去寫詩。這種犧牲，像苦行僧一樣，很辛苦。這是我當時的想法。後來覺得其實寫詩本身也是一個方向，是心的道場，這其實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心安了，有自己的方向和目標，知道什麼輕什麼重、什麼緩什麼急，就不會慌張，不羨慕別人。所以，我現在很鼓勵兒子寫詩。
瀟湘晨報：去年還是今年初，我在朋友圈看到你在鄉下集市上擺攤賣詩集。那個時候你有跟人家說你是詩人嗎？
劉年：那倒沒人問我是什麼人。有人翻，也有人買，有人問是不是你寫的，我說是的。也有人講價，問可不可以少一點。來翻書和買書的人都挺尊重我。他們有人說看不懂，有人說寫得好。有個退休的老師翻了翻，說寫得好，然後問我可不可以少一點。我說不能少。他就走了。
我的詩集，我是不愁銷路的。去集市上擺攤，主要是為了好玩，也是一種行為藝術——我是想質問一下，諷刺一下：為什麼你們都不讀書了，不去想如何詩意地棲居，你們那麼忙，那麼勞累，有沒有想過詩意的棲居你們其實可以做到，詩歌離你們很近。我有個朋友曾說，我們這片土地上的人，最缺乏的，是詩意棲居的能力，也就是審美的能力，以及尊重生命、尊重自由的想法。很多人的審美都比較單一，很不包容。
“人找回野性後，詩歌就會從身體里長出來”
“從枯木中取出自己的火，從堅冰裡煮出自己的水/小半天隔著冰面，與一隻火狐相望/小半天，用來羨慕那匹馬馱兩袋麵粉/被一個好看的女人牽著，翻過了白雪皚皚的山崗”。這首題為《遠》的詩，是劉年在騎摩托旅行途中“撞見”的，他有很多詩寫的是路上所見。作為一名騎士，一名行吟者，他很喜歡在路上的感覺。
瀟湘晨報：記得上個月《詩刊》在衡陽的“青春詩會”期間，我們閒聊時，你有說到很多詩歌不是你寫出來的，而是你在路上碰到的。
劉年：我寫作的一個方式，是注重田野調查。為什麼要注重田野調查？我覺得詩歌是在辦公室憑想象無法抵達的。好詩是在田野里長出來的；是在大自然里長出來的；還有一種好詩是在身體里長出來的。身體需要我在大自然裡找回它的本質，需要明白自己是人而不是工具。人的野性、純天然的部分找出來之後，詩歌就會從身體裡、從大地上長出來。我覺得優秀的詩歌是想象力無法抵達的。所以，我會不斷地去遠方，去和大自然接觸。田野調查是我終生要做的。
在鋼筋水泥的城市裡，作為一個工具、一個零件，戴著面具、穿著甲冑，這種狀態是很難讓詩歌從身體里長出來的。它會缺乏營養。
瀟湘晨報：所以，這是你這些年經常騎著摩托到處跑的原因？另外，你說詩歌是從身體里長出來的，是不是你不大讚成用到太多技巧？
劉年：對。別人看起來我好像是在旅遊，其實我在做功課。我把騎摩托旅行也看作是我寫詩的日常。我前面說的有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在寫詩，是把騎摩托旅行也算進去了。
我曾經也試過不出門寫作，寫一個月、兩個月沒事，到第三個月、第四個月自然會用技巧去掩蓋生活的蒼白，你無法獲得更多煙火味的細節，只能憑技巧。平常的讀者讀不出來，但行家讀得出來。技巧，在我看來，所有技巧都只是輔助。初學者可以用到技巧，但，寫到一定程度後就要摒棄技巧，儘可能直白。直白寫好了，那種撲面而來的感染力是那種隔山打牛的詩歌難以比擬的。
瀟湘晨報：我剛剛看你的公眾號才知道原來你在衡陽詩會期間也寫了詩，還跳進湘江去遊過泳。你那首《湘江水》寫澆菜的那個人“像在喂孩子”，這個“喂”讓天旱時農民對莊稼的憐惜躍然紙上。
劉年：你要是開著小轎車，衣冠楚楚的，就不可能跳入湘江——《湘江水》裡面那個“喂”是整首詩的詩眼。我看那個人澆菜看了很久，還拍了影片。以至於那幾個農民以為我是鄉鎮幹部，圍上來向我反映情況，說村裡缺水。我就跟他們講我是老師。我不大會跟別人介紹我是詩人或作家。說詩人，人家要想半天你是幹什麼的。再說，我本身就是老師，大家對老師這個身份還是很有好感。
瀟湘晨報：這個月初，李元洛先生和我談到詩歌時，認為現在的人很難寫出好詩是因為大自然遭到破壞，沒有以前那麼好了，還有就是現在很少有人經歷血與火。
劉年：這個我大致認可。我甚至覺得現在歐美很難再出現好詩，他們生活太平靜了，缺乏跌宕、缺乏起伏，缺乏血與火的洗禮，他們現在的詩歌在我看來不痛不癢，遠遠不如我們的唐詩宋詞。像李白和杜甫，是用生命在寫詩。現在歐美那些發達國家的詩人，是用思考在寫詩，雖然寫得很深邃，但是感染力和震撼力不夠。
瀟湘晨報：在你的詩集《世間所有的秘密》封底，看到雷平陽說你是他認識的當代詩人中“最具騎士精神”的，你怎麼理解他的這個評價？
劉年：騎士精神在國外是牛仔精神，在中國可能就是武俠精神，對正義、自由、公平、是非看得很重。
雷平陽這麼說的時候，我還沒有什麼名氣，還在苦苦為生活奔波，沒時間到處騎摩托、騎馬，我不知道他怎麼會這麼說。我覺得他是懂我的，挺感謝他，有段時間自己很迷茫，是繼續寫詩歌，還是寫散文和小說，他就給我鼓勵，說你就寫詩，你的詩歌很牛。後來發現他是對的，的確在寫詩的時候，我更自信，從來不知疲倦，而寫散文和小說覺得挺辛苦。
瀟湘晨報：但是寫小說和散文，回報會普遍比寫詩要好一些。
劉年：我知道你所說的回報是指物質回報。對我個人來說，金錢已經限制不了我了。當然，這並不是我實現了金錢自由，家人還需要用錢，而我，比如說我在野外經常吃餅子，一天花不了30塊錢，睡的也是一百多塊錢的賓館，在我看來，這和五星級賓館沒什麼區別。我對物質的要求一點都不高，我愛人也沒有把物質看得很重。
“一寫到湘西我就柔軟起來”
“還想做個土匪/獨霸這方山水/賦稅不許進來/風光不許出去/早晨東山采薇/黃昏南山採菊/晚上那樹梅影/可做壓寨夫人”。這是劉年的《湘西》，作為一個湘西人，他的“野心”和他對湘西的愛在這首詩裡暴露無遺。
瀟湘晨報：你在去過那麼多地方以後，回頭再來看湘西、看你的出生地，是怎樣的感覺？
劉年：我覺得湘西的文化對我影響很大。湘西是巫楚文化。我寫詩和很多詩人不同的是，當大家都在敘事的時候，我竟然抒起情來；當大家主張零度寫作的時候，我竟然還講究情懷，把我對生命的愛、對大自然和這片土地的愛傾注在我的寫作中。這是被先鋒寫作很瞧不起的。但，這才是我想要的東西。從屈原開始，這片土地就是“哀民生之多艱”、帶點悲觀主義的，它是柔軟的、多情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離騷》。
生在這片土地上，你經歷了很多紅白喜事，那些道士、算命先生，從小他們就無形中在你的血脈中注入了這樣的基因。所以，我雖然在雲南開始成名，但我的寫作和雷平陽他們是不同的，我是受湘西這片土地影響的，而且一寫到湘西我就柔軟起來。這種影響對我是有益的，讓我的詩和西南的詩、中原的詩區別開來。
瀟湘晨報：湘西是個很神奇的地方，出了沈從文、黃永玉、蔡測海、田耳、田愛民等很優秀的作家，當然也包括出了你這樣的詩人。湘西為什麼能夠這麼神奇？
劉年：湘西的巫楚文化看起來好像是落後於現代文明、落後於市場經濟，但我覺得相反，這是一種永恆的東西，也是我想在詩歌中恢復的一種傳統或者說秩序。我覺得沒了那種秩序會很慌張，無論物資怎樣滿足都不會讓幸福感增加。反而湘西被稱為落後的這種巫楚文化，給我們這片土地帶來了安定、安寧的因素。另外，湘西的“落後”，還讓它保留了一定的野生狀態，這在整個世界的現代文明中顯得別具一格，這是我所喜歡的。
瀟湘晨報：喜歡湘西和你騎著摩托到處走並不矛盾。
劉年：不矛盾。我現在大學裡教書，生活比較單一，處在一個衣冠楚楚、彬彬有禮的環境中，不接地氣。假如我現在生活在一個村莊裡，我反而不會到處跑。我要寫作就必須跑出去沾點菸火氣。
還有一個原因，人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就會有飯局、會議，有朋友。這些飯局，你一參加就會發現所有人都試圖在規劃你、磨損你。這種磨損非常強大，逃不掉——當所有人站起來打圈敬酒的時候，你一個人不敬酒是不禮貌的，是無法在這個環境生存的。這種事情做多了，你就會被磨損，磨損多了，你就開始平庸、墮落，你就開始包容和理解很多東西，開始失去了憤怒，沒了憤怒，沒有堅決的恨，你就沒有堅決的愛，就失去了一個好詩人應該有的心態。所以，我會選擇騎摩托出去，例如騎到青藏高原，沒一個人認識你，你就可以回過頭想一些東西，反省自己在城市裡的生活，就會發現自己受到的磨損。我覺得我的每次出行都是在修復自己，回來仍是一個赤子——在雪山大地，天空地闊的地方，人太渺小了，這個時候就會想，人既然這麼渺小了，為什麼還要平庸、墮落，為什麼不堅持自己？是吧。當然，你在各種場合看到的我，表面上是溫馴的，但內心還在堅持自己。
“讀純正的漢語詩歌感覺詩人在桌前向你傾訴”
“有些石頭，因為吸收了太多的黑暗，慢慢成了煤/有些石頭，吸飽了月光，成了和田玉/信賴人間的石頭，孵出了一堆石頭/什麼都不信的石頭，孵出了蠍子/膽小的石頭，縮成了一團/更膽小的石頭，在風中，低低地嗚咽/一雙綠瑩瑩的狼眼，讓滿天的星斗，黯然失色”。劉年的這首《荒原狼》借石頭寫出了人在各種環境中的改變，他很慶幸現在無論面對毀還是譽，都能夠把持得住。
瀟湘晨報：你是餘秀華的伯樂之一，可以說是你和陳新文等幾個人把餘秀華帶入公眾視野的，現在你和餘秀華的聯絡還比較多嗎？
劉年：餘秀華成名之後，我基本上就離開她了，我覺得我要對她做的事情已經做到位了。陳新文也是這樣。大家都沒覺得餘秀華你成名了，我要和你綁在一起，都沒這個想法。
瀟湘晨報：像餘秀華，像你，這樣來自草根的優秀詩人挺多的。
劉年：我一直以來有這樣一個觀點，現在是個非常偉大的詩歌時代，當下活著且還在寫的，像顧城、海子這樣水準的詩人至少有不下二十個，例如張二棍、康雪等。他們得不到話語權——當然他們對話語權也沒有興趣，他們要是得到應有的舞臺，你會覺得中國現在的詩歌遠遠超過（上世紀）80年代。餘秀華只是其中一個，甚至還不是最優秀的。很多人不知道他們，我知道是因為幾年前我在《詩刊》做編輯，大量閱讀了來自民間的寫作。
瀟湘晨報：在《詩刊》工作的那段經歷對你有沒有影響？
劉年：那段工作讓我對詩歌的發展脈絡有比較清晰的瞭解，這讓我的寫作有了自信，我知道自己現在的詩歌在整個漢語詩歌中是處於什麼樣的階段，在詩歌圈是處於什麼樣的位置，這讓我對自己有很清晰的定位以及清晰的方向——知道別人在寫什麼，別人走的路我就不會再走了，不會去做無用功。
現在很多人批評我寫得一無是處，也有很多人表揚我，把我捧上天，如果沒有在《詩刊》的經歷，就很難把持住自己。
瀟湘晨報：那些認為你的詩歌一無是處的，是因為什麼？
劉年：他們認為我不先鋒。我是很看重來自《詩經》、唐詩宋詞的傳統的，（我的詩歌）是它們的延續。所以他們批評我太傳統了。
瀟湘晨報：你喜歡怎樣的詩歌？
劉年：我喜歡純正的漢語詩歌，它的語言是我們平常生活交流的語言。讀這樣的詩歌感覺詩人就在桌子跟前向你傾訴，而不是喊口號或者朗誦。
瀟湘晨報：你現在大學裡面教詩歌欣賞與寫作，覺得現在的年輕人詩歌素養怎樣？
劉年：他們對當下詩歌的發展脈絡沒有什麼認知，讓他們寫，他們一出手就是模仿徐志摩、戴望舒或者海子，這和我們的詩歌教育、審美教育比較落後有關，他們覺得美就是唯美，就是視覺的好看，看不到詩歌的力量，看不到詩歌打動或者打痛人的那些地方。
瀟湘晨報記者劉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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