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時代中國真的發明過“機關槍”嗎？

這原本是一個問答，但一不小心就寫成長篇文章，索性趁假期整理出來。

有一種火器愛好者圈很流行的說法，稱康熙時的戴梓發明了“可連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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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世界最早“機關槍”，可惜康熙“棄之不用”，後來還將戴梓迫害遣戍。更有人進一步闡發，認為康熙對戴梓的迫害，和對戴梓發明的漠視，導致中國錯過了在槍炮領域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機會。

事實果真如此麼？

按照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稿》和戴梓本人的《耕菸草堂詩抄》留下的線索，戴梓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公元

1718

年）年七十（他這一年寫了十首自壽詩），生日是十月初三，雍正四年（公元

1726

年）七十八歲去世，清代算歲數都照虛歲，所以戴梓的出生年月日應該是順治六年（公元

1649

年）十月初三。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引述戴梓後代戴遂堂說法，稱他是浙江人，但具體是浙江哪裡人不詳，杭州地方誌說他是“仁和”（杭州府附郭縣）人，論據似乎不足。

他年輕時曾在三藩之亂中參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幕，戰後卻是以詩文之名入直南書房為翰林侍講，參與編纂音樂專著《律呂正義》，嗣爵禮親王昭璉在其《嘯亭雜錄》中說，他

“獻連珠火炮法”是在參傑書幕府期間，並因此幫助後者攻下了耿精忠佔領的江山縣，因此被傑書“承製”（以皇帝名義）授予道員銜，回朝後則因為善於詩文被“命直南書房，賞學士銜”，後來得罪則是因為和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

FerdinandVerbiest

）辯“天文演算法”讓後者惱羞成怒，被誣告“通東洋”，金兆燕《戴耕煙先生傳》和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更具體說南懷仁和勾結張獻忠“幹孫陳宏勳（張獻忠義子四人中投降清朝的只有一個孫可望，如果真有此人大約是孫可望的義子）”誣告戴梓，且說南懷仁不僅惱恨戴梓天文曆法勝過自己，更惱恨他火器也比自己造得好，才因此下其毒手雲。

問題在於，這些記載未必都是可靠的——甚至不妨說，從情理分析，它們基本是不可靠的。

《嘯亭雜錄》的作者昭璉是嗣爵禮親王，記述了很多上層秘事，但因為有顧忌和傾向有時也不免曲筆，他對戴梓早年履歷的記載因無利害關係，大抵可信，但說戴梓在天文曆法上難倒南懷仁則不免帶有同時代許多滿清貴族的偏見——熟悉清初掌故者都知道，清初因為爭論曆法準確性，曾爆發了震驚中外的“欽天監事件”，主張使用中國傳統曆法或“回回曆”的楊光先為鞏固自己地位，甚至不惜把學術爭論政治化，喊出“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並汙衊政敵謀反，幾乎置之死地。

這個差點被楊光先借曆法之爭害死的“西洋人”是德國傳教士湯若望（

AdamSchall

），被攻訐時為欽天監正，而湯若望的副手——時任欽天監副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弟子、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這場巨大的風波最終在康熙八年（公元

1669

年）以楊光先曆法檢驗錯誤百出、而湯若望曆法檢驗幾乎無錯誤而翻案，此時湯若望已死多年，上述辯論曆法正謬的正是南懷仁，而仲裁此事的康熙，則是以愛好並精通中西曆法、算術等著稱，並不是外行。昭璉說戴梓辯論“天文演算法”強過在清朝靠辯論天文演算法顛覆一樁驚天大案的南懷仁，顯然是戴著有色眼鏡看人（畢竟嘴上不說，清朝上層同情楊光先、不滿“洋鬼子”負責曆法的是多數），而身為浙江人的戴梓，在“天文演算法”方面，恐怕和老鄉楊光先（楊祖籍浙江餘姚泗門雙橋，寄籍安徽歙縣）頗為接近，“天文演算法”在帝王時代是敏感學科，戴梓在遇見南懷仁前所能接觸的，恐怕也只限於楊光先那些“土特產”，而不太可能有機會接觸西洋曆法。

至於火器方面，南懷仁雖非專業出身的軍火專家，但在清初改進火器方面的貢獻有目共睹，“沖天炮”即源自葡萄牙的佛朗機炮（有說“沖天炮”是臼炮類的威遠將軍炮的，但這類炮原本就是洋人引入的，戴梓不可能在首次製造別人特有器物時也比別人造得更快）非其所長，造不過也不會影響他的利益，其地位和在皇帝心目中的信任度遠超戴梓，是沒必要動這樣手段給自己招黑的（畢竟欽天監事件和天主教之爭足以讓他心有餘悸了）。張維屏說南懷仁造炮“一年不成”，而戴梓“八日而成”，顯然是不可能的，張也是浙江人（山陰即紹興府附郭縣人），出生於乾隆四十五年（公元

1780

年），此時戴梓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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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久，且他作為詩人有強烈國粹情緒，且因為鴉片問題越到晚年越突出，這固然完全可以理解，但由此情緒而導致對中西火器及相關人物、事蹟的評價欠缺公允卻是明顯的，他晚年力作——長詩《三元里》中所描繪的三元里之役酣暢淋漓，卻完全不符合事實，雖出拳拳愛國之心卻誤導了後世許多鴉片戰爭研究者，而在他的作品中，就曾多次盛讚“我軍”的船炮，歌頌“造炮專家”丁守存，稱他的炮架強過英軍所裝備的甚多（事實則正好相反，而丁守存同樣是個吹牛大王，十多年後在賽尚阿幕府又一手製造了太平天國史上最大冒功騙局“洪大全案”），這樣一位記載者對戴梓

-

南懷仁火器官司的描述，可信度不問可知。

《嘯亭雜錄》記載中，戴梓“自制火器能擊百步外”和“獻連珠火炮法”是分開記述的，“能擊百步”的火器在清初並不罕見，普通的兵丁鳥槍就可以做到，戴梓以一介書生能造鳥槍固然神奇，但也不算神奇得出格，而除了“格林炮”（清末傳入中國的加特林手搖多管機槍），清代並沒有混淆“槍”和“炮”的習慣，所謂“連珠火炮法”應該是類似“三段擊”，即一排裝填，一排待命，一排施放的迴圈射擊法，當時清朝皇室已開始保守，類似“三段擊”的“連環槍式”僅限京營八旗火器營御營秘藏，外軍概不準學用，而用於火炮則更罕見，戴梓如果獻計以此攻下江山（當時江山守將是耿精忠名將曾養性），被傑書賞識提拔在情理中。但他以漢員而獻大犯皇家忌諱的“連珠火炮法”，傑書自己已遭皇帝猜忌，當然不敢如實保奏，所以戴梓被保舉是因為文藝方面的才藝，而非可能遭嫌疑的火器能力。

那麼戴梓何以還是遭到了猜忌？這很可能和南懷仁無關、或最多是表面關係，戴梓被猜忌更可能是康熙本人的問題。

康熙中年以後變得多疑，不論兒子或臣下動輒被懷疑“動機有鬼”，戴梓的本職是文學侍讀，卻整天鑽研火器，而且擅長的還是鳥銃一類輕便槍械，這類武器在清代的東亞世界，公認是日本最強，清方則更重視火炮和弓箭，因為火炮可以攻堅破陣，弓箭射速快且不受天氣影響，直到二鴉才徹底被打醒。本來戴梓就是允許和東洋（長崎）通商的寧波附近人，又擅長日本人擅長的鳥銃類輕火器，偏偏還在康熙眼皮底下的南書房晃悠，被順帶猜忌並非出奇的事。戴梓沒有軍職，也非旗人，鼓搗火器是非職務行為，又一再向康親王等王公進獻，引發當時正設法控制綠營甚至駐防八旗使用火器水平和規模的康熙猜忌，是再正常不過的，昭璉不敢直斥皇帝，只好拿洋鬼子南懷仁開刀了。

《國朝省獻類徵初編》等都說戴梓善於模仿，曾經仿造成功荷蘭人送來的“蟠腸鳥槍”，則其“連珠槍”應該是仿造了康熙年間英國人送給康熙的“昂裡啞連珠槍”，這種槍是在槍托和木床裡分別貯存火藥和彈丸，發射前按動護圈之類機關讓彈丸和火藥混合，再使用燧發裝置擊發，比單發裝填的“御製自來火槍”射速要快一些。

但這種使用非定裝子彈的“連珠槍”最大的問題，是要分別設定彈丸和發射藥兩個裝填裝置，且擊發前要分別裝填，如果只裝填其中一樣，則要麼放空槍（有發射藥無彈丸）要麼啞火（有彈丸無發射藥），本來八旗不重視前期鳥銃的關鍵，就是射速不如弓箭快，操作程式複雜，天氣因素影響大，戴梓連珠槍這些毛病一樣沒改掉，當然也難以推廣，實際“昂裡啞連珠槍”在歐洲也只是一種玩物。

這種原理看似先進但有侷限性的武器，很多都因為不合實戰要求被淘汰，如諸葛亮連弩雖然發射速度快，但因為把太多能量用於連續裝填，射程小得可憐，至南北朝時期就被單發但射程更實用的弩替代，淪為富豪看家護院的非制式武器。“昂裡啞連珠槍”現在還保存於故宮博物院，但酷愛打獵且在御營中科院隨意使用“最先進武器”的康熙，卻把這支精巧花哨的槍藏在閣中，而寧可用更可靠的“御製自來火槍”去獵熊。戴梓作為南書房翰林侍讀，模仿一件“洋玩具”造出的，自然也只能被當成“洋玩具”，一如同時期被仿製的自鳴鐘和眼鏡。

“連珠槍”在中國古代漢語中的意思本來就是“有彈倉的槍”，後來世界上第一支使用的帶管式彈倉定裝彈步槍——斯賓塞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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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後期最流行的槓桿式彈倉步槍斯徹溫特步槍，在江南製造局和天津製造局文書中就分別被稱作“斯賓塞連珠槍”和“斯徹溫特連珠槍”，我國自行發明的快利槍，也被稱作“快利連珠槍”，這些槍不但都不能連發，甚至也不能半自動（自動裝填），而只是“壓一下護圈打一槍”的非自動彈倉武器，但他們都叫“連珠槍”，戴梓的“連珠槍”也是這樣的武器，而且因為是分裝彈藥，射擊前要做兩次裝填動作否則不能擊發，實用性遠不如斯賓塞連珠槍，所以不但康熙，在當時的歐美也並未引發“連珠槍革命”

（

要知道斯賓塞連珠槍發明後雖然也不算成熟但畢竟實用化了，不但林肯親自打了九發子彈幫助推廣，後來更在俄土戰爭中引發“斯徹溫特災難”，導致歐美軍隊紛紛改裝

）

，康熙對這樣一件發明不重視並不為過，他對火器思想的侷限性，主要在壓制裝備普及上，不但更需要火器的駐防八旗、綠營反倒只能裝備最少最差的火器，而且專職火器工匠不受重視，如康熙三十年在御營八旗中成立火器營，專職八旗工匠馮繼升進獻改進後的火槍，這種“職務發明”顯然更實用、更有針對性，即便有瑕疵也應鼓勵，但康熙的反應是賞賜他加一分爆竹匠薪水，“提拔”他去研發節日專用的煙花爆竹。戴梓並沒有軍旅戎馬生涯，他能“研發”火器的契機，實際上是長期在南書房行走，可以接觸西洋人進獻並被皇宮秘藏的火器，這種“發明”距離實用和普及有很長一段距離，而清朝皇帝也沒有動力推動走完這段距離。

至於說“連珠槍”是“機槍”，就簡直不知所云了，即便最浮誇的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也不敢這麼說——這支“機槍”用的什麼自動原理？閉鎖呢？《閱微草堂筆記》並非一部可靠的史書，您相信這本書所說的“機槍”，那麼是否也相信其中所說的“狐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