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埠的汕頭：一個受鴉片侵害嚴重的港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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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英語
opium阿拉伯語Afyūm），又叫阿片、阿芙蓉，俗稱大煙，
是用罌粟果汁烘乾製成
的一種毒品。
18世紀之後，
西方殖民主義者向中國非法輸入
鴉片
的走私貿易
，
強迫中國承認的鴉片貿易
合法化
。鴉片大量輸入，不僅使幾百萬中國人民感染惡劣的嗜好，在身體和精神上受到嚴重的毒害，而且使中國社會經濟和國家財政遭受重大的破壞和損失。
正如民族英雄林則徐所指出的：
“
若猶洩洩視之
，
是使數十年後
，
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
，
且無可以充餉之銀
。
”
1840年6月，英國殖民者以
虎門
銷煙為藉口，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
1856年，英法聯合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
在
1858年英法等國強迫中國簽訂的《通商善後條約》中，規定鴉片以
“
洋藥
”
名義進口，從此
，
鴉片一直作為合法進口商品，在中國行銷近
60年。
汕頭因清政府在
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根據中美《天津條約》而被迫開埠通商。開埠之前，地理區位優勢、港口條件優越，特別是閩、贛、湘三省作為韓江流域腹地所帶來的廣闊市場前景，使汕頭進入渴望開啟中國貿易門戶的西方列強視野，也成為國際鴉片交易商們重點覬覦和追逐的物件。
開埠前，汕頭就有一定的鴉片走私貿易。
從文獻記載來看，至少在道光年間，潮汕地區就有商民參與鴉片貿易。饒宗頤的《潮州志》記
載
道光十八年（
1838年）鴉片船來南澳，這些鴉片船在南澳“去而復來”，實際上是在從事鴉片貿易，南澳就已經成為鴉片船停泊
與鴉片
銷售的據點，地方商民也非法參與鴉片交易。據記載，英國人與美國人都曾到南澳島從事鴉片貿易。英國人福鈞記其
19世紀
四十
年代初來南澳，看到本地人聚集海岸邊，蓋起簡陋的小屋和市場，與鴉片船交易，向鴉片船供應物品與購買鴉片。
後來，南澳島的鴉片船遭到地方官員驅逐，英國人和美國人將
鴉片
貿易據點
“轉移於雙島”
。
雙島即沙汕頭港外圍的媽嶼島和德嶼島
。
開埠前，汕頭就出現了西方商人與當地商
人
的鴉片交易，
“早在1851年就有一個未經承認的外國商人團體在此成長起來，並有躉船數艘儲存鴉片”。
1858年《天津條約》確定十口通商，其中就有潮州。同
年《通商善後條約》
簽訂，鴉片貿易合法化。本來就有鴉片走私的汕頭，鴉片貿易更加肆意地發展
，汕頭港已經固定停泊了兩艘英國鴉片躉船。
汕頭
港埠
出現了大鴉片商販，在怡和公司檔案所儲存的當年書信中，就多次提到與汕頭著名鴉片商
“德盛”的生意往來和信貸交易。“德盛”50年代就移居上海，向各國商人買進鴉片，將其鴉片貿易擴充套件到北方沿海，並曾與怡和、沙遜洋行聯手，試圖操縱整個中國鴉片市場。在鴉片戰爭後的鴉片貿易中，“中國商人的行會，特別是廣州和汕頭商人的行會，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開埠後，由於鴉片貿易合法化，汕頭鴉片貿易十分嚴重，成為潮汕地區鴉片貿易的中心。
一、開埠後汕頭嚴重的鴉片貿易
港口的優越條件，鴉片貿易的合法化，與開埠這一歷史條件相結合，產生強大的疊加效應，一時間，汕頭的鴉片貿易熱火朝天，出現兩個鴉片貿易高峰期。
第一個鴉片進口高峰期是從
1873～1880年。在這個高峰期中，汕頭港埠每年平均進口鴉片10000擔左右。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汕頭口岸也因此取代廣州口岸的華南鴉片分銷中心地位。
第二個鴉片進口高峰期是在
1886～1891年。在這個高峰期中，汕頭港埠每年平均進口鴉片約7000擔。據《1882～1891年潮海關十年報告》披露，這一期間的大多數年份，潮海關收取的鴉片稅與其他進口稅不相上下。1887年鴉片厘金歸入海關征收後，鴉片稅和鴉片厘金在每年關稅總收入中的比重十分可觀。
可見，
19世紀七八十年代是汕頭港埠鴉片貿易最繁盛的時期。對此，《1882—1891年潮海關十年報告》作了這樣的評述：“優越的自然環境使汕頭作為一個貿易中心具有非常牢固的地位。供應本省和毗鄰省份大片地區的鴉片，必定進入本埠，再運銷出去。既然不因地區間稅負不平等而轉移銷運方向，外國鴉片貿易持續多久，本埠在這項貿易究能倖存多長時間自然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但是，不管怎樣，目前就本埠而言，並無任何衰退的跡象。”
1892
～
1901年是
開埠後汕頭鴉片貿易
的
“平穩發展”時期。在這十年間，汕頭口岸關稅總收入為13940272
關平兩，鴉片除外的進口稅為
2519728關平兩，鴉片稅為1565940關平兩，鴉片厘金為4171275關平兩，鴉片稅和鴉片厘金合計5737215關平兩。與前一個十年相比，鴉片稅減少205676關平兩，鴉片稅與鴉片除外的進口稅之比，由前一個十年的0
。
96：1下降為0
。
62：1；但鴉片厘金比前一個十年增加了1440472關平兩。鴉片稅和鴉片厘金之和佔關稅總收入的比重仍高達41
。
16%，鴉片貿易仍汕頭口岸進出口貿易的半壁江山。但這十年也是進口鴉片總量和貨值開始下降的十年。1892
～
1901年，從印度進口鴉片數量平均每年5200多擔，比1889
～
1891年的每年平均7500擔減少了2300擔，鴉片稅在潮海關關稅總收入中的比重也開始下降。
20世紀之交，汕頭港埠鴉片貿易由盛而衰。造成這一轉折的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
甲午戰爭以後外國資本主義對華商品輸出大增
，
這一期間汕頭口岸一般貨物的進出口貿易增長較快，關稅總收入基數增大；二是進口的印度鴉片大幅度提價，
且因質地較優越於形成毒癮，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對
“洋藥”（進口鴉片）的需求；三是雲貴川等地生產的“土藥”（土產鴉片）價格只及進口鴉片60
～
70%，且不易成癮，從而拉昇了對“土藥”的需求。1901年，土產鴉片進口數量已從1892年的43擔增加到1459擔，與進口鴉片之比由
0
。
63：1上升為30
。
16：1。
四是由於清政府鴉片厘金制度的變革，部分原來由汕頭進口的鴉片轉回廣州口岸進口，而云貴川等地生產的
“土藥”可以更加安全快捷地從海路直接運到汕頭，再分銷到鄰近各省，節省了陸路運輸各種成本，“土藥”因而更具價格優勢。
1902
～
1911年是汕頭口岸鴉片貿易“緩慢而穩步發展”時期。在這十年中，除鴉片外，其他所有專案下的稅收，一直保持上升的好勢頭，“徵收的鴉片稅和厘金，從1903年648668
關兩的最高記錄下降到這個十年最後一年的
344685關兩，減少了30多萬關兩。”
1900、1905、1910、1911年這四個年頭，汕頭港埠的進口鴉片數量分別為5246擔、4129擔、2655擔和2233擔。
由於
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和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
，
光緒三十二年（
1906年）
，
清廷
釋出禁菸令。
禁菸以後，汕頭進口鴉片逐漸衰落
。
1911年下半年停止輸入土產鴉片，
到
1915年
，
汕頭進口鴉片僅有
293擔，汕頭地區也不再是一個重要的鴉片貿易中心和中轉站。
二、開埠後汕頭鴉片貿易的主要特點
㈠與全國基本同步
鴉片貿易是
19世紀中國對外貿易最重要的內容。兩次鴉片戰爭、中國被迫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包括汕頭在內的一批沿海、沿江口岸的開放，最終導致中國社會性質髮根本性變化，都是緣起於對華鴉片貿易能否合法化而逐步展開的。
在中國人民反對鴉片貿易的鬥爭中，在清政府與英國等西方國家關於鴉片貿易合法化和鴉片貿易利益分配問題的抗拒和妥協中，汕頭作為中國東南沿海的主要口岸，一直是各方力量激烈搏弈的舞臺。包括鴉片進口稅和鴉片厘金的徵收比率、進口鴉片和土產鴉片的輸入比例、鴉片貿易中潮海關功能的界定、汕頭口岸與周邊的廣州、廈門、惠州口岸的競爭等。汕頭僅是中央政府與英國等西方國家各項條約、章程和中央政府對內各項法令的執行者，不可能具有獨立的鴉片貿易規則與政策。所以，汕頭港埠鴉片貿易從走私到合法，從
“洋藥”到土煙，從繁榮到終結，與全國基本是同步的。
㈡
鴉片
是開埠後汕頭最
大宗
的進口
商品
開埠後，汕頭迅速成為僅次於廣州的中國南方另一個進口鴉片轉運和分銷中心。鴉片貿易一直是汕頭
港埠最
大宗
的進口商品
。
同治三年
（
1864年）到
光緒
十二
年
（
1886年），所有年份汕頭口岸進口鴉片數量都高於廣州口岸，許多年份是十幾倍、甚至數十倍於廣州口岸。
《粵海關
1871
～
1872年廣州口岸貿易報告》認為，“香港是印度和各地運來的鴉片的集散地”，僅1871年從印度等地進口的鴉片就達9萬擔，其中，汕頭口岸就從香港進口了6840擔。
相關資料表明，
同治三年（
1864年），
汕頭口岸
由國外輸入總額為
3，899，542元，其中鴉片就有2，910，938元，約佔國外輸入總額的74%
；
同治十二年至光緒六年（
1873
～
1880年）為鴉片貿易的鼎盛時期，每年從印度進口鴉片超過1萬擔。
最高峰的
1876年、1877年，汕頭口岸進口鴉片數量分別為11679擔、11622擔，高於廣州最高峰的1906年的11146擔。
1887
～
1908年，汕頭口岸進口鴉片大致穩定在4000
～
7500擔左右。
在光緒十八年（
1892年），四川、雲南、江蘇等地土產鴉片也開始大量輸入汕頭
。
光緒三十二年（
1906年）
，
土產鴉片輸入達到
3172擔，佔汕頭進口鴉片總數的42%
，
汕頭的鴉片商將這些土產鴉片與外國鴉片混合煮成熟膏後供應臺灣市場。
1864
～
1911年48年間，透過汕頭口岸運到潮汕地區的鴉片達91179司馬擔（一司馬擔摺合為0
。6
0公擔，即60公斤），價值24000萬銀元，約佔進口貨總值的36%。
上面資料充分證明，開埠後，鴉片貿易是汕頭港埠的最大宗商品，鴉片貿易對汕頭具有十分明顯的意義。
㈢最主要國家是英國
歷史上，西方殖民國家都對汕頭進行鴉片貿易。當中時間最早、數量最多、持續最久的是英國。
18世紀後期
，
英國對中國絲茶的需要日益增加
，
而其工業產品在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的中國卻很難找到銷路。為了扭轉必須以現金抵消貿易差額的局面
，
英國及其商人就積極發展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貿易。
1757年
，
英國佔領了印度鴉片產地孟加拉
，
177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了鴉片專賣權
，
1797年又壟斷了鴉片製造權。在這個機構的操縱下
，
英國對華鴉片貿易迅速發展起來。進入
19世紀以後
，
英國人運華鴉片逐漸增加
，
從每年三四千箱遞增為每年一二萬箱。
鴉片貿易給英美資產階級帶來了鉅額利潤。
1817年
，
一箱印度鴉
“
公班土
”
成本僅二三百盧比
，
在印度的拍賣價格為
1785盧比
，
在中國的賣價達
2618盧比
，
因此
，
輸運印度鴉片進中國被視為發財快捷方式。怡和洋行
、
沙遜洋行等外國企業均以私販鴉片起家。鴉片貿易使英國改變了對華貿易的入超地位
，
單靠鴉片一項
，
就接近抵消從中國進口的全部貨值。而鴉片貿易又為英屬印度政府增加了一筆巨大的收入。
1829年鴉片稅收超過100萬英鎊
，
佔英印政府歲入的
1/10。
英國人老早就到汕頭港埠進行鴉片貿易。
1858年，汕頭港已經固定停泊了兩艘英國鴉片躉船。
1864
～
1911年48年間，
英國
輸入潮汕的鴉片共達
170000噸，每年從汕頭外流的白銀就有300多萬兩。
英國殖民
者不遺餘力
地
向汕頭
輸入鴉片
。
“最可驚者在菸禁未頒之前，此港之貿易輸入額，殆以鴉片為大宗，此亦中英貿易史上之一汙點也”。
三、嚴重的鴉片貿易加速、加劇了汕頭半殖民地化
歷史上，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對中國進行鴉片貿易，嚴重毒害中國人民，進而喪心病狂地發動了兩次鴉片戰爭，使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對於中國來說，鴉片貿易是破壞，是災難，也是奇恥大辱，有百害而無一益。
開埠後，汕頭成為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傾銷鴉片場所，無論是走私的還是所謂合法的，都是有害無益的。對於汕頭來說，嚴重的鴉片貿易除了危害人民身體健康，造成一系列
社會問題和道德問題外，最為直接、最為突出的危害，就是對汕頭經濟社會造成嚴重的破壞，加劇了汕頭的半殖民地化。
開埠後，由於成為通商口岸，由於鴉片貿易合法化，也由於鴉片厘金與鴉片稅，汕頭港埠的鴉片如潮水般永入，鴉片貿易不斷激增。據
《
1882
～
1891年潮海關十年報告》中相關資料推算，1889
～
1891年，汕頭口岸進口鴉片總值達9782274關平兩，佔這三年汕頭口岸進口總值24786904關平兩的39
。
47%。其中，留在潮州府和嘉應府當地銷售的進口鴉片約7539160關平兩，約佔77%；銷往湖南、江西、福建2243114關平兩，約佔23%。
嚴重的鴉片貿易造成一個最為直接的嚴重後果，就是白銀大量外流。從
1863年開始直到20世紀初葉，汕頭口岸因進口鴉片每年流失白銀少則三萬兩，多則四五百萬兩。白銀的大量外流，造成汕頭口岸長時間“入超”，從而嚴重地破壞汕頭經濟。
由於成為鴉片貿易中心，汕頭拓展了興梅地區、東江流域以及贛南、閩西、湖南的鴉片市場，並與雲貴川等土產鴉片產地連通，最終構築起覆蓋中國南方感到腹地的鴉片進口
——分銷——稽徵網路。而汕頭作為鴉片集散地的鴉片購銷、儲運活動和就地吸食活動，也給汕頭市、潮州府、嘉應州及鴉片商路沿線鄉鎮帶來了畸形的經濟繁榮。
鴉片貿易帶來的白銀外流，災難性地損害了潮汕經濟的正常發展，既抑制了潮汕本土居民的消費水平，又削弱了潮汕地區進口急需的生產資料能力，擠壓了商貿服務業的發展空間。正如
溫廷敬
先生在
《勸告汕頭紳商倡設戒眼公會會文》所指出的，
“通商以後，鴉片輸進口多，我潮豐腴之地，遽化學為枯瘠。雖有糖業之當產，洋客之置富，不能敵漏卮之廣，而貧不聊生者，反仰給予外人而為其奴隸……鴉片大入，而我潮商販與訂轉約，為之運賣，滬上此業幾壅斷於潮人之手。其大商則列棧賣土，其小者則挑膏開燈，潮人之行賈各省為者蓋十居八九。以害人之物為我潮特別營生之業。”
鴉片貿易是近代亞非拉國家與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主要標誌之一。對於半殖民地國家與地區來說，嚴重的鴉片貿易破壞了社會經濟，還造就一個買辦階級，而社會經濟的、買辦階級的出現等，正是半殖民地化的重要表現。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為更便利鴉片貿易，千方百計在汕頭培植鴉片貿易代理人，從而造成一個汕頭型買辦群體，加速、加劇了汕頭半殖民地化。
作者：陳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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