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思享｜劉鵬：非還原性原則——論拉圖爾的經驗形而上學體系

摘要：

為了解決《實驗室生活》以及當時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發展所面臨的困境，拉圖爾提出了“非還原性原則”。進而，他以這一原則為基礎，透過考察行動素、行動素所組成的網路以及網路的組成方式（轉譯），建構了一種新的經驗形而上學體系。這一體系已經蘊含了拉圖爾後來哲學體系的主要內容，代表了拉圖爾哲學體系的成熟和基本定型。

關鍵詞：

非還原性原則；行動者與行動素；轉譯；網路；現代性

引言：“非還原性原則”的出場

學術界在研究拉圖爾哲學思想的演變時，時常存在兩種做法：一種做法或明或暗地將拉圖爾哲學視為一個前後內在一致的整體，進而將《實驗室生活》也視為其行動者網路理論的代表作，從而忽視了拉圖爾思想在20世紀80年代初所發生的一個轉變，即微觀社會建構主義向實踐建構主義的轉變，這種做法源於對拉圖爾思想的非歷史性解讀；另一種做法將拉圖爾哲學視為一個劇烈演變的體系，認為拉圖爾的思想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一直都在不斷變化，並在某種程度上將這種變化歸結為拉圖爾尋找到的某些新的理論資源（如懷特海、杜威哲學等），這種做法實際上忽視了拉圖爾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理論核心的相對穩定性，這是對拉圖爾思想的一種過度歷史性的解讀，弱化了拉圖爾思想的原創性。要避免上述兩種做法，理解其“非還原性原則”是一個關鍵點。這一原則在《法國的巴斯德化》特別是該書第二部分《非還原》中得到了充分闡述，它標誌著拉圖爾思想的成熟和基本定型。用拉圖爾後來使用的一個概念來說，該書尤其是“非還原性原則”以“經驗哲學”的方式完成了其形而上學體系的建構，其後續思想的發展或演變基本都是該形而上學體系的細化或微觀化。那麼，在拉圖爾的哲學體系中，這一原則是如何出場的呢？

拉圖爾非常善於進行思想的綜合，或者說從前人那裡尋找自己的哲學根基。《實驗室生活》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該書可以看作其法國認識論背景特別是巴什拉的科學哲學思想（儘管拉圖爾後來一直都在批評巴什拉-康吉萊姆傳統）、強綱領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符號學、常人方法論、人類學等思想的綜合。不過，在這種綜合中，拉圖爾的法國背景（巴什拉的物質建構主義）與英國背景（強綱領的社會建構主義），微觀分析（符號學、人類學對地方性互動的考察）與宏觀進路（宏觀社會建構主義）之間都發生了矛盾。在前一對矛盾中，拉圖爾選擇了後者，在後一對矛盾中，拉圖爾選擇了前者。於是，一種微觀社會建構主義的立場就應運而生了，這一立場取消了宏觀進路，但同時也犧牲了建構的物質性基礎。所以，矛盾並未解決，只是相對於SSK，拉圖爾基於地方性的互動將其宏觀進路微觀化了。拉圖爾真正解決這一矛盾，是在《非還原》之中。在該書中，拉圖爾將其全部哲學的起點都奠基在了非還原性原則之上，從而不僅解決了《實驗室生活》中的矛盾，同時也為其後來哲學的發展確立了形而上學的基礎。

當然，拉圖爾自言其非還原思想產生於1972年，是以一種類似於頓悟的方式發生的。“那個冬日的天空，是那麼的藍。我［突然感到］不再需要用一種宇宙學來支撐它……‘它就立於近前’，流動著，矗立著，自己界定了自己的位置、界定了自己的目標，既不是可知的，又不是不可知的。它和我，它們和我們，我們共同界定彼此。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看到事物的非還原性，看到事物被釋放出來。”拉圖爾的這種感受可能是真實的，儘管這已經是12年之後的回憶，但我們決不能毫無批判地認可這一說法並將之等同於其後來所說的非還原性。恰恰相反，拉圖爾提出這一原則，其目的就在於解決SSK的某些矛盾（這些矛盾部分地體現在了《實驗室生活》之中）。在他看來，諸多批評者對科學論（Science Studies）持懷疑和批判態度，這是因為他們堅持一個預設：“力量與理性從根本上而言是不一樣的；正確從來都不可能被還原為力量。”拉圖爾認為，這種質疑之所以會產生，並非因為科學論在經驗研究層面的不足，相反，科學論沉溺於經驗研究而缺失了對知識與力量關係的深層哲學論證。由此，他才從哲學的角度寫了《非還原》一書，目的在於考察“如果我們將力量與理性視為毫無差別的，知識和力量將會變成何等面目”。

一、非還原性原則與行動者

事實上，拉圖爾在《非還原》一書中提出了許多新的概念，這些概念大多成為其後續理論持續關注的物件。行動者便是其中之一，由這一概念出發，拉圖爾、卡隆、阿克什最終發展出了行動者網路理論。

當拉圖爾講述1972年的頓悟時，他實際上要做的是否定人們在考察一物與他物之聯絡時所採取的線性思維方式，基礎主義、本質主義、實體主義都是這類思維模式的代表，當然，它們從根本而言在某些層面上都是還原論的。不過，懷疑的目的並不是懷疑，若如此，將會帶來一個徹底虛無的世界；與笛卡爾一樣，拉圖爾仍然為世界找到了一個出發點，只不過這個出發點並非某個能夠衍生出一切同時又能將一切歸約其上的基礎，它甚至都不是一個實體。它所能做的只不過是表述不同物、不同人、不同的人與物之間發生關聯的方式，即“非還原性原則”。

非還原性的含義是說“萬物，就其本身而言，既非可還原亦非不可還原至他物”。非還原當然不等同於還原，但它同樣也有別於不可還原。那它是什麼？拉圖爾並未立刻給出解釋，而只是說這一原則雖然是一個“王子”，即拉圖爾整個形而上學體系的主導，但它事實上卻沒有被賦予“支配一切”的權力，因為如果它被賦予這一權力，就會導致一個“自我矛盾”。拉圖爾在此所要表達的意思是，如果非還原性原則擁有掌控一切、支配萬物的權力，那麼，在二階的意義上，這就是對它自己的一個駁斥。這有點類似於布魯爾“強綱領”四原則中的“反身性原則”。後者最終成為了對強綱領的一個有力否定。拉圖爾如何避免這一否定呢？後文會對此做出解答。

非還原性原則所要表示的是兩個事物之間發生關聯的方式，也就是說，拉圖爾關注的並不是實體，不管這種實體是主體性的還是客體性的，是人類性的還是物質性的，他關注的是不同實體之間的關係。拉圖爾將這種關係表述為力的考驗（trials of strength）：“這就是我的出發點：一個動詞，‘考驗’。”一般情況下，人們可能會認為，既然‘考驗’是不同力之間發生關係的方式，那麼首先需要知道力是什麼，不然我們對何者在經歷考驗就一無所知了。不過，按照拉圖爾的思路，對於力是什麼，我們也毫不知悉，“對於一種力是由什麼構成的，［我們］不應該堅持某種先驗的觀點”。因此，我們對力的無知，並非因為力不可知，而僅僅是說力無法在先驗層面上可知，因為力本身是需要在不斷的考驗中被進一步界定的東西。從力出發，拉圖爾進一步引出了行動素（actant）的概念：“作為對‘力’這個詞的替代，我們也可以談論‘弱’、‘隱得來希’、‘單子’或者更簡單地說‘行動素’。”行動素是行動者網路理論的一個核心概念，拉圖爾借用自格雷馬斯的符號學理論，目的在於避免人們想當然地將“actor”一詞等同於人。他說：“我在使用‘行動者’（actor）、‘能動者’或者行動素之類的詞時，並不會對它們是誰、其性質如何做出任何預設。”

那麼，該如何界定行動素或行動者呢？拉圖爾進一步引出了實在的概念。“任何阻抗考驗的事物都是實在的（real）”；進而，“實在的”一詞，所指稱的並不是“眾物之中的一物”，而是指“阻抗梯度”（the gradients of resistance），於是，“在‘實在的’與‘非實在的’、‘實在的’與‘可能的’、‘實在的’與‘想象的’之間並無差別。相反，差別存在於那些阻抗之物與非阻抗之物之間……”既然這三對概念之間並無差別，那麼行動素也就不具有某種實質（substance），“行動素是一個本質還是一段關係呢？若無考驗，便無可言說。為了免於湮滅，本質可能將自已與諸多關係聯絡起來，而關係也可將自己與眾多本質聯絡起來”。因此，行動素到底呈現為真實之物還是想象之物、表現出某種本質還是某種關係，所有這一切都沒有預先的設定，都需要在力的考驗中得到界定，若無考驗，我們甚至都不能稱之為行動素。

相對於現實世界的多樣性，實體（entity）常常被限定於少數事物之上，例如水、原子等。而在拉圖爾的理論中，內在屬性被取消、關係屬性得以彰顯，行動素的範圍就擴大了。它不僅包含人，而且包含了物；不僅包含現實之物，也包括虛構之物。因此，人是行動者，樹是行動者，高速公路上所畫的指示線是行動者，原子、分子、細菌也是行動者。如此，天然物與人工物之間的差別消失了，真實與虛幻之間的差別消失了，近代哲學所推崇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分割也消失了。

既然物的內在性被取消，那麼物也就僅僅成為一種當下的實存（existence），這樣，拉圖爾就從個體存在的層面上否定了內在的決定論和還原論的思想。既然物由關係得到界定，那麼物與物之間、行動素與行動素之間的關係是以何種機制發生的呢？

二、轉譯

拉圖爾不僅反對內在決定論，也反對外在決定論，或者說，他反對一切形式的決定論。對應於此，其所說的非還原，實際上也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內在的非還原，二是外在的非還原。正是在對這兩種非還原的討論中，轉譯成為行動素之間相互作用的方式。

內在的非還原，即是說，一物的實存無法被還原到其內在本質之上。前文已經討論了拉圖爾對行動者之內在本質的否定。既然“萬物，只在一個地方，僅僅發生一次”，那麼，行動素就一定處於不斷的變動之中，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變動呢？拉圖爾提到了“具形”的概念，他說，“‘具形’是力量考驗的最前沿”，但是，“具形”一旦被確定，“就像是一段褶皺”，“一個陷阱，一段棘齒，一種不可逆性，一個麥克斯韋妖，一種具體化”，於是，“你就不能如你所願的行動”，“存在著勝者與敗者，存在著方向”。因此，行動者的目的就在於創造出這樣一種不對稱性，從而使得遊戲成為不可逆的。

以“具形”作為行動者的界定，實際上就是說行動者在力量的考驗中，在與其他行動者的較量中得以完成對自身的界定，因此，“在某段時間內，環境決定了一物的相對重要性”。環境的變化，也就決定了行動者的“具形”的變化，進而決定了行動者之界定方式的變化。

環境決定了行動者的界定方式，是否就是某種形式的外在決定論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環境並非穩定不變，也難以預言。在此，拉圖爾提出了“相對性原則”（principle of relativity），“就像某一觀察者與其他觀察者的交流不可能快過光速一樣，行動者之間所能做的最大限度就是將一個轉譯為另外一個”。這一原則的目的在於重建所有行動者之間、所有行動之間、所有力之間的不等價性，即它們之間是不可通約的。這種不可通約性的發生機制便是轉譯。

首先，轉譯否定了演繹推理。當人們進行推理時，最具必然性的就是演繹推理。但在拉圖爾看來，“‘萬物都是必然的’和‘萬物都是偶然的’言說了同樣的事情——即，什麼也沒有說。‘必然’和‘偶然’這樣的詞彙，只有在當它們被用以描述阻抗（即實在）梯度時才獲得其意義”。因此，拉圖爾要保證自己體系的有效性，就必然要反對演繹推理和邏輯。拉圖爾認為，演繹推理只存在於學校之中，因為只有課堂上的老師才能夠透過“純粹的形式演繹”從一個句子中推匯出另外一個句子。老師之所以能夠進行演繹推理，這是因為“他們事先已經知道了他們所要解釋之論證的結論”，這實際上“取消了在黑板背後的後臺上所發生的事情——將此一命題與另一命題聯絡起來的喧囂的歷史”。因此，演繹推理只是一種事後推理，它忽視了這種推理被確立過程中的混雜狀態，因而也就不是演繹了。這有點類似於布魯爾在討論三段論時候的觀點，只不過，兩人的起點一致，但終點卻大相徑庭。

其次，轉譯否定了傳統的因果理論。因果理論認為，存在著一個原因C，它決定了某一結果R的產生，即認為“結果潛在地蘊涵於原因之中”。但拉圖爾說：“沒有一個語詞能夠成為另外一個語詞的原因。”在現實中，儘管一個語詞會跟隨著另外一個語詞，但只是時間上的先後順序，並非因果關係。只不過，人們使用大量的“語詞聯盟”使得它們看上去像一種線性的因果決定關係。但事實並非如此，即便是註釋，從來也不是真實的，所存在的只是“轉譯和背叛”。

第三，轉譯否定了潛在結構的存在。當人類學家在研究原始神話時，總是試圖尋找某種潛在結構為之提供解釋；但是，這種潛在結構在哪裡？“在非洲？在巴西？哪都不在！它們只存在於列維-斯特勞斯辦公室的檔案卡之中。”實踐具有自身的完整性，我們無須在實踐之上新增任何東西。“每個隱得來希都為自己創造了一個完整的世界”。進而，並“不存在任何外在的所指。所指常常都是內在於力的，併成為這些力的試金石”。

可以看出，一方面，不管對於文字，還是對於行動者來說，轉譯意味著背叛、偏離，意味著模糊性，另一方面，轉譯便是實踐的全部，並不存在一個深層的原因可以為轉譯提供解釋，自然決定論和社會決定論都不具有合理性。既然轉譯是行動者之間發生作用的方式，那麼，這種作用的結果會如何呢？這便是聯盟與網路。

三、聯盟與網路

行動者之間是平等的，因為“每個行動素都造就了一個與其他行動素同樣大小、同樣完整的世界”。既如此，那麼，一個行動素如何才能超過其他的行動素呢？“透過聲稱變成多個，透過聯結”，由此多個行動素結成聯盟。聯盟的進一步結果是，一個行動素透過轉譯徵募了其他行動素。

某一行動素只能透過與其他行動素的聯結來獲得力量。因此，它以它們的名義說話。為什麼其他行動素不會為其自己說話呢？因為它們是啞巴；因為它們被噤聲；因為即便是在同時發聲，它們的聲音也是不可聞的。因此，某者以它們的名義解釋它們併為之代言。

如何理解這句話呢？可以聯想一下政治選舉的模式，候選人作為一個行動素，他要盡力將選民徵募到自己陣營，然而，一旦他成為這些選民的代表，那麼說話的人就是他而不是這些選民了。行動素模型同樣如此，一旦它將其他行動素徵募為自己的盟友，那麼，我們就只能聽到它在說話，而聽不見它所代表的其他行動素的聲音了。

這種聯盟是如何結成的呢？拉圖爾使用了很多的詞來描述這一過程，例如，（力的）考驗、徵募（enlist）、徵召（enroll）等等；另外，他也使用了磋商（negotiation）一詞。“隱得來希否定一切，卻又贊同一切，因為任何事物，就其自身並出於其自身而言，既非可通約又非不可通約。不管贊同的是什麼，否定總會在贊同之上產生。不管距離何其遙遠，總會存在著一個基礎，理解在其上得以確立。換句話說，萬物都是可磋商的。”磋商，在拉圖爾的體系中並不是一個貶義詞，它是事物的普遍存在形式，“萬物都是可磋商的”。可見，這裡的磋商概念實際上更多具有本體論層面的含義，它並不僅僅指對某些知識問題的磋商，也指不同行動素在不同的實存形態之間的磋商；不僅指人類的磋商，同樣也將眾多物的行動素納入進來。就如ANT的實踐者們所表明的，科學家、漁民、扇貝、潮汐之間，門、門的建造者和透過門的人之間，門、海鷗、老闆和僱員之間，巴斯德和微生物之間，居里夫婦和釙之間，阿哈米斯、政府部門、技術部門、消費者之間，門、鑰匙、酒店管理者和消費者之間，拉圖爾與其駕駛室的安全帶之間，如此等等，所有一切的關係都是以磋商的形式展開的。

當然，考驗和磋商的過程是透過轉譯進行的，其結果便是聯盟的建立。一旦某個行動素成功勸說他者加入自己的隊伍，它的力量就得到增強，相較於那些被它所結盟和說服的行動素而言變得更加強大。於是，某個行動素處於支配性地位，其他行動素處於被支配性地位。這並不是說從某個行動素可以推出其他行動素，也不是說其他行動素都可以還原到這個行動素，而是說，這個支配性的行動素成為其他行動素的代言人，它所說的話成為他者所要說的話，它轉譯了他者，它收買了他者，它解釋了他者。

不過，磋商和考驗的結果並不總是聯盟的建立，因為有時聯盟根本就沒有建立起來，甚至已經建立的同盟也會發生破裂。“轉譯即背叛”（traditore-traduttore），如果一個行動素的忠誠度受到了質疑，那麼它就要向他者證明它所言乃是它們之所欲言，但當這種證明失敗時或者出現一個更為強大的聯盟時，先前的聯盟就可能會破裂。“力總是充滿著背叛；它們將自己借於他力，而不是直接給予。事實確實如此，請看一下樹木重新拔絲抽芽……獅子也不會聽從於神諭的斷言……當我們轉身時卻發現，最親密的朋友也會委身於他者的旗幟之下”。為了防止背叛和聯盟的破裂，為了能夠將自己擴充套件而不喪失一致性，“一個行動素需要忠誠的盟友……如果一個行動素想要變得比其他行動素更強大，那麼這種尋找理想盟友的工作就將佔據它的空間和時間”。

因此，當我們說某種力很強大時，並不是說這種力本身是一種非常純粹的強大的力，而是說它徵集起來強大的聯盟，它使得其他行動者站到了它的陣營之中。“力量從來不會被佔有”，說某物是有力的，僅僅是說“萬物都將其力借於某一隱得來希（而它本身則是無力的），如此，總體就變成了‘邏輯的’，變成了‘一致的’——換句話說，變得強大了”。

聯盟是以網路（或者也可以稱為力線）的形式存在的。“當一個弱點徵募了他者，它就構成了一個網路”。網路中的行動素為自己創造了空間，這種空間並不是我們所日常所說的現實空間，因為在這個空間中，我們日常空間的遠近、長短等計量單位都不起作用。“在一個網路之中，特定的遠距離點之間竟可以發現它們被聯結在一起，而那些臨近之點卻發現它們被分離。儘管每個行動者都是地方性的，但至少只要它能夠對等價性——這塑造了兩個地點之間的相同性——進行磋商，那麼，它就可以在不同地點之間移動”。正是網路帶來了空間的坍塌和重建。於是，“一個網路可能會變得‘非常普遍’，但卻從來都不是藉由某種‘普適性’而穿越不同地點”。磋商的存在使它們變成了普遍的。網路中的行動素同時也創造著自己的時間。“當行動素試圖為其自身的利益創造一個不可逆的事實時，時間是它們的遠端結果”。行動素的每一次行動都創造出了一種不可逆性，而時間便在這種不可逆性之中產生；或者說，時間伴隨著行動而產生。因此，時間成為一種帶有方向的不均衡的發展，日常所說的均勻流逝的時間並不能作為網路的度量。

網路同樣具有內在性，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決定力量。像行動素一樣，“每一個網路都為自己製造了一個完整的世界，這個世界其內只有它的構造者的生理分泌物”。因此，這樣的網路並不需要什麼外在的指稱，它具有內在的自足性。我們作為網路的分析者，同樣也不能為之尋找某種外在於它的基礎。在此意義上，拉圖爾所說的不掌權的“王子”這一隱喻，實際上並不是說“非還原性原則”不具有普遍性，而是說這一原則與網路之間的關係是扁平化的，它並不是世界存在的一個深層基礎，而僅僅是事物發生關聯的一種方式，它是內在於網路的。

四、現代性

拉圖爾對現代性的討論集中體現在《我們從未現代過》之中，但其理論框架在《非還原》中實際上已經形成。

現代社會的最典型特徵是自然與社會、科學與政治之間的二分。在這一宏大的二分之下，現代人制造出了更多的純粹性。管理者、地理學家、商人、士兵、工程師，所有這些人如果獨立存在都是非常弱小的，傳教士要依靠士兵和商人，商人需要傳教士和科學家的幫助，而科學家也太過弱小以致無法單獨在海外立足，因此他們也需要管理人員來為其開道。儘管個體弱小，但“他們一起前來，每一個從其自身來看是分裂的、孤立的，但是所有都被一個整體所支撐”。於是，與那些土著相比，他們結合成了一個力量的聯盟，因此變得強大了。

正是這些純粹性是現代世界得以存在的根基。不過，這些純粹性從未存在過。存在的僅僅是網路。網路能夠被歸結為自然嗎？自然中存在的都是一些具體的東西，如“太陽黑子、深泓線、抗體、碳譜”，它們難以承載網路的異質性。歸結為社會？社會是一個非常貧瘠的概念，它太過侷限於人類之中，以致我們根本無法看到聯盟的不純粹性、無法看到聯盟超出道德領域的部分。甚至可以說，自然和社會從未存在過，因為非還原性原則所要求的不過就是透過考驗而不斷前行的各種關係，這些關係無法被區分為人的關係或物的關係。在此，首先具有本體論地位的是“考驗”這個動詞，而非自然或社會這樣的名詞。因此，“我們不能太過草率地將‘自然’與‘文化’區分開來”。因為在力的考驗的意義上，兩者之間的雜合才是真實的，分割只是現代性的虛假構造。正是在此意義上，拉圖爾說社會學不應該是關於“社會”的科學，而是關於“聯結”的科學。

如果自然和社會是混雜的，那麼，該如何解釋現代科學呢？難道現代科學不是建立在純粹自然之上的嗎？“如果科學在增長，這不過是因為它想方設法說服了那些對其持懷疑態度的行動素從而借於其力量”，當然，這一立場並不是社會建構主義，因為行動素並非侷限於人類社會，“老鼠、微生物、實業家、神話、可燃氣體、蚯蚓、特種鋼材、激情、手冊、工作間”等等都可以成為行動素。因此，英美科學哲學傳統所推崇的單數的科學並不存在，科學表面上看似單數，但實際上卻由“非常多的元素序列所促成。而我們卻傾向於將這些序列的力量賦予極少數”。因此，拉圖爾強調認識論所塑造出來的那種純粹科學並不存在，進而，認識論空無一物，它所能夠提供給我們的不過是一個“同義反復”：“科學地‘認識’就是去‘科學地’認識。”科學的真實形象就是作為專家的科學家不斷徵募盟友、最後所結成的強大聯盟；科學這個名字，所指稱的僅僅是“某些網路、某些聯結”。

既然科學不存在了，作為科學之極致形象的真理也就沒有了載體。在拉圖爾那裡，真理只是一個結果，而不是科學哲學家、科學社會學家開始其工作的起點。“一個句子不會因為它是真的就會結合到一起，而是因為它結合到一起我們才說它是‘真的’”。這是因為，當一個句子將眾多的行動素結合到一起後，若想要撼動這個句子的地位，就必須要撼動眾多其他的行動素；如若難以撼動，這個句子就成為真理。進而，“力量就是知識”這句話一點都沒錯。因為對於行動素而言，“成為最強大的並不足夠好；它們還想成為最好的。成為勝者並不足夠；它們還要成為正確的”，由此，拉圖爾指出：“最強大的理性往往會屈服於最強者的理性。”

既如此，人們為何又會產生科學源於自然並以自然為根基的印象呢？這是因為科學或真理總是產生於科學實踐結束之後，是科學家們將科學實踐過程“黑箱化”的結果。這種黑箱化帶來了兩個結果：第一是“分裂”，儘管科學研究的結果只是一系列陳述，但陳述在“穩定化”之後就會分裂成為客體（即自然）和有關客體的陳述；第二是“倒置”，客體儘管在科學研究的終點處姍姍來遲，但研究一旦完成，它就會前行至科學研究的起點，一方面成為一切陳述、一切理論得以成立的根基，另一方面則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實在性，最終成為一個永恆不變的客觀存在。“分裂”與“倒置”並非科學的真實情況，只是科學家和認識論者的一種事後重構。在研究過程中，科學家並非站立於精神一側窺視客體一側的細節進而“發現”其奧秘。相反，如拉圖爾所說：“看看他們吧！他們俯身寫作，他們在實驗室之內相互交談。看看他們吧！他們唯一的實在原則，僅僅是一個他們自己所決定的原則。看看他們吧！他們所創造的‘外在’所指僅僅存在於他們的世界之內。”當然，內在於他們自己的世界，並非說內在於純粹的社會規則之中，而是說內在於以非還原性為關聯原則的人與物的交織場域。

因此，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將“那些分離開來的事物重新黏合起來”。人與物需要黏合起來、自然與社會要黏合起來，甚至說，被現代性所分開的一切，主體與客體、西方與東方，都要重新黏合起來。由此，西方人才能將人類學的物件真正擴充套件到西方世界自身，而又不喪失人類學的“古老基質”，成為“自身世界的人類學家”。在此意義上，被現代性所劈開的一切，被現代性所塑造出來並作為其存在根基的純粹性，從未存在過，現實中的一切都是雜合體（hybrid），甚至可以說“從未存在過現代世界，或者，如果說它存在的話，那它也僅僅是在我們說‘現代風格’的時候，這時它也就僅僅是一種風格了”。

由此，拉圖爾以非還原性原則為出發點，從行動素、行動素之間的關聯方式（轉譯）、行動素之間的轉譯產物（網路）出發，完成了對其形而上學體系的建構。這種形而上學體系實際上塑造了一個處於永恆製造過程之中的世界，它否定了一切形式的純粹性。於是可以說，如果自然是超然世外的、客體是隔絕於人類的，那麼世界就從未自然過、從未客體過；如果社會是純粹人類的、主體是被封存於精神之內的，那麼我們就從未社會過、從未主體過；進而，只要現代性仍然堅持二元論，不管是客體與主體的內在二元論，還是西方與東方的外在二元論，我們就從未現代過。那是否一切都不存在呢？當然不是，世界本身是存在的，只不過存在的不是純粹性，而是雜合性，存在的是擬客體、擬主體，是自然—文化的集合體，是非現代社會。

現在，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兩個問題。一方面，這一新的形而上學體系解決了《實驗室生活》中的矛盾，因為非還原性是其出發點，自然和社會之間的二分被規避，於是物質建構性和社會建構性之間的矛盾就被實踐建構性所消融。另一方面，它也解決了當時SSK所面臨的難題。這一難題的實質是，人們通常能夠認可“知識就是力量”，但絕不會認可具有相對主義傾向的“力量就是知識”。從拉圖爾的立場來看，之所以出現這種困境，仍然是因為人們在自然和社會之間進行了分割，進而將力量侷限在了社會範圍之內，如果我們將力、力量賦予自然和社會形成之前的那一“喧囂的歷史”，賦予以非還原性原則為基礎而不斷運轉的世界，那麼，這一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作者簡介

劉鵬，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1）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特別是對STS的哲學審視；（2）20世紀法國科學哲學及其當代進展，同時也關注當代STS的法國科學哲學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