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期匈奴的政治體制成熟度落後於西漢,繼承製度不同

漢匈雙方都實施招降策略,但是最終西漢取得了勝利,這與雙方在政治上成熟的程度分不開的,匈奴在政治上有諸多先天的不足,而西漢卻有許多優勢。中原王朝經過長期的發展,到西漢時期政治制度已經是相當的完善了,而匈奴在政治體制成熟程度上遠遠落後於西漢。

首先,在繼承人上,中原王朝經過長期的發展,到西漢時期,儲君的設立已經是形成了非常明確、非常規範的操作程式,一般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的嫡長子繼承製。

西漢時期匈奴的政治體制成熟度落後於西漢,繼承製度不同

一般都會預先立好太子,如漢高帝二年六月,劉邦兵敗彭城就立嫡長子劉盈為太子,漢文帝即位才幾個月,群臣建議文帝立太子,“有司言曰: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並且太子與皇帝同在京城生活,以防皇帝萬一發生不測而新皇帝能夠及時即位。

而我們再看匈奴單于位的繼承方式,匈奴單于位的繼承,主要是父死子繼的繼承製度,這可以從頭曼單于因為另有寵愛閼氏,“愛屋及烏”,因此欲把閼氏生的少子立為單于繼承人,而絞盡腦汁想殺掉太子冒頓,便想出一條毒計,把冒頓作為人質送往月氏,卻急攻月氏,想借刀殺人,達到除掉冒頓的這一事件可以得到確認。

西漢時期匈奴的政治體制成熟度落後於西漢,繼承製度不同

從這一事件使我們有理由相信:父死子繼的繼承製度,在匈奴是得到認可的,是有權威的,是不能輕易改變的,不然,頭曼單于大可不必煞費苦心的那樣做了。匈奴冒頓、老上和軍臣單于的繼承就屬於這種情況,這也有力的說明了這一點。

但是匈奴單于的繼承還存在著另外一種方式:兄終弟及。根據相關史書記載,從冒頓單于開始,至匈奴分裂為南北繼承單于位的日逐王比時,以父死子繼的有八次,而以兄終弟及的卻有九次。

這就容易造成混亂,因為無論哪種繼承方式,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理論上都是可以成立的,都是可以被接受的,這就給一些野心家提供了空間,一旦具備條件,時機成熟,單于位的繼承就會發生爭鬥,如伊稚斜單于打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從而搶奪了單于位就是一個典型。

西漢時期匈奴的政治體制成熟度落後於西漢,繼承製度不同

史學家馬長壽就認為:“匈奴繼承事實中的由父傳子,和兄終弟及兩種辦法同時並存,正是表明世襲制度的不穩定狀態。”匈奴的兩次大分裂,都與單于位的繼承密切相關,因繼承問題導致的爭鬥,加速了匈奴的分裂和衰落。

其次,在國家集權上,中原王朝從秦始皇建立高度集權的中央政治體制開始,到西漢,漢承秦制,經過高帝平定異姓諸侯王的叛亂,文、景帝的削藩,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再到武帝的推恩令、左官律和附益法,以及酎金奪侯。

諸侯國此時已經是所剩無幾且名存實亡了,諸侯王手中沒有任何的實權,不可能對中央政權構成任何的威脅,中央集權得到了大大的加強。

西漢時期匈奴的政治體制成熟度落後於西漢,繼承製度不同

與此同時,漢武帝為了削弱相權,進一步的加強皇權,漢武帝建立了中朝,中朝主要是由皇帝身邊較低階的官吏,和侍從人員組成的決策機構,他們參與處理國家大事,由於這些人出身較低,所以比較容易控制,中朝依仗皇帝凌駕外朝之上,而皇帝也憑藉中朝加強了皇權,至此,西漢內憂已經消除,國家進入了穩定發展階段。

而匈奴的經濟是遊牧經濟,遊牧經濟的特點是流動性和分散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就決定了匈奴的政權特點:簡單和鬆懈。匈奴政權組織特色是三分制:單于庭居中,直漢代郡和雲中郡以北廣大地區;左賢王庭居匈奴東部,南與漢的上谷郡相對;右賢王庭居匈奴的西部,南部與漢的上郡相對。

西漢時期匈奴的政治體制成熟度落後於西漢,繼承製度不同

史書記載:“各有分地,逐水草而居。”這並不是一種嚴密的政權組織,權力不夠集中,與西漢相比,沒有形成強大的中央集權力量,各王在自己的領地內擁有軍隊進行統治,權力很大而且具有一定的獨立性。

這就要求匈奴單于、具有極強的個人統治能力和領導能力,而且內部力量必須保持均勢,這種均勢平衡的局面不能被打破,否則就會給匈奴政權帶來不穩定因素。

西漢時期匈奴的政治體制成熟度落後於西漢,繼承製度不同

元朔三年單于位繼承發生變化爭鬥的原因,就與匈奴內部力量的對比發生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匈奴在漢武帝軍事力量的持續打擊下,單于本部和右部力量已經大為削弱了,而匈奴左部的力量由於不是漢軍打擊的重點物件,力量由此得到保持,因而力量也就比較強大了。

此時單于的去世,太子較為年輕,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和威信掌控局面,這正是野心家奪取單于位的千載良機,左谷蠡王果然利用這一良機奪取了單于位,迫使單于太子歸降西漢,這是匈奴在冒頓繼承單于以來,太子繼承單于位的傳承秩序首次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