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得最快的中國孩子：他平均每秒能夠跳7.5次
冰點特稿第1153期
跳得最快的中國孩子
訓練結束後的分組總結。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為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馬宇平/攝
“中國跳得最快的孩子”目前在廣州市的鄉下一所不起眼的學校裡。在跳繩這個運動專案上，這個叫岑小林的孩子保持了兩項世界紀錄。他平均每秒能夠跳7。5次，在此情況下，肉眼幾乎察覺不到那根跳繩的存在。
在國際跳繩界，這所連體育器械都不完備的中國農村小學具有相當的統治力。一個月前，在挪威舉行的跳繩世界盃賽上，這裡走出的17個孩子，在與來自26個國家和地區的選手競爭後，奪取了全部金牌的六分之一。自7年前推廣跳繩以來，這所學校的學生改寫了幾項世界紀錄，拿回的獎牌可以裝滿40多個書包。
最新一批世界冠軍從挪威回國後，地方政府和商會為他們舉辦了慶功宴。但回到家裡，岑小林沒對父母講過北歐見聞，也沒提到關於比賽的任何事情。獎牌暫時由學校保管。在挪威，他重新整理了一項由他創造的紀錄，但在他的家裡，“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比賽那段日子，這個孩子生活中的更大變化是——他的兩箱物品混在全家人的行李中，搬到了另一處出租屋裡。
搬家是他所熟悉的——世界冠軍們大都是隨父母臨時在廣州郊區落腳的打工者子弟，籍貫分別在貴州、重慶、廣西或湖南的村落。他們跟隨父母遷徙，更換住址也更換學校，有的學生19歲才讀到小學六年級。少數人能夠在此地讀完初中，然後像父輩一樣，出去打工。他們總在遷徙。
冠軍們早就適應了角色的快速轉換——前一天在國外比賽，從王子或者其他大人物手中接過獎牌，轉天身著印有中國國旗的領獎服出現在中國機場，接過接機人群送來的鮮花。回到花都這個盛產花卉的地方，平常日子裡，他們會鑽進父母勞作的花棚，去幹點力所能及的活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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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體重超過100公斤的賴宣治是這支跳繩隊中跳繩最差的。但他又是唯一的教練和全校唯一的體育教師。
這所名叫七星小學的學校緊挨著792鄉道，每當貨車、罐車和摩托車打牆外飛馳而過，塵土就會越過圍牆漫進來。
2010年，24歲的賴宣治成為出現在這個校園的第一位大學生教師，結束了這所學校體育課常年由語文或數學教師代課的歷史。那時，條件更加簡陋。學生們跑過土操場，穿過茂盛的荔枝樹、芒果樹、龍眼樹，進入老舊的教學樓。一個暑假的功夫，校園裡的雜草就能沒過小腿。
學生們在午睡。
跳繩的興起，在這裡更多是因地制宜的選擇。賴宣治到來時，學校只有一塊土操場。他試過在塵土飛揚中教學生們打籃球，但他們拼搶時互相撞倒，家長投訴到校長那裡，投訴多了，籃球也就停了。他帶學生練田徑，由於器材匱乏，唯一能開展的田徑專案是跑步。花都區教育局舉行第一屆中小學生跳繩比賽時，校長張有連帶他去觀摩。他們的結論是，這項運動似乎適合七星小學：不會有激烈的對抗，不需要昂貴的設施。
可是，這項運動並不適合賴宣治。即使在身材變胖之前，他也不擅長跳繩。花都區教育局2009年開始推廣跳繩，對中小學體育教師定期開展跳繩達標測試，他總是倒數幾名。他會找校長在病假條上簽字以逃過測試。某次測試他實在逃不掉，硬著頭皮去跳，補考了3次才算透過。
到了2012年，跳繩成了他躲不開的專案。廣州市教育局決定將跳繩作為中小學生必須掌握的一項運動技能，列入每年體育學科學業質量評價必測專案，要求學校每週安排一節體育課用於跳繩。那個學年起，賴宣治不得不向學生們傳授他最不擅長的專案。七星小學組建了跳繩隊，潛在的世界冠軍們從鎮一級的跳繩比賽開啟了冠軍之路。
隊員是從四五年級拉來的——六年級面臨畢業，低年級的孩子則太小。整個學校那時共有一百五六十名學生，賴宣治拉來了50多名，幾乎“挖空”了兩個年級，田徑隊也被合併進了跳繩隊。岑小林是少有的低年級隊員。他們每天在學校的榕樹下訓練兩個小時。不少學生嫌累退出，後來，剩下的全是外地來的孩子。
經費緊張，體育教師發揮了他的想象力：舊教學樓拆除時，他從工地上找來廢舊電線，去牆外砍竹竿，以竹竿為把手，在上面鑽個孔，電線從裡面穿過打個結，一條自制跳繩就完工了。
賴宣治介紹，連修摩托車時看到的剎車線都給過他靈感。2013年他研究跳繩到“瘋魔”。他看書、研究影片、參加區裡組織的跳繩培訓、鑽研“半蹲跳”跳法。技巧之外，剩下就是“玩兒命地訓練”。
岑小林是第一批隊員，目前是單人30秒單搖跳繩、3分鐘單搖跳繩的世界紀錄保持者。剛進隊時，他1分鐘只能跳50多次。現在，他的紀錄是3分鐘1152次，被外國網民稱為“中國跳得最快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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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沒有人會認為岑小林天賦異稟。“跳繩和天賦沒有關係，就是練出來的。”七星小學的隊員聚在一起時這麼總結。
曾有體育局的教練去選苗子，想從跳繩世界冠軍中選拔一些人練田徑或者其他專案，都失望而去。他們的身體素質並不出眾。
有隊員介紹，平均每兩個月，他們就會用斷一根直徑1毫米的鋼絲繩。“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賴宣治教導學生。
“天天練，每天重複，每練一個動作重複3萬次。”14歲的孔熒瑩擁有十幾個世界冠軍頭銜，她說：“天才都是練出來的。”她喜歡花樣跳繩，正在試著編一套四人同步花樣跳繩動作。
對這項運動，教練和隊員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兩人互動搖繩跳”這個專案，他們最初花了大半個月才搞明白人怎麼進到繩圈，而現在，新隊員3分鐘就能學會。
器材室裡掛著屬於隊員的上千根跳繩，在五顏六色的塑膠把手中間，沒有哪兩根是同樣長度的——學生憑感覺來自行調節長度。不同的繩子有不同的功用：練耐力、練花樣、練速度。每人至少要用3條不同型別的繩子來提高手腕力量。
他們對鞋底特別敏感。跳繩穿的鞋鞋底不能太厚，要輕，隊裡新發下來的鞋子幾天就被“踩得很合腳”。“鞋底前腳掌和鞋面回彎的地方最容易破，鞋底直接破了一個洞，很多雙都這樣。”14歲的隊員陳嘉偉說。
跳繩隊一日兩訓。每天上午從6點半訓練到8點，下午從4點訓練到6點。從開學之後，只有期末考試當天不需要晨訓。到了假期，每天的訓練時間會拉長到六七個小時。如果趕上比賽，訓練強度還會增加。隊員沒有帶毛巾的習慣，汗水快落到眼眶裡時，就隨手刮一下，地面很快出現一灘水。
在國內外各種大賽中，他們總是能在賽場找到空地躺下休息。這個習慣是在學校養成的：他們直接枕著軟墊，席地而臥，快速進入午睡。
隊員們的體能訓練也很簡單：蛙跳，爬樓梯，跑步，以及拉著汽車輪胎跑步。訓練結束後，學生兩人一組，互相踩小腿讓肌肉放鬆。
賴宣治給每名隊員都定了訓練目標——都是接近同年齡段世界紀錄的目標。去挪威參加比賽前，大家圍坐在訓練室的地上，認領了各自的參賽任務。最主要的一條是，“拿下全部速度跳繩專案的冠軍”。
跳繩這項運動可以分為速度跳繩和花樣跳繩兩個大類。一個公認的觀點是，中國人在速度跳繩上處於頂尖水平，花樣跳繩略遜一籌。
在中國，跳繩是一項新興的運動。全國跳繩運動推廣中心成立於2012年。該中心常務副秘書長、世界跳繩聯盟副主席陳陽輝說，2013年，中國國家跳繩隊首次參加亞洲跳繩錦標賽時，在個別速度專案上能取得好成績，花樣專案上則“非常薄弱”。現在，中國隊在速度專案上處於世界領先水平，花樣專案的進步也很大。
但在廣州的這支跳繩隊，學生們練習時並不區分專案，每個人既要練習速度，也要練習花樣。到2014年，學校有了跳繩的專用場地。能用到的輔助器材是綠色加厚海綿墊子。學生們不得不克服內心的恐懼，在上面學會空翻、後手翻、側空翻，並在做出這些動作的同時確保身體穿過飛舞的繩圈。有隊員練習時受過傷，後來再沒做過這個動作。
正因跳繩不像籃球、足球運動那樣普及，七星小學才有了露頭的機會。“如果其他大學校搞，還輪得到我們嗎？”賴宣治說。
他認識的一些家長並不支援孩子參加跳繩隊，以至於他需要去說服這些冠軍的父母，讓孩子跳下去。父母們總是會問此類問題：“拿了跳繩冠軍有什麼好處？跳繩隊對他以後有什麼幫助？”一個問題備受關注：拿了冠軍有沒有獎金？
答案是令人失望的——沒有。最重大的國際比賽也不設獎金。優勝者不會得到任何來自其他渠道的獎金。
陳陽輝說，他們正在爭取將跳繩列入全國運動會的正式專案。從觀眾規模和商業價值來看，跳繩目前還是個小項運動。
今年去挪威參加跳繩世界盃賽，七星小學的參賽者平均每人開銷在3。3萬元左右。區財政撥了50萬元，剩餘的由學校“化緣”解決。比如，隊員的行李箱上印著一家陶瓷企業的名稱，一家研發材料的公司為他們提供運動鞋墊並贊助5萬元，還有一家教育類企業贊助了5萬元。一家貿易公司提供的贊助是幾臺空調，其中兩臺掛在跳繩訓練室裡。
有人從新聞裡知道了這支隊伍，要為學校捐一些器材，他們“高興得不得了”。賴宣治說：“捐贈給學校兩萬塊錢的器材，對於別的學校可能沒什麼，對於我們來說是大事情了，可以買50個籃球，50個足球，200根繩子，是多好的事情！”
跳繩隊員中極少有人關注其他體育專案。偶爾一兩個表示對體育“很瞭解”的學生表示，自己最喜歡的運動員是籃球運動員姚明和游泳運動員孫楊，偶爾會看中國女排的比賽，但沒記過運動員名字。與體育巨星身上的商業代言相比，他們得到的贊助也微乎其微。
撥款和籌來的錢往往僅夠支付必需的路費、食宿費和報名費。隊員們幾乎不會到賽場和住處以外的地方玩耍。在挪威比賽期間，他們的消遣是回住處途中，去海灘上轉了轉，在附近超市逛了逛。大部分人都沒買什麼，因為只有極個別孩子會帶錢。他們的行李箱一半被運動鞋和跳繩所佔據，每個人都背了十幾根比賽用繩和備用繩漂洋過海。
即將升入初三的隊員張敬威是“極個別”孩子，他用800元人民幣兌換了約1000挪威克朗。17個孩子唯一的挪威購物經歷就是在住處旁的超市，張敬威請隊友在超市裡吃了6份冰激凌，摺合人民幣近160元。他此前拿到了2塊金牌、1塊銀牌和1塊銅牌。
對此，他的感受是：“太貴了，回來能請全跳繩隊同學吃冰激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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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們對跳繩冠軍從來沒有獎金略有微辭，但他們最大的顧慮還是擔心影響孩子的學業成績。對於跳繩，一般的態度是“既不支援，也不特別反對”。
從七星小學畢業後，岑小林和同年級的隊友升入花東中學。為了承接這批世界冠軍，花東中學在2016年組建了跳繩隊，由體育教師帶領訓練，並從校外聘請教練進行每週兩次的指導。為了準備挪威世界盃賽，他們在距比賽一個月時集訓，這讓他們錯過了期末考試和大半個暑假。
2019年，花都區兩所國家級示範性高中首次把跳繩專案納入體育特長生招生專案。這成為父母同意他們留在跳繩隊的主要原因。
“把跳繩的精神用到學習上，然後更好地學習，就是跳繩的目的。”一名10歲的隊員半開玩笑地解釋跳繩和學業的關係——這是教練告訴他們的。
有人認為，跳繩隊採用的“半蹲式”跳法——長時間弓著背、正抬腿，影響了孩子長個子，放眼望去，跳繩隊員的確比同齡人普遍要矮。賴宣治認為這與遺傳有很大關係。
全國跳繩運動推廣中心技術總監胡平生對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解釋，對於青少年來說，跳繩能夠促進長骨兩端的骺軟骨增生，進而促進長高。跳繩對膝蓋的衝擊比慢跑要小，同時能夠強化心肺功能與肌肉耐力，增強眼、手、腳的本體覺，提高敏捷性與協調性。他建議，根據不同身體素質、跳繩技巧掌握程度，進行適量運動。
也有人認為加入跳繩隊很殘酷，讓孩子們失去了快樂童年。
“什麼叫快樂童年？”賴宣治反問，“如果他們自己連選擇的機會都沒有，那還有什麼快樂可言？難道他不在這裡跳繩，就會有快樂童年嗎？”
上中學時，賴宣治曾是籃球特長生，並憑此身份考進大學。他認為“體育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讓他找到自信，學會堅持。他也相信，體育能改變自己的學生，“孩子變化是能看到的”。
2014年，全國跳繩運動推廣中心首次舉辦全國跳繩聯賽。七星小學跳繩隊參賽，坐在觀眾席的校長張有連看得哭笑不得：第一次參加大賽，有孩子因為換了起跳的位置而不知道怎麼鑽進繩圈。儘管如此，這支隊伍在80%的比賽專案中獲得了獎牌，並拿到團體冠軍。
接下來的一年，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第八屆亞洲跳繩錦標賽上，七星小學學生獲得金牌34枚、銀牌8枚、銅牌8枚，並獲得團體總分第一。在阿聯酋迪拜舉行的首屆世界學生跳繩錦標賽上，他們拿下了28塊金牌中的27塊。2016年，在瑞典舉行的世界跳繩錦標賽中，這支隊伍成為中國在世錦賽上的首個團體冠軍，並且出現了“世界跳繩大師”稱號獲得者和世界紀錄保持者。
此類榮譽使七星小學從一所薄弱的鄉村小學變成了明星學校，成為花都區教育局在推進陽光體育運動過程中“精心培育出來”的代表。
花都區教育局體育教研室副主任姚燦華介紹，區教育局在經費上全力支援，七星小學關於跳繩的經費申請基本都是全額撥付。區裡還會組織其他學校的教師去七星小學觀摩。當地舉辦的大型活動，也會安排跳繩隊的表演。
七星小學教導主任江永滔認為，這些經歷讓學生們“更獨立，視野更寬闊，性格也更好”。
看到外國運動員的花樣跳繩，隊員們覺得“開眼”，在場地裡跟著歡呼。好些動作是他們沒見過的，“很高階”。他們也會暗暗在場邊學習，儘管“有的動作能學會，但第二天就忘記了”。隊員張崇楊奪下世界盃花樣跳繩個人冠軍，他的很多動作是在國際大賽上學會的。
即將升入五年級的譚瑤是全國冠軍。她在兩年前的體育課上被選中，就是否參加跳繩隊，回家徵求意見。“如果你進跳繩隊，就要堅持下去，不能說不練就不練了。”這是媽媽的迴應。讓她媽媽欣慰的是，自進入跳繩隊那天起，女兒每天5點半起床去學校訓練，從不賴床，從不喊累。
但孔熒瑩認為，要總結跳繩迄今給自己“帶來哪些變化”，是“比拿冠軍還難的事”。
賴宣治幾乎逢人必講的一個場景是，2014年首次參加的全國比賽上，11歲的隊員張茂雪把自己的全部金牌摘下來，掛到他的脖子上。“老師，我很開心！”這是她進隊一年多主動對老師說的第一句話。
看到10歲的隊員因為失誤在場邊痛哭，他覺得，這正是跳繩隊的“底蘊”所在，“他想贏，內心對勝利有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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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隊都知道，岑小林揹負的任務“不是拿金牌，而是要破紀錄”。
訓練時，隊員們互相幫忙計數。9歲的廖婭琦最怕的不是比賽失誤，而是給岑小林計數，“跳太快了，看不清，尤其他的腳，一上一下的。”
在國外參賽，這些只學過簡單英語的中國孩子，能聽懂英語報出的參賽號碼和姓名。隊友比賽時，他們用教練的手機幫忙錄下影片，以備裁判錯數或漏數時，用作申訴的證據。
在速度跳繩領域，國內賽遠比國際賽競爭更激烈，因為不是所有的國內跳繩高手都會去參加國際比賽。中國跳繩國家隊並非常設機構，而是為備戰世界大賽而組建。據陳陽輝介紹，一般來說，全國跳繩運動推廣中心是從全國跳繩聯賽總決賽、全國跳繩錦標賽、中國國際跳繩公開賽這三大賽事中，挑選單項排名位列前三的運動員，再篩選組建國家隊。
七星小學在國內的對手也擁有很多世界冠軍頭銜。比如，在美國舉行的2018年跳繩世界盃賽上，廣州的東薈小學跳繩隊拿到了23個冠軍，濟南的輔仁學校則收穫了48枚獎牌。
跳繩隊的比賽場地通常有1。5個籃球場那麼大。幾組比賽可能同時進行。廣播裡在計時提醒，運動員腳掌砸向地面發出“噠噠”聲，還有看臺上觀眾在尖叫——每當大螢幕上實時更新的數字開始向世界紀錄靠攏，賽場上聲浪迭起。
在挪威比賽時，岑小林能清晰地聽到教練賴宣治的聲音——他會蹲在比賽場地旁，發出隊員們熟悉的“賴氏獅吼功”，從小聲計數直至喊到聲嘶力竭。岑小林起初根據提示“保持節奏，不要加（速）”，在最後30秒，他全力加速，跳到腳掌發燙。
最後，他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紀錄，將男子3分鐘單搖跳繩的世界紀錄由1136次改寫為1141次。半個月後，他在全國跳繩總決賽上又將這個紀錄提高到1152次。
每年的世界性跳繩大賽分別由國際跳繩聯合會（FISAC-IRSF）和世界跳繩聯合會（WJRF）舉辦，現今兩個組織合併為國際跳繩聯盟（IJRU），挪威比賽是世界跳繩聯合會最後一次單獨舉辦的世界盃賽。閉幕式上，打破5項賽會紀錄和1項世界紀錄的岑小林受邀在國際跳繩聯盟首面賽旗上簽字。他小學二年級進入跳繩隊，四年級拿到全國冠軍，五年級開始破世界紀錄。
由貴州老家到廣州讀書前，岑小林曾隨父母、姐姐和哥哥在北京打工一年。“爸媽說我還小，一直打工也不是辦法，想在北京那邊讀書的。”岑小林回憶，姐弟3人在北京的學校面試，校方要求年齡差別很大的3個孩子都必須要從一年級讀起。岑小林的父母拒絕了。
後來，經人介紹，一家五口再次遷徙，坐上了從北京開往廣州的大巴。父母在菜市場賣菜，三個孩子進入七星小學，分別入了一年級、三年級和五年級。
隨著像他這樣的孩子帶回越來越多的獎牌，“繩文化”被七星小學寫進了辦學理念、辦學目標，這所建校50多年的學校也有了自己的校訓：“悅動至善 和樂致遠。”
校門口的6塊展板上，4塊用於展示那些與跳繩有關的榮譽。新教學樓陽臺上寫著“繩以育德”四個大字，強調“從這裡走向世界”。在這棟樓一樓最顯眼的位置，是岑小林、韋杏親、張崇楊等跳繩隊員的照片。
有些人已經在一次次遷徙中告別了這個以他們為榮的地方。韋杏親在2016年瑞典獲封為“世界跳繩大師”，保持著一項世界紀錄。因為家庭原因，她不得不在2018年9月放下了手中的跳繩，回到廣西老家。
廖婭琦出生後不久被父母從湖南帶到廣州。她只有9歲，記得自己搬過9次家，而她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在搬家。她當初是主動“在體育課上舉手”加入跳繩隊的，夢想是“當一名裁判員”。
整個跳繩隊裡，年齡最小的世界冠軍是10歲的鐘煒鋒。在挪威世界盃賽上，他拿了7塊金牌。全家人守著網路直播關注他的比賽。他的姐姐鍾銀燕說，家裡人很緊張，有一段時間關機不敢看。看到弟弟跳繩時的表情，他們感到心疼。“我奶奶和我媽媽看著看著就哭了。”鍾銀燕也曾是跳繩隊隊員，今年考取了跳繩中級裁判證。今年，她考入一所中等職業學校，等待入學的日子，回到小學義務做教練。她的弟弟妹妹都在跳繩隊。
一家幾個孩子在跳繩隊的現象並不少見。去挪威比賽的17人名單上，張茂雪、張崇楊、張崇霞是親姐弟；更早的名單裡，岑小瓊、岑小會、岑小林、岑澤忠是表親，都是世界冠軍。岑澤忠如今進了一家跳繩俱樂部做教練，岑小林本該和姐姐岑小會一起回貴州上學，但是老師多次家訪，把他“攔截”下了。
岑小林很清楚，如果回到貴州，他就可能成為留守兒童，父母就可以換一個地方打工。為了支援他的跳繩生涯，他們已經在這裡守了他7年多。在賴宣治看來，跳繩能夠改變學生的命運，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這條繩子把他們留在了這裡，不用跟他父母四處漂泊、輟學打工，能讀書就有機會。”
父母其實不怎麼關心岑小林的比賽，更在乎他的學業，希望他能安安靜靜讀完書，找一份好的工作。他們對“好的工作”沒有定義，岑小林的理解是：“應該就是不要像他們那樣辛苦，也不用回去種地。”
岑小林的理想是當一名體育教師，“將來教人跳繩”。長遠來看，這或許是個前景不錯的選擇——很多地區已經將跳繩納入了中考體育考核專案和小學生體質測試的必測專案。“這意味著，我國上億學生中的絕大部分都會在學校中接觸到跳繩運動。”陳陽輝說。近10年來，國內出現了專業的跳繩俱樂部和跳繩器材、培訓、演出方面的企業。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目前約有50家跳繩協會和100多家專業跳繩俱樂部。
現在，跳繩界的巨星岑小林只是受到體育老師鍾愛的一名中學生，和同批“起跳”的隊員繼續著第七年的跳繩訓練，為更多的世界紀錄，也為了“將來教人跳繩”。
在不需要跳繩的日子，他們會像所有的孩子一樣，清晨跟父母到大棚，一直勞作到傍晚。同樣在花棚工作，這裡有不少湖南人種植綠蘿，同時有不少貴州人負責插花——把綠蘿的秧苗剪斷，然後栽到花盆裡。因此，湖南孩子擅長給綠籮剪苗，知道“110”和“180”型號花盆的區別；貴州孩子會坐在悶熱的大棚裡插花，“坐到屁股痛”。很少有孩子不會做飯，他們通常負責自己和家人的晚飯。在大棚裡，他們偶爾會遇見隊友，那很可能是另一個世界冠軍。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馬宇平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