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明：死後是非誰管得
蔡邕應該是三國故事的形成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南宋即有以他為主角的南戲《趙貞女蔡二郎》，宋代陸游詩中說：“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大概指的就是此戲。
蔡邕塑像
元代關於蔡邕的戲曲頗多，以之為主要角色且流傳至今者有高明《琵琶記》、鄭光祖《王粲登樓》等，而《琵琶記》尤擅盛名，其中的主角蔡伯喈正是以歷史上的蔡邕為原型的，以至於後來負心狀元的故事多以“琵琶記”為題，如著名的《鍘美案》就曾以《三官堂陳世美琵琶記》為題流傳於世。
也許正是出於這個緣故，《三國志演義》在敘述蔡邕侍董的故事時，介紹其名之後，緊接著便言其字——
初，李儒薦蔡邕曰：“伯喈非常人也，若主公用之，大事可就。”卓使人徵之，邕託疾不起。卓怒曰：“我能滅人九族，犯者無素休。”人報邕，邕急往。卓拜邕為祭酒，甚相敬重，恩賜不少。三日之間，周曆三臺，遷為侍中。
《三國志演義》中對蔡邕描寫雖談不上濃墨重彩，但至少是在關鍵章節總會有他的戲份，如在勸諫漢靈帝時，收錄了蔡邕一篇完整的奏章，但到了毛宗崗父子改作時，便將奏章悉數刪去，只寫“議郎蔡邕上疏，以為蜺墮雞化，乃婦寺干政之所致，言頗切直”。
《三國志演義》中寫董卓欲殺盧植、袁紹時都是蔡邕救下的，但毛宗崗父子就把救袁紹的許多話歸在了李儒和伍瓊名下。雜劇《錦雲堂暗定連環計》中蔡邕對於計策的制定有不可或缺的推動作用，《三國志演義》雖未接受這個成說，但卻直言董卓對“朝廷舊臣宰盡皆委用，此是蔡邕之薦也”，到了毛宗崗父子手中，這句話已經完全看不到了。
《蔡中郎集》
畢竟“朝廷舊臣宰”中不可避免地包含司徒王允，如果這一論據成立，則王允誅殺蔡邕便成了忘恩負義的小人，毛宗崗父子決意要將王允刻畫成忠貞不二的良臣，自然不會為他保留這樣一個“不義”的過往。
自然的，這也是毛宗崗父子處處以史家自居，擅用春秋筆法、妄加臧否的心態作祟。又如《李傕郭汜寇長安》一節中寫蔡邕因對董卓伏屍痛哭被武士擒拿後又被王允責斥，《三國志演義》寫道——
邕伏罪曰：“邕雖不智，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邕豈敢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辭，謬出於口，身雖不忠，願典首刖足，繼成漢史。”
這一段是從謝承《後漢書》直接轉錄下來的，但毛宗崗父子把它改為——
邕伏罪曰：“邕雖不才，亦知大義，豈肯背國而向卓？只因一時知遇之感，不覺為之一哭。自知罪大，願公見原，倘得黔首刖足，使續成漢史，以贖其辜，邕之幸也。”
蔡邕《熹平石經》拓片
“狂瞽之辭，謬出於口”意思是自有道理，但不必明說——王允同樣是被董卓徵辟，位至高官，與蔡邕原無不同，且二者同樣在董卓麾下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只是王允籌謀政變而蔡邕保全大臣而已。
不過，相形之下，王允對董卓的姿態似乎保持得更低，在現有的史書中還可以找出一點端倪，如《後漢書·王允傳》中說他：“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如果這些事情交給與他同世且書法不隱的蔡邕來寫，恐怕是醜態畢至。所以王允一定要殺蔡邕，又稱絕不能讓他寫成《史記》一類的“謗書”，柏楊先生推測他是“預防蔡邕洩漏他的底細”，是非常合理的。
蔡邕決心以與王允對等的地位與他商榷自己的結局，是因為他對這種結局已有所預見，但到了毛宗崗父子手裡卻變成了“自知罪大，願公見原”，變成了認罪伏法後的討命之辭。
此外，《三國志演義》中寫皇家師傅（太傅）馬日磾營救蔡邕——
太傅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使續成漢史，為一代大典。且邕忠孝素著，若以微罪殺之，毋乃失人之望乎？”
《三國志演義》介紹馬日磾時有小注：“日磾，音密低”，李卓吾版將小字混入正文，寫作“太傅馬日磾亦密謂允”，但有此手民之誤，則公開的營救在這裡變成了暗地裡的私相授受，營救蔡邕變成了見不得人的事情。
《三國志演義》寫蔡邕死後“當時士大夫聞蔡邕死，識與不識，盡流涕”，“識與不識”四字說明蔡邕的人望，也與《後漢書》蔡邕本傳中所說“搢紳諸儒莫不流涕”是一致的，但卻被毛宗崗父子刪去了，改為“一時士大夫聞者，盡為流涕”，彷彿只有與蔡邕熟識計程車大夫才會流涕一般。
孫建平制蔡邕撫琴
此外，《三國志演義》評價說：“邕哭卓屍故自不是，殺之非罪”，將責任完全歸咎王允，而毛宗崗父子竟然說：“蔡邕之哭董卓固自不是，允之殺之亦為已甚”，將責任的一半推到了蔡邕身上，可算得上是唐突古人了。
相較於蔡邕，毛宗崗父子更致力於唐突曹操的形象。自北宋以來，曹操一直是一位在民間飽受非議的歷史人物，前文備引《東坡志林》“塗巷中小兒薄劣”一條便是證據。
北宋雖然一統五代，卻畢竟失去了燕雲十六州，得不到盛唐的舊土，與劉備以季漢正統自居卻無法“還於舊都”心有慼慼。北宋與遼朝為敵，一如劉備與曹操為敵，所以儘管《資治通鑑》尚能以史家的良知以曹魏為正統，但民間已公然視曹魏為敵對。
至於南宋，連唐代舊都長安、洛陽及北宋舊都開封都一併失去，自卑的心態更甚，因此朱熹《資治通鑑綱目》一出，幾乎把擁劉反曹的傾向徹底定調。
元代雖又一統，但曹操在戲劇裡的形象卻被鎖定了。《三國志演義》也是基於此種論調的，但相比之前的平話和劇作，《三國志演義》終究有一些史筆，除了前文說到的引用奏章原文及翻譯史書舊典之外，有時還別有引證，比如寫過蔡邕推薦朝廷舊臣宰之後，接著便寫董卓和皇甫嵩之間的對話——
民國間石灣陶曹操像擺件
忽一日，御史中丞皇甫嵩拜於車下。卓曰：“皇甫義真，你今日服我乎？”嵩答曰：“安知明公位至於此！”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自知耳。”嵩曰：“昔日嵩與明公皆鴻鵠，不意明公變為鳳凰耳。”卓大笑曰：“義真怕我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度方至，誰不敬耶？君為酷法嚴刑，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又笑。
這一段話一樣出自《後漢書》，寫盡了皇甫嵩在董卓面前的不卑不亢，也是漢末魏晉時期人對答的風氣，同樣被毛宗崗父子刪去了。
對於曹操的部分，《三國志演義》也不是完全做反面角色處理的，此前已寫過曹操破張梁、張寶兄弟，也寫到他作為謀臣勸阻何進滅宦官、用董卓等，但在這兩個故事中，曹操始終是被動的角色，只寫到了他的能力和智慧，並沒有寫到他作為一個人的個性。所以作者在“謀殺董卓”這一節中用特寫的視角描述了曹操的個性。
然而《三國志演義》終究是民間一般說話家的作品，不可能脫離人們所知的曹操白臉奸臣的形象而另外塑造一個曹操，所以終究還是要寫到他的陰險和決絕。於是作者在這一節中安排了兩個故事：對董卓獻刀寫出曹操個性裡的周全和姦詐，殺呂伯奢一家寫出他的狠毒與決絕。
楊勁松繪曹操
曹操刺殺董卓一事於史無徵，孫盛《魏氏春秋異同·雜語》倒是記載過他潛入張讓臥室一事：“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逾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其實不過說明曹操武功之好，而且潛入張讓臥房也未必就是刺殺，也許是想獲取什麼資訊或是檔案。
《三國志演義》把件事安排成刺殺董卓，和《三國志平話》的傳統是一貫的——後者曹操的出場正在於討伐董卓的時候，將之穿插在袁紹反董和三英戰呂布中間，實在是為了承上啟下。董卓在廢立皇帝時，袁紹公然與之對立——
群臣惶怖，莫敢對。座上一人應聲而出曰：“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昌邑有罪，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有何不善？汝欲廢嫡立庶，欲為反耶？”眾視之，乃中軍校尉袁紹也。卓大怒，叱之曰：“豎子！天下事在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汝視我之劍不利也？”袁紹亦拔劍出，曰：“汝劍雖利，吾劍豈不利也！”兩個在筵上敵對。
相比於袁紹直接和董卓在朝堂之上刀兵相見的莽撞行為，曹操早在獻刀之前已經兩次展現了自己的智慧：第一是在群僚相聚時的冷笑——
費新我書曹操詩句
酒至半酣，王允舉盞，掩面大哭。眾官曰：“司徒貴降，不可發悲。”允曰：“老夫非賤降之日，要與眾官聚會，恐賊生疑，故推賤降。吾哭者，哭漢天下也。董賊勢若泰山，吾等朝夕難保。想漢高皇提三尺劍，斬白蛇，起義兵，子孫相承四百餘年，誰想喪於董卓之手。吾等舍死，無益於國。”眾公卿盡皆掩面而哭。坐上一人撫掌大笑曰：“滿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允視之，乃是驍騎校尉曹操也。
毛宗崗在此句中間添上了一個“獨”字，改為“坐中一人，獨撫掌大笑”，並評價說：“眾人皆哭我獨笑，的是妙人。”如果還原到當時的情境中，則反於常情。
王允能夠以過生日的名義把眾人邀請到家中，應該是早已決定宴會的目的即同盟反董，話還未講，先作大哭之狀，本身便具有表演性質，等待群僚來詢問。等到王允說出為漢家天下而哭時，眾人“盡皆掩面而哭”，自然也是虛偽的，只是用此種儀式表明和王允同一立場。所以曹操的獨笑才被王允視為刺耳之聲，以為曹操並非自己的一黨。
對於曹操而言，這笑聲卻是對眾人只表明態度而沒有方法的嘲笑，也是看穿了王允不過是借反董一事拉攏群臣，成為朝中另一派魁首的把戲。所以他的冷笑和直言都是對這種虛偽情境的不忿，一如後來酸棗群雄在孟津逡巡不前的時候他所說：“今持疑而不進，大失天下之望。竊為將軍恥之！”可以說，《三國志演義》的作者是把握住了曹操前期的個性的。
第二是小說裡的曹操早已預先為自己找好了退路，因此他才借用王允的七星寶刀——正如毛宗崗所說，“刺卓何必寶刀，其所以請寶刀者，預為地也。獻刀之舉，未必不在曹操算中。”這是他強於袁紹的地方。
王濤繪曹操詩意圖
不過，作者顯然漏算了一旦曹操獻出王允之刀便是將王允牽連在內，無論以歷史上或小說中的曹操的智慧都不至於如是，除非他有意陷害，然而以當時的情景來講又實在無此必要，董卓在刺殺事件之後竟然絲毫未想到追查寶刀的來源，也尤為失真，這是作者的失算之處。
作者寫曹操要刺殺董卓，一定選擇在呂布前去牽馬的時候，及呂布回來時便連忙獻刀，說明在呂布面前，曹操絕不敢造次。緊接的一節便是三英戰呂布，寫桃園三兄弟直接同呂布對壘，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這是他們的忠君和仁義之處。
所以《三國志演義》一定要塑造這麼一個故事：曹操強於袁紹，劉備強於曹操。曹操強於袁紹在於智，而劉備強於曹操在於勇和忠。
曹操逃亡路上被中牟縣令陳宮捉住而釋放，京劇上稱為“捉放曹”，此事在歷史上應有其事，但捉他的並不是中牟縣令，而且當時的中牟縣令也不是陳宮。
曹操書滾雪
《三國志》正文說曹操在決心反董之後變易姓名，從小道東歸。經過中牟縣的時候，被一個村長（亭長）懷疑是逃犯，就把他羈押進縣城，正巧縣裡有曹操的熟人，便把他保釋了出來。這是可能的，曹操行跡匆匆，窮奔於途，自然有逃犯的嫌疑，但那裡並沒有認出他的真實身份，又是懷疑，所以一旦有人願意出面擔保，自然無罪釋放。
郭攽的《魏晉世語》則直接說中牟縣令懷疑過曹操是逃犯，並將他拘留在縣監獄。那時候董卓發下的公文已經傳達到了縣政府，所以縣政府辦公室主任（功曹）便猜測這人就是曹操，主張當此亂世，不應該拘留天下才俊，所以說服了縣令，把曹操放了過去。
這個邏輯便似乎不甚成立，畢竟私放通緝犯是一項很大的罪名，所以裴松之說：“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最為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故此種說法也未見可信，《三國志演義》安排陳宮為此棄官與曹操同行，邏輯上確是合理的，只是此時的陳宮尚在兗州州長（刺史）劉岱手下，距離其歸降曹操還有三年的時間，當然是不會到中牟去當縣令的。
但惟其如此，才能使陳宮成為曹操的恩人，也能讓其居於道德的高地對曹操敗壞德行的事情進行批判。
第一件批判的事情便是曹操斬殺呂伯奢一家事。此事也不見於信史，王沈等人所著的《魏書》上說：曹操一行經過成皋的時候，經過老友呂伯奢一家。呂伯奢不在，他家的兒子和賓客一起劫持曹操，想要盜取馬匹、財物，曹操手刃擊殺數人。
《魏晉世語》上也說曹操路過呂伯奢一家時，正巧呂伯奢出行，他的五個兒子都在，盛情款待了曹操。但曹操畢竟沒有接受董卓的人事安排，所以十分敏感，懷疑這些人算計自己，受持寶劍，連夜殺了八個人便走掉了。
連環畫《陳宮和曹操》
孫盛《魏晉春秋·雜記》說：聽到呂伯奢一家整理食器的聲音，以為他們要暗算自己，連夜把呂伯奢的家人殺掉。之後神情悽愴地講道：“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便走掉了。
此外，《三國志補註》上還有一條引用梁祚《魏國統》的說法，說曹操路過呂伯奢家的時候正是日暮，路上遇到了兩個人，容貌威武。曹操故意躲著他們，二人笑說：“看你的樣子，似乎是在逃亡麼？”曹操才開始注意到自己的問題，便將自己的身世悉數托出，臨別的時候，解下佩刀對二人說：“這是我的一點心意，兩位千萬別對別人講。”
《三國志補註》是清代杭世駿的作品，《三國志演義》的作者當然不及見，且其身份是說話藝人，不是歷史學家，未讀過《魏國統》等書也不足為怪，他以前述三條材料展開故事也是應有之義，但經過其改造之後，曹操的行跡卻變得陰鷙起來。
故事裡為數不多可靠的地方是曹操並非一人去呂伯奢家，《魏書》說曹操是一行人一起經過成皋，《魏晉春秋·雜記》也說曹操殺人之後神情悽愴地講話，自然是身邊有隨行者，只是《三國志演義》將這個人定位成了陳宮。
其它的事情便完全是說話家的刻畫，例如呂伯奢本是曹操的故交，而《三國志演義》改為曹操父親的拜義弟兄，這是在曹操殺其全家的“不仁”、“不義”之外，又平添了一條“不孝”的罪過。
在這些史料裡，呂伯奢早就遠行而去，所以曹操雖殺害了呂伯奢一家，卻並沒有殺掉呂伯奢本人，但《三國志演義》中呂伯奢的遠行變成了特意為曹操買酒。
董辰生繪《捉放曹》
呂伯奢騎驢，是閒適之人過閒適的日子，古人有“細雨騎驢入劍門”之說；曹操、陳宮一行騎馬，是將軍在馬上，走的急切、防範的緊密、做人的勞累。兩人路上相逢，正是誠意之人遇上無義之徒，有情之人遇上無情之輩，暖面之人遇上冷血梟雄。所以在呂伯奢一回頭時，曹操便將他斬落驢下。
作者深恐讀者錯過這一關節，所以借陳宮之口問道——
宮曰：“恰才誤耳，今何故也？”操曰：“伯奢到家，見殺死親子，安肯罷休？吾等必遭禍矣。”宮曰：“非也。知而故殺，大不義也！”操曰：“寧使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陳宮默然。
“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只是就事論事，為自己找的一個並不高明的道德藉口。但《三國志演義》中加上了“天下”兩字，便把奸雄心事說得一乾二淨。毛宗崗評論道：“曹操從前竟似一個好人，到此忽然說出奸雄心事——此二語是開宗明義章第一。”
奸雄的個性算是立住了。而後《三國志演義》便回到對桃園兄弟的刻畫上，重新刻畫起英雄的個性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