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達為社會建構論心理學充當了“清道夫”的角色
社會建構論在心理學中是一種新的後現代研究取向，它是一種元理論而不是一種實體理論。
它所關注的問題主要涉及作為心理學研究物件的人的心理（自我、認知、情感、需要等）和行為的本質；心理學研究的目的與方法；心理學理論的本質與價值等問題。
所有這些問題都與思維與存在的關係、人與世界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等哲學命題密切相關。因此，社會建構論心理學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心理哲學。
正由於社會建構論心理學是一種心理哲學，它以各種後現代哲學和社會理論中的思想元素構成自身，所以很難將社會建構論心理學從後現代哲學中抽離出來，很難對哪些是社會建構論心理學的思想、哪些是後現代哲學或社會理論的思想做出明確的劃分。
語言哲學：由“圖畫”到“遊戲”的轉向
現代哲學向後現代哲學的轉折點是當代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從此，哲學討論的出發點由主客分離轉變為主客融合，所討論的核心問題則由主客關係轉為語言與世界的關係。
在現代哲學中，人是認識的主體，人之外的世界是認識的客體，語言是被主體用來反映世界的鏡子或工具，是外在世界的符號或圖畫。而後現代哲學家們，如，伽德默爾則認為，語言是
“能夠被理解的存在”；沒有語言之外的“自在的世界”。
換句話說，
語言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語言。
這樣，現代哲學中作為人的
“工具”和對外部世界的“圖畫”的語言，在後現代哲學中獲得了“先在於人”的地位。不是人說語言，而是語言說人，是語言構成了人。”正如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人的存在基於語言”。
當代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的苗頭出現於索緒爾的語言學中。索緒爾的兩個觀點對於我們的討論非常重要。首先，索緒爾區分了
“能指”與“所指”，前者是指語詞或其它符號，後者是指語詞所代表的事物，他指出，“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係是任意的。
索緒爾的另一個重要創見是，“符號系統是由它們內在的邏輯支配的”。
這一論斷的革命性在於，如果語言的作用取決於它的內在邏輯，我們所謂的
“意義”可能獨立於語言之外的世界。或換種方式說，語詞和短語是從它們與其它的語詞和短語的關係中獲得意義，而不關“世界存在的方式”的事。
現代哲學對於語言性質的認識轉變，集中體現在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說中。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提供了一種很重要的觀點，他用語言的
“遊戲隱喻”取代了語言的“圖畫隱喻”。維特根斯坦將語詞比擬為象棋遊戲中的棋子。
正如每個棋子在象棋中的意義取決於整個的遊戲過程。小小的象棋子在遊戲之外其實什麼都不是，但在一盤棋賽中，最小的棋子也可以推翻國王或王后。維特根斯坦以此說明，
語詞的意義取決於它所處的是什麼樣的語言遊戲中，它和外在現實之間不具有現代哲學所認為的那種對應關係。
語言從
“圖畫”到“遊戲”的性質轉變，導致了當代哲學對人、對人與語言、人與世界關係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人不再是用語言表徵對外在世界的反映，語言轉而佔了“先機”或先在地位，現實與人一道成為語言的構成物。
這裡的語言不是指某一具體的言語，而是“大言之言”、“無言之言”。
社會建構論心理學的主旨就是要研究這樣一種
“大言之言”、“無言之言”如何建構了人們眼中的世界、心理的世界，進而如何建構了人自身。
德里達的話語解構主義為社會建構論心理學清理了地基
德里達的話語解構主義有兩個方面的思想被社會建構論心理學所吸收，成為後者重要的思想基礎：首先，德里達認為，我們所有的製造意義的企圖－－做理性的決定，對生活中的重要挑戰給予正確的回答，－依賴於對其它意義的大規模封鎖
。
就此而言，任何
“理性”都是缺乏遠見的
。
第二，德里達指出，絕大多數所謂理性的描述不僅具有壓迫性，而且缺乏現實的基礎，禁不起仔細的審視，像空中樓閣一樣存在於虛無。這實質上是從現實性和可能性兩個方面對現代理性的解構。
德里達的話語解構主義視語言為由一系列語詞作為具體單元而構成的“差別系統”。
其中，每個語詞都區別於其它所有語詞。德里達討論語詞之間的差別時使用的是
“兩分法”。
他指出，任何一個語詞的意義都依賴於
“這個詞”與“非這個詞”的分離。如，“白色”的意義依賴於與它相區分的“非白色”。換句話說，語詞的意義依賴於“在場”與“不在場”（即該詞所指的事物與不被該語詞所指的事物）之間的區分。
語言的意義就是以不在場為背景，強調在場或“所指”，在場優先
。
在場由於語詞本身而受關注，不在場僅僅被隱含其中，我們可能完全忘記不在場的存在。但是事實上，德里達強調：
“在場離開不在場就沒有意義”。
德里達認為，現代二元思維模式具有強烈的尊崇一方貶損另一方的趨勢。比如，視理性凌駕於情感，精神高於肉體，秩序優於混亂，領導控制下屬。德里達的話語解構主義的目的是透過模糊二者界限，罷黜現代性話語的霸權。以現代唯物論和唯靈論的對立為例，唯物論認為，宇宙是由物質構成的，人本身也是物質的。
無論我們稱這種物質為神經元、細胞、原子或化學元素，總之離開物質便沒有任何人能夠存活。唯靈論者則批評唯物論遺棄了人之為人最有價值的東西，唯靈論者相信，某些特徵賦予人類比汽車和電視更多的價值。
然而，唯物論的觀點似乎也是對的。在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看來：
“物質”僅憑兩分法獲得其意義，它是與“非物質”相對的。如果沒有物質與精神的區分，所謂“世界是物質的”就沒有任何意義。
這意味著，那些被稱為
“精神”的東西肯定存在，只有這樣“物質”才有意義。因此，宇宙就不可能僅僅是物質的。只是對於唯物論而言，精神世界被“邊緣化”了。
精神是未被說出的缺失。而如果沒有精神這種不在場的在場，“宇宙是物質的”這個命題也就失去了意義。
以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的視角來看，現代文化對於理性的信賴是沒有基礎的。任何一種
“理性”在嚴格的
檢視
下都會坍塌。因為語言本身是一個自足的系統，其中每個語詞的意義依賴於它與其它語詞之間的關係。
德里達的
“依賴”由兩個部分組成，即“差異”和“延異”。每個詞首先透過它與其它詞的不同（差異）獲得意義。語詞“民主”本身並沒有意義，只有當它與“極權”、“專制”等相比較而產生差異時它才獲得意義。然而，差異仍然不足以讓我們理解什麼是“民主”。
“民主”除了不是“專制”，它是什麼呢？要獲得清晰的認識，需要延及其它的語詞，如“自由”、“平等”。可是，“自由、平等”又是什麼意思？要進一步弄清楚，我們不得不再次重複上述“分延”的過程。
我們可以說，“平等”就是“不平等的反面”，它反映了一個社會的“公正”和“正義”。
那麼，什麼又是
“公正”和“正義”呢？“分延”將不得不持續下去，原則上沒有出口。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德里達指出“文字之外無它物”
，
任何意義都不可能在文字之外遭遇
“現實的事情”。
從這一點出發，一切科學真理、道德信念都掩蓋著某種易碎性，因為構成這些真理和信念的所有語詞的意義都是含混不清的
。
正如德里達所言，真理和信念只有在沒有人追問
“什麼是民主
……
正義
……
公平
……
？”的時候才會存在，一旦人們開始認真地審視，所有原本深信不疑的觀點，所有原本確切的意義，將全部遁形。
德里達就這樣以其話語解構主義對現代理性的終結，為社會建構論心理學清理了地基，清除了障礙。因此可以說，德里達為社會建構論心理學充當了
“清道夫”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