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推定原則：為何難以徹底根除？

這是發生在湖北省的一個震驚全國案例：

佘祥林，湖北京山縣雁門口鎮人

1994年1月2日，其

妻子張在玉因患有精神病走丟失蹤

張在玉的家人

懷疑是被佘祥林所殺害

次日村民發現橋墩處有一具屍體，立馬叫張在玉家人前來辨認屍體，張家人一致認為該屍體就是張在玉本人

隨後到場的

警方也透過“鑑別認定”認為該屍體是張在玉

同年4月28號，公安機關

以涉嫌殺人將佘祥林立案逮捕

隨後被原荊州地區中級人民法院

一審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生

佘祥林選擇上訴，二審法院認為該案疑點重重

最終在1998年9月22日，

改判佘祥林15年有期徒刑

2005年3月28號，

妻子張在玉居然“死而復活”，出現在京山！

同年4月13號，京山縣

人民法院重新開庭審理，當庭宣判佘祥林無罪。

2005年9月2號，佘祥林獲得國家賠償金70餘萬元。

該案件在當時迅速成為全社會媒體的焦點，各大名刊爭相出版新聞頭條

人們無法想象佘祥林的心理狀況會遭受怎樣的摧殘，

無緣無故被送進牢裡十幾年！短暫的人生能有多少個十幾年？

在為佘祥林深感同情的同時，人們的矛頭指向了負責該案件審理的相關負責人，

為何會出現這種令人深惡痛疾的現象？

這就涉及到本文的核心內容：有罪推定原則

有罪推定原則的定義和通常表現

有罪推定原則：即

無罪推定原則的的對立面

，是指在未經司法程式最終確認有罪之前，司法人員便

主觀上將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認定為有罪

，從而進行一系列的審查活動。

而貝卡利亞在其著作《論犯罪與刑罰》中提出了

無罪推定原則的經典表述

他指出：

“在法庭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他公共保護的契約，社會就不能取消對他的公共保護”及“如果犯罪行為沒有得到證實，那就不應該折磨無罪的人”。

這兩個原則的基本內涵恰恰相反，有罪推定其實是一

種不以客觀事實為依據，主觀帶入的一種猜測，

隨意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人打上“有罪”的標籤

。

打上標籤僅僅只是噩夢的開端，因為接下來便會是劈頭蓋臉地讓你

“自證其罪”

，而作為一個內心坦蕩、沒有胡作非為的人是不會承認自己沒有幹過的事情的，尤其是這種輕則坐牢，重則昇天的壞事。

所以接下來，你會

“被迫”承認那些你根本一無所知的荒唐事情。

如何“被迫”？

典型如

刑訊逼供、屈打成招……

最終一個

拖著疲憊身軀的“誠實”的罪犯

會

主動承認

自己確實做過此事，成立罪名。

有罪推定原則難以根本剔除的關鍵原因

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在於：

精神層面上主觀的偏見！

讀者試想，當我們認識到一個人被司法機關認定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時，尤其是被指控殺人、強姦、搶劫這類案件時，

我們對這個人所持有的態度是中立的嗎？還是說我們會習慣性認為此人有嚴重嫌疑？然後避而遠之？

我想大部分應該是後者，也認為是有重大嫌疑，甚至面對該人也會產生恐懼的心理。

而作為

司法機關人員更是如此，法官也是常人中的一員，擁有喜怒哀樂的能力，面對性質惡劣、殺人強姦等此類案件時，心中難免也會產生一定的情緒波動，有時候也比較難保持完全中立的狀態

，法官不是冷若無情的機器！

這是由於在司法實踐中，往往絕大部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確是罪犯。從訴訟程式的第一關開始，公安機關進行立案偵查，

往往更傾向於尋找證據來證明犯罪嫌疑人的罪名，而不是尋找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無罪的證據。

因為

“命案必破”

的催促，公安機關不得不多快好省地找到證據來破案，而

犯罪嫌棄人口供作為強有力的鐵證更是有利於直接突破案件

，所以為了得到口供，往往施行

刑訊逼供或者變相刑訊逼供

，如不讓睡覺等。正常人受不了非人的折磨，最終都不得不承認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情。

甚至有時候

基於分身地位的懸殊，高位者的優越感往往以審判者的角色出演，其已經認為底下所跪之人早已是罪犯，等待審判。

這無疑是一種主觀臆斷的代入，往往伴隨著偏見。大部分情況下是如此。

為何我們會出現這種主觀代入的偏見呢？

縱觀中國歷史長河，我們會發現：

有罪推定的種種行為其實早已存在，甚至刑訊逼供都是合法的。

尤其是衙門的審理，那更是將有罪推定的精神體現得淋漓盡致，無以復加。這一套精神理念是長期存在的，影響著每一代。

這種長期存在於中華民族歷史中的價值理念，短時間內根本無法剔除。其實國家已經在努力排除這種價值理念的干擾了，逐漸程式合法化。

我們所能配合的，僅僅只是少點主觀臆斷和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