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拍攝趣聞（六）開機典禮上的“碎碎平安”

攝影大師斯多拉羅在拍攝現場

（上接第五篇）

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終於迎來了開機典禮。

1986年6月的一天，北京晴空萬里。《末代皇帝》攝製組召開盛大開機典禮和記者招待會，地點設在北影仿清建築群中所搭建的醇親王府院落的實景中。貝爾託魯奇帶領全體主創人員坐在搭建的三層階梯式座椅上亮相，其中還包括了《我的前半生》作者之一李文達和溥儀的親弟弟溥傑。他們的對面是100多位中外記者。

首先製片方向記者們介紹了所有主創人員和來賓，包括中國電影合拍公司的負責人。然後貝爾多魯奇向媒體做了簡短的發言，然後針對記者的提問，做了詳細的解答。

由於時間較長，坐在正中間位置的溥傑可能由於年歲太高的緣故，在眾目睽睽之下竟然睡著了。

我由於機器裡只有可憐的一點點膠片頭，無法拍攝大段導演的演講，在拍攝完幾個重要人物的亮相鏡頭後，我把機器收起來撤到了場景後部的過道區。

這時，只見北京飯店廚房來了幾位服務員，他們搬來了幾箱香檳酒，準備在記者招待會結束後供給大家舉杯慶賀。

然而，不幸的是，拍攝場地設施非常簡陋，沒有正規桌子。他們就找了兩條臨時釘的長條簡易板凳，把一個招待所的床板架在上面，然後鋪上一層雪白的桌布，再把上百個玻璃高腳杯碼放在上邊，開啟香檳酒瓶兒，把每個杯子都倒滿了金色的酒水。

正當他們剛折騰完畢，我推著放有七八個攝影箱子的手推車進了這個空間不大的過道。由於要過一道門檻兒。我使勁一推，小推車倒是過去了，沒想到直衝那擺滿酒杯的臨時桌子撞了過去。由於小車上裝了100多公斤重的裝置，慣性很強，我一把沒拉住，只聽哐噹一聲，車輪撞到了那個臨時釘的板凳腿上，一下子就把滿桌酒杯全都翻到了地上。

只見那幾位身著晚禮服，領口扎著黑蝴蝶結正排成一排等待上酒的服務員的表情，從一臉的輕鬆的笑容立馬轉成目瞪口呆的滿臉驚歎號！

我一看也立馬傻了眼，這可是馬上要送到前面去慶賀的香檳酒啊。沒想到全都讓我撂到了地上，只見滿地的金色液體橫流和破碎的酒杯，真把我嚇得不輕。

我的腦海裡下意識地閃現出某一個主管會閃現出來暴跳如雷地開罵，我得不住地說：“SORRY 和對不起！”然而，令我意外的是，那些彬彬有禮的服務員們二話沒說，馬上蹲下來收拾一地的碎玻璃杯子。到底是見過大世面的北京飯店服務員，遇事不慌，接著又端出來預備的新杯子，很快就把殘局收拾好了。不知以前是否也發生過同樣的事情？好像他們早有應對方案。

我所預感的尷尬局面並沒有出現，開始我還有點奇怪，後來仔細一琢磨，北影院裡那是我的地盤。無論是洋人，還是中國電影合拍公司的，還是各路記者，他們都是外來的，我才是真正的主人。再說他們碼放酒桌的地方也不對，狹窄的過道並非牢靠之地。再有，來客都是文化人，都有著起碼的客套禮儀。其實無論吵和罵是沒有用的，最關鍵的是把儀式趕緊圓滿結束。

不知道是運氣還是巧合，在盛大的開機典禮上，玩出一地的碎玻璃杯，反倒印證了中國一句諧音語“碎碎平安”寓意“歲歲平安”。一年後《末代皇帝》雖然歷盡坎坷，（我將在以後的文章裡談到）但是最終還是比較圓滿地完成了全部的拍攝，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是否與那一地的碎玻璃碴子有關？

此時我又想起了國外每當新的巨輪下水，都要用繩子拴上一大瓶香檳酒，然後磕向巨輪船體，使酒瓶的碎玻璃和酒水散落四處，是否有異曲同工之妙？但願當時在場的洋人和中國人都是這麼想的，否則，我至今想起當時的尷尬場景，仍然會感到內心不安。

開機典禮結束後的幾天，我所拍的鏡頭也經過洗印車間沖洗生成了底片並印出了樣片。製片人托馬斯召集攝製組外方負責影片宣傳的幾位洋人，一同到標準放映室觀看效果。然而，不幸的是，當他們看到，每當貝爾託魯奇開嘴要說話時，我的鏡頭就掐掉了，室內發出一片遺憾聲。他們是看慣了新聞報道的現場採訪，卻不知道我的囊中羞澀，拍不了他們所希望的鏡頭。我用的不是錄影機，而是35毫米攝影機，並且裡邊裝的全都是片頭，每個鏡頭一般只能拍10秒，最多超不過20秒。

放映結束後，在場的洋人們都很失望，一個個搖著頭走出了放映室。這時托馬斯走過來問我是怎麼回事？我只能老老實實地跟他說，我手裡沒有膠片，只有收羅的小片頭，這樣的鏡頭是我唯一能拍的。即便是這種短鏡頭，我也不知道能堅持多久，因為憑藉我“巨大的能量”，手頭也不過僅能湊出拍不到10分鐘的片頭，按照通常紀錄片的片比，剪輯完了頂多能出一分多鐘的結果。

托馬斯畢竟是行家，他一聽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然後他把我領到了洋人的攝影組，指示管理膠片的二助理，把《末代皇帝》拍攝剩下的所有片頭都轉交給我。我一聽樂壞了，因為洋人的片頭可比我們的大多了，不僅片頭大，數量還多。因為他們是三機拍攝，主機、副機還有斯坦尼康，並且沒有片比限制，甚至有拍過一個鏡頭超百遍的記錄，所以說，以後會源源不斷地收到片頭，我真是像挖到金礦了。

“活菩薩”托馬斯又一次救了我，使我像一條吸盤魚，嘬在鯊魚的腹底，享用“大魚”的殘羹剩飯，完成了難得的史料記錄。

後來很多人看了我拍的紀錄片，都覺得是北影廠下的正規生產命令，甚至有人說得到了上級領導的大力支援，要什麼給什麼，膠片敞開了用，殊不知幾乎所有膠片完全是我向洋人討來的。在那個年代，即便有錢也買不到彩色負片，更別說沒錢。

廠裡很多人說我走運，比起之前不受義大利人待見的《馬可波羅》紀錄片組，我不僅沒有受到洋人的阻攔和刁難，反倒得到他們大力的支援和幫助，到底是憑什麼？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就是溝通。前面拍攝《馬可波羅》紀錄片的兩位攝影師吃得最大的虧是不會說外語，這就造成了無法交流，誤解叢生，當然就會困難重重。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找對了人。大老闆托馬斯是英國人，可能思維模式與義大利人不一樣，再加上老闆腦子中有一個大局，他非常會利用各種機會宣傳自己的作品，這與一般工作人員的出發點完全不一樣。然而要說運氣，當然是有，但是如果你沒有勇氣去爭取，運氣也會像你身邊一條河中的水，不伸手撈也會永遠不屬於你。

正式開拍的一天來到了，陽光普照在北影院裡搭建的曾用於拍攝《駱駝祥子》的民國初年街景上，上午8點，氣溫逐漸升高。第一個鏡頭是大全景，升降移動鏡頭，滿街的各等行人熱鬧非凡。

我沒有馬上架攝影機，準備先到現場熟悉環境。只見攝製組的各個部門有條不紊地在做著現場佈置。場工鋪著軌道，組裝著五米高的升降機；照明人員拉著電線，推著幾臺兩萬瓦的碳晶燈就位，同時組裝起幾個三乘三米的反光布框架……

錄音組是從英國來的，他們在架設麥克風挑竿和除錯著各種裝置。

一幫道具組的中方僱員在洋人的帶領下，擺放著各種攤位和店鋪陳列品；美工組的人貼標語，拉橫幅，給街面上佈置各種花裡胡哨的裝飾物……

我由於行業的緣故，最關注的是攝影組，特別是大名鼎鼎的攝影導演斯多拉羅。在這之前我沒有見過他的照片，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只讀過文字上的介紹。當時的現場有幾十位洋人在忙碌著，我真分不出誰是誰。

當升降機組裝好後，攝影機械員把一臺BL-III型機器裝到雲臺上，只見一位留著大鬍子的洋人坐到了機器後邊。我看著那塊頭，那風度和操機的熟練程度，覺得八九不離十，那位就是斯托拉羅先生。

我趕緊走上前畢恭畢敬的向他問道：“ Are you Storaro？”，只見大鬍子扭過頭，向我微笑了一下說：“ I‘m not， He is over there”他用手指給我看。我順著他指去的方向一看，有點不敢相信，被指的那個完全像一位年輕人。斯多拉羅看上去30多歲，梳著整齊的偏分頭，戴著一副時髦墨鏡，身著的服裝掐身合體，有點像作戰的軍服。他手拿一隻很小的塞科尼卡測光表，正在指揮照明人員布光。

讓我意外的是斯多拉羅的年輕相貌。他當時歲數39，就已經得過兩次奧斯卡攝影大獎（末代皇帝是他的第3個奧斯卡獎）。還有，他的一身裝束和做派，完全像一位收拾得乾乾淨淨的帥哥，而不是通常攝影人員的粗獷模樣。

當我正在感嘆時，陳凱歌迎面走來。他也是在第一時間過來看熱鬧的，畢竟大家都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洋人大片組拍戲。那年陳凱歌34歲，剛拍完《黃土地》不久。

我看陳凱歌打了個哈氣，就問他：“你好像昨晚上沒睡好？”他答道：“老貝昨天請我到他那裡喝酒……”我趕緊問：“哪個老貝？”“貝爾託魯奇啊。”他趕忙回答道。我一聽這口氣，就趕忙問道：“你們怎麼這麼熟？”，陳凱歌得意地說：“他請我演皇家禁衛軍隊長，我們倆昨天晚上在一起搓了一晚上脊孃……”我愣了一下，沒明白什麼意思，他接下來說的話，讓我弄懂了。他說：“貝爾多魯齊說，《黃土地》是中國最棒的影片……我趕緊跟著吹他，你是歐洲最偉大的導演……就這麼著我們倆樂了一晚上，所以今兒個有點缺覺。明晚上就拍我的戲，我今個兒還得回去背臺詞兒，咱們明天晚上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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