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這個說法

作者：劉洪波

“現代”是一個明顯的時間性詞語，但在理解上，常常不全是時間化的，而只是時標化的。

通常，人們把現代社會所呈現的一些特徵，作為構成“現代”這個概念的一些基本內涵，這些特徵，既包括思想、觀念、道德、制度、文化，也包括器物、工具等等。火車、電報、報紙、愛因斯坦、電子學、政黨、議會制度、迪斯科舞等等，總之，那些誕生於“現代”的各種東西，共同構成了人們對“現代”這個詞本身的理解。如果只是從這一角度來談論“現代”，“現代”就只是一種自我定義。

人們也可以從馬車、烽火臺、羊皮紙書籍、柏拉圖、幾何學、君主制、長袍馬褂等等來理解古代、過去，透過這些不屬於“現代”創造的東西對比，得出“現代”之所指，這似乎就不再是自我定義，而是透過古代這個“他者”來區別出“現代”來。但這樣，我們仍然只是接觸到了一些表徵，一些具有時標特性的現象，而且哪些東西能標誌“現代”，還要以“現代”這個概念得到確認為前提。而“現代”究竟是什麼，從什麼時候算起，憑什麼，仍然不明確。

有些人會說，我們不必離開現象去探求本質，所以不必離開“現代”的各種表徵去尋找“現代”的意思是什麼，我們稱為“現代”的本質，就在現代的各種東西里面。這樣，就又回到了自我定義上來。問題是，在“現代”這個說法裡面，存在的不只是關於時代的判斷，還存在著一種褒義性，一種認同感，我們正是在某種自我嘉許的態度上，使用“現代”的說法，以自己身為現代人、處於現代、屬於現代而自豪。如果現代只是一種自我定義，這份自豪有什麼理由？

我想，要問現代憑什麼讓現代人產生一種自豪乃至自負的感受，肯定可以列舉各種進步的指標來，但是如果另外來一批人，指出現代也有太多的問題，從環境惡化、資源枯竭到戰爭、掠奪、疾病的全球化，以及大屠殺的規模化和技術化，還有抑鬱病、自殺潮、精神焦慮等等，難道不也是事實昭彰嗎？

在上面的談論中，“現代”一直伴隨著引號，這是要表明，現代不應該是一個不言自明的詞語，尤其不應當是一個具有自聖化的概念。

現代與現在、當下有聯絡，當我們說到現代時，總是聯絡到現在所熟悉的那些東西，但現代又不是指現在和當下，存在於現在和眼下的事情，很多被認為是古代的、過時的、不屬於現代的。我們毫不猶豫地認為乾隆皇帝屬於古代，而與他差不多同時的華盛頓則屬於現代，因為他們分別代表著已成過去的東西和形成現代的東西。我們把“落後”的東西當成不屬於“現代”，甚至不應該在“現代”還有資格存在下去，許多傳統的東西，丟棄起來、拆除起來，我們一點心痛都不會有，但很快可能又感到那些被丟掉的東西其實在現代社會里仍有價值。

“現代”這一概念具有強大的力量，它事實上成了標準，幾乎沒有人自認不屬於現代並以之為榮。只有屬於現代的、在現代有位置的，才具有存在的必要，這幾乎是一種共識，即使自認為是古董，也總是在“現代社會也需要”這個定位下說明存在的合理性。這就跟民主、自由、發展、進步等等一樣，已經強大到具有一種使其對立形式被取消了合法存在權的程度。

對現代人來說，“現代”是一種強大的認同。這種認同在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個方面，是認同“現代”這個概念，只有把自己歸於這一類，才能使自己尋找到存在的合理性，一切合理性都在“現代”這個認同和定位下展開。另一個方面，是認同現代這樣一種時代特性，這跟孔子時代不一樣，孔子認為要恢復三代，希臘人也認為最美好的時代是已經過去的黃金時代，而現代人普遍認同已經存在的現時代並且期待不確定的未來。

現代意味著對變化的肯定，甚至主動追求，由此，變不僅僅是一種事情都在改變這樣一種客觀狀態，而且成為一種價值標準，所有東西都會改變、要改變，這才叫“化”。把所有東西都化於變之中，這就是變化的意思。變和變化的關係，正如現代和現代化一樣。

現代的最主要特性，就是變，客觀上是這樣，由不得人不變，從下一代人跟上一代人過不同的生活，發展到了一代人之內就要過不同的生活。世界潮流浩浩蕩蕩，變在其中。至於變好還是變壞，我們期待於變好，我們相信越變越好，直至我們相信變就是好，變本身價值化了。

變，意味著節奏、速度等時間性概念的地位上升。一切都可換算成時間來結算。所有的“增速”計算，說到底無非是一天等於多少年；證明我們在前進，總是電燈普及用了多少年而電腦普及僅用幾年；證明科學進步，無非現在一年生產的文獻等於過去多少年的總和。

從時間本身來指認現代，則可以說，現代開始於時間從空間中解放出來的時候。歷來，時間與空間不可分割地扭結在一起，時間得自於四季變化、日月執行，所有的時間都是地方時間，來自於何時天黑、何時太陽當頂。而機械計時的出現，使時間掙脫了天體來計量，把時間從龐大空間“運送”到純粹的節律機械裡面；標準時間使時間從地理空間變成了純粹的算術。從時間解放於空間開始，時間掙脫了附屬地位，並漸漸上升為主導。

現代開始於何時，不同學科有不同的說法，如果用一種客觀、純粹和共同的尺度，那麼機械計時的出現不僅出現在我們所認為的“現代”的初期，也因機械計時作為機械時代的先聲而具有足夠的象徵性。鐘錶指標同時是一個把變化本身作為基準的裝置，它代表著“變”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時代徵候。（劉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