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文學巨匠與山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今年是魯迅先生140週年誕辰。魯迅先生的身世、經歷、修養、學識、文字、作為、品格等都凝結成一種精神，決定了他是一部厚重的歷史大書。這位文學巨匠與山東，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從幼時讀聖人文章到關注山東礦產，從收集漢畫像石到關注青島乃至山東半島的命運，從全過程關注《子見南子》戲劇風波，到與在山東的作家交往，再到大量作品被山東的進步師生廣為閱讀、傳播，魯迅先生與山東的交集可謂深廣。先生一直關注山東，甚至有數次擦肩而過的經歷。

“蓋自利氏遊歷以來，膠州早非我有矣”

魯迅最初深切地瞭解山東，是透過地質學。在成為一名醫學青年、文學青年之前，他最早的身份是“地質青年”。1898年，18歲的紹興青年周樟壽考取了江南水師學堂，並依“百年樹人”改名為“周樹人”。次年，又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

這礦務鐵路學堂是洋務派張之洞奏請光緒皇帝批准開辦的，“仿照德制”，課程以開礦為主，鐵路為輔。魯迅在全班年齡最小，學習十分刻苦，是唯一獲得金質獎章的人，以一等第三名的優異成績畢業。正如魯迅在《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中所講的那樣：“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

1901年11月，在礦務鐵路學堂畢業前夕，魯迅曾到南京東南的青龍山煤礦挖煤，歷時13天。這個煤礦十分糟糕，管理混亂，條件異常惡劣。他後來在《朝花夕拾·瑣記》中回憶：“我們下礦洞去看的時候，情形實在頗淒涼，抽水機當然還在轉動，礦洞裡積水卻有半尺深，上面也點滴而下，幾個礦工便在這裡面鬼一般地工作著。”

1902年，魯迅赴日本留學。1903年10月，他以“索子”的筆名，在《浙江潮》上發表了《中國地質略論》。在這篇文章中，魯迅如是評說李希霍特芬的地質報告：“……惟扼膠州，則足制山西之礦業，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膠州為第一著……蓋自利氏遊歷以來，膠州早非我有矣。”

魯迅文中提到的“利氏”，即李希霍特芬。他已經看到李希霍特芬如狼似虎的眼睛，在山西與膠州之間，畫了一條直線，使膠州灣直接暴露在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列強面前。此時的山東，在魯迅眼裡有著其經濟、軍事上的戰略地位。同時，他還簡明論述了煤炭與國家經濟命脈的關係：“石炭者，與國家經濟消長有密切之關係，而足以決盛衰生死之大問題者也。”

在《中國地質略論》的基礎上，1906年，魯迅與學友顧琅共同編寫了《中國礦產志》一書。該書一問世，便得到政府部門及社會各界極大重視，接連再版。為何要編纂這部書？正如序言中所講：“……羅列全國礦產之所在，注之以圖，陳之以說，使我國民深悉國產之自有，以為後日開採之計……用心至深，積慮之切……深有裨於祖國也！”

該書分章記述了當時18個省的礦產資源概況，每章又分為金屬礦和非金屬礦兩節，按不同礦種、地區（州縣）詳加介紹，摘引舊志及有關著作原文，註明出處。其中，山東所列金屬礦有金礦、銀礦、硃砂、銅礦、鐵礦、錫礦、鋁礦等，非金屬礦有煤炭、水晶、明礬、硝石、鹽、石膏、石棉等。

在山東的礦產中，魯迅最為關注的是煤礦。在“青州府博山縣、登州府招遠縣、萊州府濰縣、濟南府淄川縣”等後面，他特別標註“現德人辦”；而在“泰安府萊蕪縣”後面，他標註了“德人慾攬辦”等字樣，意在提醒國人提防列強的狼子野心。

特殊時代背景下的批覆古

在魯迅一生中，有一位山東人是繞不開的，他就是孔子。青年時期的魯迅，就“絕望於孔夫子”。

“考察魯迅的舊學學歷，可以發現周家的教育很特別：不隨大流，不追時尚，敢於標新立異，有自己的理念。周家與眾不同，魯迅的開蒙第一書是《鑑略》。讀完後，才開始讀‘四書’。”南開大學教授、魯迅研究專家李新宇介紹。魯迅雖讀過聖人書，但他另闢蹊徑。尤其在留日時期，魯迅接觸到章太炎以“復古”立場對孔子以及儒家“作偽”傳統的批判言論，並深受影響。

魯迅對孔子信徒的批判，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在北洋政府時期，袁世凱在1914年舉行第一次祀孔典禮。魯迅在日記中多次記載評論，“袁世凱也如一切儒者一樣，最主張尊孔……大概自以為維新者出則西裝而鞠躬，尊古者興則古裝而頓首。”在《從鬍鬚說到牙齒》一文中，魯迅更是諷刺極度尊孔者。在他看來，批判這些人的目的，是從根源上清理儒家文化“偽”的一面。

而根據《論語》和《史記》的記載，孔子周遊列國期間來到衛國。當時衛國實際的掌權者是衛靈公的夫人南子。南子妖媚，名聲不好，不過她仰慕孔子的能力和品德，知道孔子來了便很恭敬地請孔子去與她會見，於是就有了“子見南子”這一段往事。1928年10月，林語堂編寫了《子見南子》獨幕劇，由魯迅和郁達夫主編的《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號刊出。

1929年6月8日，地處曲阜的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舉行遊藝大會，將林語堂的獨幕劇改編後演出，引發軒然大波。當時，二師的學生在設計孔子與南子的舞臺裝扮時，故意使孔子出場時“抹著滿臉鍋灰，畏畏縮縮”“樣子和大成殿裡孔子塑像截然不同”，與南子會見時，孔子為南子的美色所動，魂不守舍。

不僅如此，二師的師生還有意地向孔府挑釁。他們的舞臺道具中有不少直接借自孔府內宅，這種實與虛、歷史與現在、嚴肅與戲謔的拼接組合與反差，更構成了強烈的諷刺效果。此事引起孔氏家族的強烈不滿，孔家以“孔氏六十族人”名義控告二師師生“侮辱宗祖孔子”。國民政府派員調查處理，將二師校長宋還吾撤職，並開除了兩個在劇中擔任男女主角的學生與教師。

對這一事件，魯迅自始至終高度關注，並將整個事件的有關材料進行整理，在《語絲》雜誌上發表。作為反封建鬥士的魯迅，對這一歷史事件的看法帶有強烈的政治情感因素。他在《關於〈子見南子〉》一文中認為，孔府的呈文中可見“‘聖裔’告狀的手段和他們在聖地的威嚴”，而國民政府對“子案”的最後處置結果，表面看是“息事寧人”之舉，而從校長被“撤差”、學生被開除來看，依然是“強宗大姓的完全勝利”。字裡行間的批評顯而易見，但更重要的是，魯迅看到了案件背後的政治經濟鬥爭的資訊，曲阜孔氏實質意義上的勝利被理解為“地方大族”的勝利。

與青島擦肩而過

除了到山東旅行，魯迅先生也多次由津浦鐵路經過山東，只是極少駐足。而他與地理空間的青島相遇，更可謂擦肩而過。1913年8月3日至4日，時在北京“做官僚”的魯迅，從上海返到北京，乘船路過青島，在青島海濱待了18個小時。這是魯迅一生中唯一一次與青島近距離接觸。魯迅在日記裡記載：“三日，晴。在舟中。夜十二時抵青島。四日，晴。在舟中，下午三時發青島。”

早在德佔時期，青島殖民地的景象就深深地觸動了魯迅先生的愛國心。他曾在《黃禍》一文中寫道：“我們一方面在做‘黃禍’的夢，而有一個人在德國統治下的青島所見的事實，卻是一個苦孩子弄髒了電柱，就被白色巡警提著腳，像中國人對付鴨子一樣，倒提著而去了……‘黃禍’可以一轉而為‘福’，醒了的獅子也會做戲的。當歐洲大戰時，我們有替人拼命的工人，青島被佔了，我們有可以倒提的孩子。但倘說，二十世紀的舞臺上沒有我們的份，是不合理的。”

1922年，《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簽訂，中國恢復對青島行使主權，對這一堪稱為“五四”運動餘波的外交勝利，魯迅極為重視。時隔十一年，他在雜文《說面子》中還提及當時的一則趣聞：“袁世凱將要稱帝的時候，有人以列名於勸進表中為‘有面子’；有一國從青島撤兵的時候，有人以列名於萬民傘上為‘有面子’。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說並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並非說，人應該‘不要臉’。”

1928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籌辦國立山東大學；6月，省立山東大學由濟南遷至青島。“青島大學已開。文科主任楊振聲，此君近來似已聯絡周啟明之流矣。此後各派分合，當頗改觀。語絲派當消滅也。陳源亦已往青島大學，還有趙景深、沈從文、易家鉞之流雲。”1929年7月21日，魯迅在致章廷謙的信中說。

國立青島大學給魯迅印象最深的，莫過於該校圖書館發生的“逐書事件”。當時，身為圖書館館長的梁實秋主持成立圖書委員會，其絕大多數成員是新月派，對當時左翼文壇推重的書籍往往不能認同。魯迅作品在這裡並沒有得到重視，以至於傳出梁實秋將魯迅作品從圖書館中清除的傳言，即所謂的“逐書事件”。

除此之外，魯迅參與的幾件文人交際、紛爭與觀念交鋒，或多或少都與青島有關，包括宋還吾、王統照、楊振聲、梁實秋、臺靜農、沈從文、老舍、臧克家、於黑丁、王亞平、蕭軍、蕭紅、張友松、汪靜之、馮沅君、華崗等。

1936年7月11日，魯迅在給好友王冶秋的信中說：“事情真有湊巧的，當你的《序跋集》稿寄到時，我已經連文章也無力看了，字更不會寫……青島本好，但地方小，容易為人認識，不相宜；煙臺則每日氣候變化太多，也不好。”

甚為可惜，魯迅先生再次與山東擦肩而過。三個多月後，他在上海病逝。（大眾日報客戶端記者 盧昱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