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豬種”橫行，中國土豬佔比僅3%……這場翻身仗怎麼打？
文 |《財經國家週刊》記者 裡雨曦 實習生 張赫書
民以食為天，豬糧安天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生豬生產和豬肉消費大國，確保生豬產業安全、穩定，事關國計民生。
在這樣一個戰略性基礎產業中，又有一個“戰略中的戰略、基礎中的基礎”——生豬種業。它被稱為“豬晶片”，是生豬產業的安全保障和核心競爭力。
▲圖/圖蟲創意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狀是，自上世紀80、90年代開始進入我國生豬市場以來，進口瘦肉型豬種已佔據九成以上市場份額。國產本土豬市場地位被擠佔，生存堪憂，部分品種甚至瀕臨或已經滅絕。
在接受《財經國家週刊》記者採訪的多位專家看來，我國生豬種業處於大而不強的狀態——缺乏足夠的技術投入、政策保障、人才支撐，國產“豬晶片”質量不高，不少企業對國外種業集團存在習慣性依賴，國產“豬晶片”，亟需打好一場自主智慧財產權的翻身仗。
國外豬種席捲全球市場
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我國本土豬幾乎被擠出市場。行業人士測算，國內本土豬市場佔比在2%-3%，其餘均為國外瘦肉型豬種。
所謂的國外瘦肉型豬品種，主要是英國、丹麥、美國等國家在上世紀育成的大白豬、長白豬和杜洛克豬等品種，它們具有瘦肉率高、飼養週期短、生產效能強、經濟效益高等特點和優勢。
在20世紀以前，我國還是種豬強國。在那個時期，我國豬種業以地方豬自繁自養為主，豬育種適應當地環境，抗病力強，肉質鮮美，外貌符合當地文化審美與消費需求，也因此形成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種資源，如比較抗寒的東北民豬、適合做醃製火腿的金華豬以及產仔數多的太湖豬等。
▲2020年11月23日，浙江省東陽市金華豬保種場內，剛剛出生的冷凍體細胞克隆純種金華豬正偎依在代孕母豬身旁。圖/人民視覺
但也正是在19世紀到20世紀，英國、丹麥、法國、美國等歐美國家，開始著手建立生豬育種體系，而且，隨著國際生豬育種潮流轉向瘦肉型豬，國外瘦肉型白豬優勢凸顯，很快成為全球性的主要生豬品種，席捲了全球生豬育種市場。
這其中，自然也包括對瘦肉型豬肉需求量陡增的中國市場。
中國農科院畜牧所研究員王立賢向《財經國家週刊》記者介紹，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國內糧食增產，豬種業有了飼料資源，再加上生活水平和消費能力提高，國外瘦肉型豬種獲得了進入中國的絕好機會。
在生豬育種方面，王立賢介紹，我國在80年代才逐步發展規模化的養殖場，系統性的全國生豬育種是在2000年之後才開始展開的。這也為國外瘦肉型豬品種佔領國內市場留出了時間和空間。
王立賢告訴記者，畜禽品種的選育並不容易，它是一個長期積累和種群培養的過程。我國生豬系統性育種起步較晚，譜系遺傳累積資料有限，也就使得我國的育種基礎性工作處於比較薄弱的狀態。
這一觀點得到受訪專家和行業人士的普遍認同，在國家與社會的歷史大踏步發展程序中，消費水平陡然提升，產業端供給遠遠落後於消費端，生豬市場就逐漸演變成了當下本土豬育種和本土生豬的集體失守局面。
國家決策層面很快注意到了這一問題。2000年以後，隨著對資源保護重要性認識的提高，市場對特色豬肉的需求增大，地方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得到加強。
2009年8月，原農業部辦公廳印發了《全國生豬遺傳改良計劃（2009—2020年）》，正式拉開全國生豬全面系統選育的序幕。隨著規模化養豬迅速發展，豬育種已轉向適應不同市場需求的專門化品系培育，並配套生產。
全國畜牧總站畜禽種業指導處處長劉醜生告訴《財經國家週刊》記者，我國現有地方豬品種84個。隨著我國對地方豬品種認識的不斷加深，地方豬品種的保護與開發利用工作力度也得到持續提升。
“特別是2021年農業農村部發布了新一輪全國生豬遺傳改良計劃（2021—2035年），釋出了配套實施管理辦法，我國生豬本土化選育和自主培育品種的質量，有了大幅提升。”劉醜生說。
▲圖/圖蟲創意
“豬晶片”到底卡不卡脖子
在近些年關於本土豬和外國豬的討論中，一個經常被提及的觀點是，我國“豬晶片”被“卡脖子”。但從本刊採訪調研情況來看，“卡脖子”一說，並不客觀。
目前，我國種豬（包括應用最廣泛的“杜長大”三元豬品種）基本可以做到自給。王立賢提供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我國生豬繁育體系中，90%的曾祖代和祖代種豬更新可以靠自主選育。近5年我國平均每年進口種豬1萬頭左右，僅佔我國每年15萬頭左右曾祖代（核心群）種豬更新需要量的10%。
“2019年受多方面因素影響，我國進口種豬數量僅為2000頭，與往年1萬—2萬頭種豬的進口量相比，大幅降低，但是我國並沒有出現生豬斷供問題。”劉醜生說，“當然，短時期內，由於優質種豬供不應求，市場上出現過三元種豬的臨時替代，一段時期內種豬生產效率有所下降。”
在他看來，我國從2008年開始實施全國生豬遺傳改良計劃以來，生豬現代育種體系逐步建立。正常年份，我國本土化選育的杜洛克、大白豬和長白豬瘦肉型豬種完全可以實現國內自給。2020年，我國有3865個種豬場，從數量上來說，我國生豬種業並不存在所謂的“卡脖子”問題。
▲2020年4月28日，秦嶺深處的陝西省商洛市洛南縣保安鎮東灣村，周紅珍（右）與哥哥一起趕著母豬和豬崽上山活動。新華社記者 陶明 攝
王立賢告訴《財經國家週刊》記者，引進種豬是核心育種素材的補充，透過引入“杜長大”進行本土化選育，實現“種豬國產化”，是世界上的通行做法。今天的“杜長大”已經是世界品種，而不是“外種”。在全球範圍內選擇優秀育種素材為我所用，對我國種豬發展有益。
“‘卡脖子’是不存在的，但不得不承認，我們的種豬質量和健康性與國際先進水平存在差距。”王立賢判斷，我國與國外瘦肉型豬的系統性育種相差了近50年。
這其中的差距，主要體現在國產豬種的整齊化程度、品種穩定性、生產效能等方面。
“我國是養豬大國、豬肉消費大國，卻不是種業強國。”湖南農業大學教授、動物遺傳育種與繁殖專業博士生導師陳斌說，過去較長一段時間，我國的生豬產業基本是拿來主義，以引進種豬為主，所以，生豬種業發展緩慢，自主培育的品種經濟效益有限。
▲2020年6月5日，在重慶市萬州區高梁鎮天鵝村生豬生態養殖基地，工作人員在給豬仔補充鐵元素。新華社記者 王全超 攝
以生產效能為例，我國自主繁育的瘦肉型白豬，在生物穩定性、生產效率等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存在顯著差距。國外先進育種水平大白豬的100公斤體重日齡可以達到148天，比我國生豬核心育種場種豬快15天；國外先進育種水平的大白豬產仔數能達到15頭，比我國生豬核心育種場種豬多2頭。
劉醜生告訴記者，目前經過農業農村部遴選認定的國家生豬核心育種場有89個，大部分核心育種場本土化選育的杜洛克、大白豬和長白豬品種效能與國際先進水平有差距，飼料轉化率只有發達國家的80%左右。
不過他認為，我們有約10%的企業已經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水平，從質量上來說，我國生豬種業同樣不存在所謂的“卡脖子”問題。
保護本土豬種質資源是歷史使命
除了主流商業化豬種的種豬效能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中國工程院院士印遇龍表示，我國生豬種業面臨的主要問題，還包括地方豬種資源未得到有效利用。
印遇龍說，我國地方豬種在“洋豬種”的強勢擠壓下，未得到有效利用，不僅造成品種的大量流失，還失去了對生豬育種自主智慧財產權的掌握。
多位專家和行業人士都提到了一個仍在迴圈的現實矛盾：我國本土豬因經濟效益低下，導致市場端對本土豬品種的選育意願不強，選育能力的落後又造成本土豬始終無法在生產效能上取得提高，部分本土豬品種的選育工作陷入迴圈，部分品種甚至瀕臨滅絕。
原農業部發布的《全國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和利用“十三五”規劃》顯示，在我國地方畜禽遺傳資源瀕危品種列表中，37個豬品種處於瀕危、瀕臨滅絕或滅絕狀態，其中橫涇豬、虹橋豬等8個品種的豬已經滅絕，岔路黑豬、碧湖豬等5個品種瀕臨滅絕。
一位專家提醒，本土豬種是我國養豬生產中的寶貴基因庫，目前，國內地方豬種數量急劇減少，佔比不到2%，如不加以妥善保護創新利用，遺傳資源丟失的風險將增大，我國將失去掌握生豬育種自主智慧財產權的機會。
▲2019年8月20日，養殖戶在果園內用手機拍攝水果香豬的影片。新華社記者 王昊飛 攝
為應對這一挑戰，國家頂層設計方面也在積極行動，思考對策。
農業農村部印發的《國家畜禽良種聯合攻關計劃（2019—2022年）》（下稱《計劃》）總體思路指出，以提升畜禽核心種源自給率、培育自主品種為目標，構建適合我國國情農情、產學研深度融合的畜禽種業自主創新體系，推進我國由種業大國向種業強國的歷史性轉變。
“儲存本土豬種和加強本土地方豬的本品種選育，是佈局我國的生豬育種技術的重要方向之一，同時也是歷史留給我們的使命。”印遇龍說，地方豬種目前雖然在生產效率等方面無法與國外商業化豬種相提並論，但地方豬種是透過長期選擇而留存下來的品種，在某些方面總有其優點。
在受訪專家看來，在國外商品化豬種佔據中國生豬育種市場主流的當下，中國生豬育種掌握核心話語權的突破點就在本土豬種的保護和利用，必須要做到保證本土豬品種的延續，並不斷透過種業創新發展提高本土豬品種的競爭力，為未來育種的發展打下基礎，從而掌握生豬育種的自主智慧財產權。
湘村高科農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文蓮表示，培育本土豬種，從國家戰略安全的層面，是掌握生豬育種技術的話語權；從生物安全的層面，是對本土豬品種的保護和延續；從產業安全的層面，是衝破國外豬種對本土市場壟斷的突破口。
“一定要遏制住本土豬被擠出市場的事態，對未來的農業發展負責任。”一位農業方面人士表示，白豬壟斷範圍的不斷擴大，勢必要犧牲本土豬種群範圍，本土豬的保種、選育是未來市場多樣性需求的保障，為做好中國育種長期主義的謀劃，本土豬的保種、選育問題應該得到重視。
完善生豬育種體系勢在必行
生豬育種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調研中，記者發現，我國生豬育種體系，特別是本土豬育種體系構建，還不夠完善。
王立賢告訴記者，在種豬育種體系方面，我國的專業化種豬公司還處於發展階段，聯合育種由於疫病、資料的可靠性、利益分配機制不暢等因素，進展緩慢。
尤其是由於條件還不夠成熟，聯合遺傳評估只能進行單個場評估，資料積累還比較少，遺傳評估的準確性有待提高，育種效率還比較低。
在他看來，儘管我國對地方豬種種質進行過研究，但缺乏系統深入研究，存在一系列繼續完善的問題。
一是種豬系譜記錄不全，未開展以分子標記為基礎的親緣鑑定，群體遺傳結構不清晰；
二是耐粗飼、抗性強、肉質好等優良性狀的遺傳機制還沒有研究清楚；
三是地方豬種高畫質基因組序列、重要經濟性狀候選基因定位有待研究；
四是表型精準測定、功能基因定位、特異基因挖掘、基因編輯育種等現代生物技術、沒有在資源創新利用中發揮應有作用，無法滿足品種選育對優異新種質和新基因需求，資源優勢沒有轉化為產業優勢。
與此同時，我國畜禽種質科研的能力不強的問題，在生豬育種層面也有體現，集中表現為新技術的應用滯後。
專家介紹，長期以來，地方豬種保護、選育與開發利用沒有形成良性迴圈。主要原因在於科技投入少且投資分散，特別是投入種質創新利用的科研經費佔比更低。
而且，由於缺乏穩定支援，再加上政策引導不足，導致無法形成穩定的育種技術創新體系，育種新技術研發總體滯後，影響了種豬遺傳改良效果。
另外，我國商業化育種機制也不夠成熟。
商業化育種是大宗農產品解決種源問題的必然趨勢，近幾年，我國生豬育種在產學研相結合推進生豬商業化育種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需要政府、產業界、學界共同聚焦、精準發力、持之以恆，推進生豬種業形成機制成熟、有效聯結、良性迴圈的商業化育種機制。
▲2020年8月7日，河北魏縣一家農業企業的智慧豬舍。新華社記者 王曉 攝
接受採訪的專家提到，在產業發展、學科建設、科研機構建設、基礎及應用研究方面，省級財政一直都缺乏連續、穩定、針對性強的支援政策；相關行業協會、產業聯盟的作用發揮也不夠，育種企業各自為政，沒有形成聯合體，由此導致本土生豬種業難以發展壯大。
本土豬育種要在發展中破局
“短期內滿足量的需求的國家戰略不會變，但是從更長期的角度講，需要解決豬肉攝入多元化的問題。”在上述農業方面人士看來，生豬育種，更要做好長期主義的打算，我國本土豬育種需要在發展中求破局。
印遇龍認為，在瘦肉型豬種佔據國內生豬產業絕對主導權的當下，中國生豬育種的突破一是要加強主流品種的選育提高，二是要加強地方豬種的保護和利用。“我們需要不斷透過種業創新，提高本土豬種的競爭力。”
《國家畜禽良種聯合攻關計劃（2019—2022年）》也提出，地方豬種種質自主創新聯合攻關，利用我國來自世界各地的優良瘦肉型豬和我國特色地方豬種質資源，創新瘦肉型豬育種技術體系，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地方品種與培育品種生產效能測定平臺、分子育種平臺及大資料管理與基因組預測平臺，聯合豬保種場建立“地方豬種種質創新開發聯盟”，實行一體化智慧管理。在保持肉質的基礎上，選育地方豬專門化品系，進一步提高繁殖效能、生長速度及飼料轉化效率。預期篩選出5個以上的最宜雜交組合，培育1—2個專門化新品系或配套系。
過去一年，一些攻關成果也陸續出爐。
全國畜牧總站提供的資料顯示，2021年，全國優質瘦肉型豬攻關組開展了13個優質瘦肉型新品系選育工作，包括2個黑豬品系、4個高效瘦肉型杜洛克終端父本種豬品系、6個高產瘦肉型大白母本品系和1個高效瘦肉型第一父本長白品系；組建了16801頭純種種豬的基因組參考群體；研發出兩款基因晶片及一套育種專用測序分析一體機系統。
高質量的本土種豬品種，不僅能減少對國外種豬的依賴，更具有強大的後續產業帶動能力、資源環境最佳化作用。多位受訪的行業人士建議，要堅持企業主體、產學研用協同，創新體制機制，強化科技支撐，加強遺傳資源保護，全力打造生豬“中國芯”。
陳斌認為，政產學研創新融合是培育高質量種豬的關鍵。從品種選育角度看，核心群的規模是品種選育的重要因素，較大規模的核心群數量可為優良品種的選育提供更好的條件。
楊文蓮也表示，從產業帶動的角度出發，產業的發展將反哺上游育種企業的積極性，同時產業化發展，也有助於育種規範化、系統化發展進步。
她認為，政策層面可以加大專項扶持力度，鼓勵“國家隊”入場，以形成央企、地方國企、民營企業協同溝通本土豬的商業化育種體系，並充分發揮各級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促成本土豬育種質的飛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