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工作人員又叫“蘭臺人”？這一說法從哪來的？

檔案，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事物，它是記載人們社會生活的原始記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細數之下，被稱為“世界上最早檔案”的拉格什銘文距今已有五千年之久。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人類用各種檔案方式守護著歷史記憶。

上海檔案館展出老檔案。

檔案工作人員進行蒐集整理檔案數字化工序。

結繩記事：早期人類的檔案形式

上古無文字，結繩以記事。奇普便是古代印加人的一種結繩記事的方法，用來計數或者記錄歷史，它由許多顏色的繩結編成。這種結繩記事方法已經失傳，目前還沒有人能夠了解其全部含義。

在馬克思的《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同樣詳細記述了印第安人的結繩記事方法，記事的繩子是由紫色和白色貝珠的珠繩組成的珠帶上的條條，或由各種色彩的貝珠組成的帶子上的條條，其意義在於一定的珠串與一定的事實相聯絡，從而把各種事件排成系列，並使人準確記憶。這些貝珠條和貝珠帶是易洛魁人唯一的檔案，但是需要有經過訓練的“譯者”，才能從貝珠帶上的珠串和圖形中把記在帶子上的各種記錄解釋出來。

公元前3500年，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象形文字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烏魯克（今伊拉克附近），這便是後來楔形文字的起源。隨著文字的出現，人們開始在各種易於儲存的物品上留下文字來記錄所發生的事情。在基什城址附近的奧海米爾崗，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小塊石板，其兩面以直線刻畫出表示各種事物的圖畫符號，其中可以辨識的有人的頭、手、腳和線形符號等，這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文字。

從1877年到1933年，法國考古隊對吉爾蘇遺址進行了全面發掘，共獲得5萬多塊楔形文字泥板，這些文字是由當時的書吏使用削尖的蘆葦稈或木棒在軟泥板上刻寫而成的，軟泥板經過日曬或火烤後變得堅硬，不易變形，這些刻有拉格什銘文的泥板，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檔案。正是這些泥板檔案，使得後人知曉從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350年之間完整的拉格什國王列表以及相關的史事，也使得拉格什成為蘇美爾各城邦中，人們唯一瞭解得較完整的城邦，為後人研究蘇美爾文明提供了重要資料。

與泥板檔案出現時間相近的，還有以石材為基質的石刻檔案。如埃及最古老的巴勒莫石刻，記錄了約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420年的法老名單及其活動，公元前18世紀的漢謨拉比法典碑記載了古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頒佈的法律條文，公元前522年至公元前486年在山岩上鐫刻的貝希斯頓銘文等，記載了波斯國王大流士一世鎮壓高墨達政變和人民起義並取得王位的史實。

我國收存年代最早的石刻檔案是石鼓文，被譽為“石刻文字之祖”，是公元前770年秦襄公送周平王東遷後的紀功石刻。後來秦始皇巡遊郡縣時為宣揚威德、宣示政令留下了更多的石刻，如著名的《泰山刻石》《琅琊刻石》《芝罘刻石》《碣石刻石》和《會稽刻石》等。

檔案載體：從龜甲竹帛到電子網路

時代變遷，先人開始用不同的新材料作為記述載體。以中國檔案材料的發展史為例，約公元前14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商代後期的占卜活動中出現了以龜甲、獸骨為載體的甲骨檔案，這也是我國現存歷史檔案中年代最久遠的，出土數量達15萬片以上，它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系統的官府文書。

殷商末期及兩週時期，中國古代的青銅冶鑄工藝達到全盛階段，在青銅器上銘文鑄字的金文件案也隨之出現。到了西周，此時刻於青銅器上的文字數量增多，記事廣泛，具有了書史的性質。例如著名的《大盂鼎銘》，書有19行291字，記載了西周早期康王時，貴族盂因征伐西北強族鬼方有功，而受康王冊命賞賜的史實。

商周時期不僅有金文件案，還有用竹片、木片作書寫材料的簡牘檔案，主要用於一般公務文書。遺憾的是，最早出現在商周時期的竹簡，經過歲月侵蝕，已經無法看清楚任何字型。能辨清的，只有戰國時期墓葬中出土的竹簡。用於簡牘的書寫工具有筆、墨、刀，上面的文字用筆墨書寫，刀的主要用途是修改錯誤的文字，並非用於刻字。

若干片簡編聯在一起，稱為“策”或者“冊”。在紙發明以前，簡牘是我國古代書籍的最主要形式，用於國家重大政事和書寫典籍。例如1975年12月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雲夢秦簡，詳細記錄了秦代施行的20多個單行法規的條款原文，為我國古代法制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學術材料。簡牘檔案對後世書籍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直到現在，有關圖書的名詞術語、書寫格式及寫作方法，依然承襲了簡牘時期形成的傳統。

我國曆史上最早給檔案以正式名稱的是周代。當時稱檔案為“中”，在《周禮》上就有“治中”的記載。然而中文“檔案”一詞的來源，多數人認為是清代。清初文人楊賓所作的《柳邊紀略》一書第三卷寫道：“邊外文字，多書於木，往來傳遞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貯多年者曰‘檔案’”。很多學者便把這作為最早出現檔案一詞的淵源，隨著考古學的不斷髮現，詞源或許還會向更遠追溯。

到了戰國時期，隨著絲綢業的發展，王公貴族開始用縑帛作為書寫材料，隨之也出現了縑帛檔案。縑帛作為書寫材料有許多優點，可以隨意裁剪，質地堅韌輕柔，便於攜帶和保管，多用於繪製輿圖或抄寫經典，缺點是價格昂貴，無法普及使用。隨著紙張的廣泛應用，縑帛的使用量銳減，但是之後王朝的一些重要文書仍用絲織品書寫，例如在清代，朝廷頒授文武官員的誥命等封贈文書還在使用綾錦。

在魏晉南北朝，以紙為載體的紙質檔案大量出現。“蔡侯紙”搭配印刷術，紙幾乎取代了此前所有的檔案物料。在“蔡侯紙”發明之前，紙質出現在世界歷史中的是紙草紙。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人，發現了一種盛產於尼羅河下游沿岸的水生植物——紙莎草，古埃及人將它的莖剖成薄片、壓平，並把若干片粘在一起連成長幅，卷在木杆上，形成卷軸，用作書寫的材料，故稱紙草紙。當然，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後來逐漸被羊皮紙所替代。世界上現存最大的一份紙草檔案，是公元前1164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四世製成的特大型紙草檔案，檔案記載其父拉美西斯三世在位期間的功績和善行。這塊超大號紙草檔案，現存於倫敦不列顛博物館。據記載，還有一種特殊的檔案用紙是狼毒紙，人們習慣上稱之為“藏紙”，其由含有毒性的狼毒草製成，具有不怕蟲蛀鼠咬、不腐爛、不變色、不易撕破等特點，這種常用作抄寫經書的“保鏢”藏紙，守護著藏族文化經久不衰。

工業革命後，隨著新技術的發展，世界上出現了以錄音帶、錄影帶為載體的聲像檔案，以及現在依賴計算機系統存取並可在網際網路上傳輸的電子檔案或數字檔案，這些現代化的檔案物料，極大地拓掘了檔案的記錄形式和應用場景，也催生了越來越成熟的檔案管理制度。

善用檔案：古為今用助力人類發展

2000多年前，司馬遷曾提出了檔案收集的至高境界——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於太史公，以達到最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創作目的。因此，對於檔案管理機構和檔案人來說，接收、徵集、管理檔案固然重要，充分開展檔案利用也是十分必要的，否則整整齊齊的金匱龍櫃與冷冰冰的鐵皮石頭沒有區別。

病歷檔案是一種專業化程度較高的檔案材料。一直以來，北京協和醫院以儲存病案歷史最悠久、儲存數量最大、名人病案最多而享譽海內外。病歷、教授、圖書館並稱為“協和三寶”。自1921年建院至今，醫院共完整儲存病案近400萬份，我國現代病案管理以協和病案室的建立為開端。協和醫院的病案字跡工整、記錄翔實、書寫規範，既是鮮活的教材，又是珍貴的歷史資料和醫學典藏，這裡不僅可以看到孫中山、宋慶齡、張學良等多位歷史名人的看病記錄，還可以瞭解張孝騫、林巧稚、曾憲九等名醫的成長曆程，許多中國乃至世界首例的疑難和罕見病案，也記錄在協和病歷檔案裡。在這些原始病案的助力之下，協和醫院對疑難重症的診治能力享譽全國。

另一種特殊的檔案型別是司法檔案，即記錄民事、刑事、行政等訴訟案件的檔案材料，是研究法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民俗學等的第一手材料，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清代大庫內閣檔案、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清代巴縣訴訟檔案、龍泉司法檔案等。

龍泉青瓷、龍泉寶劍和龍泉檔案並稱為“龍泉三寶”。龍泉司法檔案現保存於浙江省龍泉市檔案館，共計17333卷宗，88萬餘頁，時間自1851年至1949年，橫跨近百年曆史，記錄的訴訟案件超過2萬宗，是目前所知民國時期儲存最完整、數量最大的地方司法檔案，已經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每一種新的司法檔案公佈，都會引起歷史學、法學、社會學等領域的高度關注，對於學者來說，這批檔案記錄了清代的法律訴訟制度向近現代轉變的過程，對於現在的基層治理和法治建設有著借鑑意義。

某一份檔案的留存和發現，相較於人類文明的儲存來說顯得微不足道。然而，當一件件重要的歷史檔案消失時，絕對是全人類的損失。1992年8月25日，位於薩拉熱窩的波黑國家圖書館遭到炮火摧毀，這一事件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世界記憶專案的催化劑。眼見內戰使得珍貴的文獻遺產毀於廢墟之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費德里科·馬約爾強烈地意識到，保護文獻遺產猶如保護人類記憶般重要，因此他竭力推動專案的發展，併為專案定名為“世界記憶專案”。那些符合世界意義、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國際諮詢委員會確認而納入的文獻遺產專案將載入《世界記憶名錄》之中。這份名錄分為世界、地區和國家三級，申報文獻遺產根據其地域影響力，分別列入不同級別的名錄。

截至2017年，我國有13項檔案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像耳熟能詳的清代內閣秘本檔、中國傳統音樂錄音檔案、近現代中國蘇州絲綢檔案、甲骨文等都位列其中。

隨著檔案管理機構、制度、法律的完善，檔案早已擺脫單純收集原始記錄的作用，已在民族身份認同、集體記憶建構以及資訊資源管理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相信隨著人們對檔案認識的日益深入，人類過去的輝煌會被重新發現，人類的未來將更加璀璨。

追古溯源

最大的古代國家檔案館皇史宬

我國現存最大的古代國家檔案館，是位於北京南池子大街上的皇史宬。

皇史宬始建於明嘉靖十三年，兩年後竣工。它是仿照漢代“石室金匱”修建的，整個大殿沒有一梁一柱，全部是磚石仿木結構，所以叫做“石室”。牆身足有五六米厚，臺基高達兩米，具有防火、保溫、防潮、防蟲鼠的功能。

皇史宬主殿內修築了雕有海水游龍圖案、高達1。42米的漢白玉石臺，在臺上放置著152個鎏金雕龍的銅皮樟木櫃， 這就是“金匱”。明清兩代皇室大量的重要檔案，如明代的“實錄”“寶訓”，清代的“實錄”“聖訓”以及包括詔書、誥命、敕命、題本、奏摺、諭旨、廷寄、科舉試卷在內的宮廷文書等，都珍藏於這些櫃裡。

如今，皇史宬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直接管轄，所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官方微信公眾號就叫做“皇史宬”。

延伸閱讀

檔案人為何又叫“蘭臺人”

蘭臺傳後世，鑑古照千秋。為什麼我們常常稱檔案工作人員為蘭臺人？這要從古代專設的檔案管理機構說起。

眾所周知，檔案是人們在各項社會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各種形式的具有儲存價值的原始記錄。這決定了檔案主要來自於檔案，但檔案並不是檔案的唯一來源，還包括大量非文書類的原始性記錄物，如筆記、日記等。由於檔案具有重要性高、數量多、種類雜、易滅失的特點，需要專門的機構來負責接收、徵集、管理檔案和開展檔案利用。

我國各朝代中央保管檔案的機構有不同的名稱：周為天府，漢為蘭臺、東觀、石渠，唐為史館，宋為架閣庫，元為架閣庫，明為皇史宬、後湖黃冊庫、內閣大庫、大本唐、古今通集庫，清為內閣大庫。由此可見，蘭臺是漢代宮內藏圖書之處，是我國最早的官方檔案館，由御史中丞負責，後世朝代稱御史臺為蘭臺，司馬遷便是其中一位勤懇的檔案工作者。

東漢時期蘭臺令史班固，受詔撰史，所以後世又稱史官為蘭臺。唐高宗時也曾改秘書省為蘭臺，再經過千年的演變，現在“蘭臺”一詞已成為用來泛指檔案保管機構和檔案工作的代名詞，檔案工作者也就被稱為“蘭臺人”。

檔案的保管期限

檔案是幫助我們瞭解過去、論述現在、準備未來的珍貴文獻。

根據檔案的性質，可分為公共檔案管理和私人檔案管理。公共檔案是指政府機關（或公共管理機關）在行政（或公共）事務管理中形成的檔案，由各級公共檔案館收藏，並向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私人檔案主要是指私人企業、教會、私立大學、私人家族和個人在其活動中形成的檔案，一般歸私人（法人或自然人）所有，不向公眾開放。由於私人檔案中有不少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因此很多國家透過立法等形式對私人檔案的管理採取了國家干預。

我國檔案法雖未規定私人檔案的概念，但確認了檔案的不同所有權形式。根據所有權形式，可分為國家所有檔案、集體所有檔案和個人所有檔案。對不同所有權的檔案，要按照檔案法的規定，分別採取不同的收集和管理辦法。屬於國家所有的檔案，要按規定向國家檔案館移交；屬於集體或個人所有的檔案，其所有權的轉讓，一般要在自願、合法基礎上進行，檔案所有者可向國家檔案館捐贈等。

關於檔案的保管期限，根據檔案法規定，縣級以上各級檔案館的檔案，應當自形成之日起滿25年向社會開放。經濟、教育、科技、文化等類檔案，可以少於25年向社會開放；涉及國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開放的檔案，可以多於25年向社會開放。國家鼓勵和支援其他檔案館向社會開放檔案。檔案解密之後可以向公眾開放，個人可以查閱。

國家秘密事項已解密，但符合工作秘密條件的，應當確定為工作秘密，未經原定密機關、單位同意不得擅自公開。

而個人檔案的最終去向，需要分型別經鑑定之後決定是否銷燬。例如人事檔案，職工死亡後，其檔案由原管理部門儲存5年後，移交企業綜合檔案部門儲存。對國家和企業有特殊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死亡以後，其檔案由企業綜合檔案部門按規定向有關檔案館移交。保密期限按照絕密級30年、機密級20年、秘密級10年執行。國家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本版供圖：視覺中國

（原標題：檔案 守護人類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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