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四節氣”裡讀懂中國丨處暑：“殘暑掃除空”的別樣風光
雖然從天文學的角度來看，二十四節氣平均分配了太陽在一年裡走過的黃經度數，但正如梁山好漢各有各的座次一樣，節氣與節氣之間也並非“平起平坐”。處暑，便是二十四節氣裡存在感不那麼強的一個，甚至連名字本身的含義都顯得曖昧。
唐代孔穎達注《逸周書》雲：“處暑，暑將退伏而潛處。“元代吳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又載：“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可見“處暑”即“暑氣到此為止”之意。中國天文學會將處暑的英文譯名定為“End of Heat”，是不帶一絲修飾的直譯。然而問題來了：二十四節氣之間有著頗為明顯的對應關係，在“四立”定下的框架裡，夏至對應著冬至、春分呼應著秋分，如果一年暑氣消彌之時有一個處暑，那為何冬雲春來之時到來的不是“處寒”，而是雨水呢？
細細品味，其實“處暑”二字隱藏著一種無奈的浪漫。唐代張懷瓘《文字論》中言：“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嶽四瀆，地之文也。”節氣的命名，大抵依託於這裡的天、地之文。如“四立兩分兩至”是以太陽為參照物，這是天之文；雨水、白露、霜降等以氣象為參照，這是地之文。而到了立秋之後的這段時間，太陽並沒有停留在地標性的節點上，天地山川也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古人最終只能“反求諸己”，以自身的冷熱感知將這一時間點命名為“處暑”。立春之後的節氣可不可以叫“處寒”呢？當然是可以的。但那時的正是自然界草木萌動、生機勃發之時，縱然不以“雨水”為名，五嶽四瀆中也尚有眾多的物候備選，“處寒”二字終究是不夠有韻味。
由此看來，二十四節氣雖然嚴格按照“五日一候、三候一氣”的時間平均分佈，但時間的紋理卻疏密有致。如果將“四立兩分兩至”看作自然界的紅綠藍三原色，那處暑就是草木綠、瑪薩拉酒紅、鳶尾藍這些微妙而難以描述的色彩，需要人類達到一定文化自覺才能精確定義。這種難以描述，讓處暑有了別樣風光。
處暑還是暑 仍有秋老虎
關於處暑的詩遠不及立春、清明、冬至這些“熱點節氣”密集，但宋代仇遠的一首《處暑後風雨》卻寫得頗為閒適雅緻：“疾風驅急雨，殘暑掃除空。因識炎涼態，都來頃刻中。紙窗嫌有隙，紈扇笑無功。兒讀秋聲賦，令人憶醉翁。”
詩的大意是：疾風勁雨將殘存的暑氣一掃而空，天氣頃刻間便寒冷起來。帶著縫隙的紙窗不耐冷風，團扇已派不上用場。聽到孩子們誦讀《秋聲賦》，令人回想起其作者：自號“醉翁”的歐陽修。
仇遠的詩，起筆在處暑，重點其實在風雨。民諺道是“一層秋雨一層涼”，將“殘暑”一掃而空的是突如其來的“疾風急雨”，而不是處暑。事實上，處暑時節還遠遠稱不上涼爽，清代顧祿《清嘉錄》裡說得分明：“土俗以處暑後，天氣猶喧，約再歷十八日而始涼。諺雲：‘處暑十八盆’，謂沐浴十八日也。”意思是處暑之後，炎熱的天氣至少還會持續十八天左右，只是顧祿所處的時代尚無桑拿，不然“處暑十八盆”真可能會改成“處暑桑拿十八天”之類的諺語了。
百姓眼中的處暑，其勢甚至比三伏天還烈，尤其是在江南，甚至還有“大暑小暑不是暑，立秋處暑正當暑”的說法。這便不免令人覺得訝異：處暑的“處”的確是“停止”的意思，二十四節氣中至熱當數大暑、小暑，之後又經過了立秋的過渡，到處暑應當已迎來了由熱轉冷的轉折點，但為何百姓還畏秋如虎，以至於這一時節有了“秋老虎”的“惡諡”？如此說來，處暑是不是起錯了名字？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如前言所述，二十四節氣中的大部源於天、地之文，如“四立兩分兩至”這種以太陽執行位置為基礎的節氣，只要宇宙環境沒有巨大的變化，其特徵便能保持極強的穩定性。然而，寒暑卻源於人自身的冷熱感知，這種主觀感受終究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在同一地域，人與人之間的體感尚不能一概而論，當將二十四節氣放諸於疆域遼闊的中華大地時，體感差異自然會愈加明顯。
節氣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西周時出現了七個節氣，直到先秦時二十四節氣名稱均已出現，被記錄於《逸周書》中。當時的中華文明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節氣自然也以中原地區的物候為基礎，不可能兼顧“四夷”。節氣這一套文化系統向江南傳播，至少是在漢武帝劉徹頒佈《太初曆》之後的事，而真正在江南紮根就更在唐宋之後了。可想而知，當中原已經春暖花開時，西北高原依然蕭瑟悽楚；當北方人已經感嘆“暑氣到此為止”時，南方人依然還要在漫長的酷熱環境中苦熬過十八天。“環球同此涼熱”六個字，放在夏秋之交的中華大地，也要變成“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了。
從另一面來說，至冷為寒，至熱為暑，縱然處暑時暑氣已如強弩之末，但等待其勢力消退畢竟還要花上一段時間，大自然有大自然的慣性。如同夏至意味著白晝漸短但不意味著晝短於夜一樣，處暑也絕不能讓酷熱的天氣戛然而止。農曆中最熱的“三伏天”以立秋後第二個庚日前一天為結束，毗鄰著“三伏天”的處暑當然不太容易能感受到涼意，但清晨與夜晚的寒意已經消然強大起來。白日裡若偶然來一陣大雨，也能讓天地一下涼爽起來，那便是仇遠《處暑後風雨》中所感嘆的“因識炎涼態，都來頃刻中”了。
古人有畫九的習俗：在冬至日準備一幅《九九消寒圖》，上畫八十一朵梅花，每天用紅筆塗一朵，塗完之日便是數九寒冬結束之時。其實，農曆中的“九九”不僅包括“冬九九”，也包括“夏九九”，囊括了一年中最為炎熱的時段——而處暑，便處於七九、八九這一時段。民間有與之相配、版本眾多的《九九歌》，如“七九六十三，床頭摸被單；八九七十二，子夜尋棉被”“七九六十三，夜眠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夾被”“七九六十三，床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
顯然，這一眾《九九歌》也以中原地區百姓的體感為基礎，中國位於北半球，太陽的餘威在北方消退得要快一些。而在江南，古人顯然有另外一番體驗。南宋范成大在《秋前風雨頓涼》的頷聯中寫道：“但得暑光如寇退，不辭老景似潮來。”范成大將暑氣視為“寇”，倒頗符合處暑的內蘊：處暑標誌著暑氣勢力漸退，但在南方這個盛夏國度的傳統疆域，暑氣滯留的時間明顯要長很多。江南人感嘆：“處暑還是暑，仍有秋老虎。”或許，江南人自古以來就對處暑這個節氣不太買賬——立秋已經半月有餘，真正意義上的秋天卻還是遙遙無期呢！
如果說黃河與長江是在大尺度上分割了人們對處暑的認知，那城市與鄉村則從微觀層面讓處暑更加多面化。南宋陸游《秋懷》有云：“城市尚餘三伏熱，秋光先到野人家。”同是初秋時節，鬧市裡的三伏天餘威未盡，鄉間卻已盛開了濃濃的秋意。城市與鄉村不過一牆之隔，暑氣之分便已如此鮮明，僅僅處暑二字又豈能囊括整個中華的地大物博呢？
老樹畫畫筆下的處暑
《秋聲賦》裡的處暑三候
《處暑後風雨》的最後一聯為“兒讀秋聲賦，令人憶醉翁”，這裡取典於“醉翁”歐陽修的名篇《秋聲賦》。《秋聲賦》被譽為兩宋文賦典範，名氣與影響要比《處暑後風雨》大得多，其中的名句足以與《赤壁賦》“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相媲美：
“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歐陽修在賦中借秋聲告誡世人不應悲秋恨秋，而應反求諸已，而這種不屈的精神背後，反過來更加印證了秋日肅殺的氛圍。《秋聲賦》中描寫秋狀“其色慘淡，煙霏雲斂”，秋聲“悽悽切切，呼號憤發”。在節氣中，最與《秋聲賦》氣質相符合的，當數處暑。何出此言？且看處暑三候：鷹乃祭鳥、天地始肅、禾乃登。
鷹處於餅類食物鏈的頂端，是天生的獵殺者。中國人自古對鷹多有推崇，《列子·黃帝》有“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雕、鶡、鷹、鳶為旗幟”的描述，可見早在上古時代，鷹便是能與熊狼之屬媲美的猛禽，連黃帝也不忘在旗幟中繡上鷹的圖騰以壯軍威。古人對鷹的偏愛也體現在節氣時令中。七十二候裡，關於鷹的就佔了三條，分別是驚蟄第三候鷹化為鳩、小暑第三候鷹始鷙、處暑第一候鷹乃祭鳥，三候相加，儼然能與一整個節氣的時分庭抗禮。
鷹乃祭鳥，與前面二候又有不同。古人認為禽鳥“得氣之先”，與人類和其他生物更能提前感知時令變化，因此在小暑尾期就開始學習捕食之術，為初秋的實戰做準備。然而真到了處暑這個本該大快朵頤的日子，鷹卻“殺鳥而不即食，如祭然”。與此同時，古人還發現鷹捕殺的多是老弱病殘之屬，從不對正在孵化或哺育幼鳥的禽鳥出手。這兩件事被古人總結為“猶人飲食祭先代為之者也”和“不擊有胎之禽”，鷹因此被視為義禽，正呼應了秋日的肅殺之氣。
如果要在二十四節氣中選出一個“處寒”，那非雨水莫屬。而雨水的第一侯正是獺祭魚，和鷹乃祭鳥遙相呼應，這自然不能僅僅歸為巧合。只是，獺祭魚之後，迎來的是候雁北、草木萌動的生機，而鷹祭完鳥，便天地便開始肅殺起來。
《秋聲賦》中的秋，是凜冽而傷感的：“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物過盛而當殺。處暑時暑氣漸消，寒氣漸盛，從氣象學角度來看，這是隻一種自然現象，可以用太陽執行的軌跡加以解釋。而在天人感應的思想認識中，暑寒之間的此消彼長則代表了天道的不同面孔。《淮南子》雲：“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古人治國崇尚“德主刑輔”，而由夏及冬，正是天道由“德主”向“刑輔”的轉折點。“秋冬行刑”，或者說“秋決”，是中國死刑執行制度中的傳統，除謀反大逆等重罪“決不待時”之外，其餘死刑均應等到秋季再加以執行，因為此時“天地始肅”，殺氣已至，可以申嚴百刑，以順天行誅了。
《逸周書·月令解》中記載：“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這一時期，明刑弼教之類的法制工作成為有司衙門主要任務，春耕秋收，在秋天替老天收取死囚的性命，與自然界“摧敗零落”的景色正相應，人間的秩序由此與天道相統一。
因為天人合一，“春耕秋收”中的“秋收”，自然也指向了人間穀物的收穫。而這，又引出了處暑的第三候：禾乃登。禾乃登，又作“農乃登谷”，指的是穀物開始成熟，農人即將迎來收穫的季節。七十二候中有兩候與收穫相關，另一個是小滿第三候麥秋至，代指的是夏收，這當然比不上秋收重要。秋收承載著一年中最重要的收穫季，因此農人們對這一時間段的天氣非常敏感，與之相關的農諺可謂信手拈來。“處暑高粱白露谷”“處暑高粱遍地紅”“處暑十日忙割谷”，說的是處暑時節恰好是高粱的收穫季；“處暑栽，白露追，秋分放大水”，指大白菜在處暑時節應該移栽定植。更多的還是形容處暑時雨水的寶貴，如“處暑若還天沒雨，縱然結子難保米”“處暑裡的雨，穀倉裡的米”“處暑之雨，粒粒是米”……當然，還是應了中國地大物博的現實，北方人期盼處暑下雨，在多雨的江南，農人們卻要嘆息“處暑若逢連天雨，縱然結實也難留”了。
水中的河燈 桌上的鴨饌
二十四節氣中未能直接承載天、地之文的大約佔三分之一，細細數來，有清明、小滿、芒種、小暑、大暑、處暑、小寒、大寒八個。這其中除了與寒食節漸漸融合，最終成為四大傳統節日之一的清明外，其他節氣都沒有大型的國家祭祀活動。不過，關於處暑的古老民俗卻比比皆是。
農曆是陰陽合曆。節氣以地球繞太陽公轉的運動週期為基礎，月份按月球的月相週期變化來安排，因此農曆中的節氣與月份分屬陽曆和陰曆兩套系統。處暑作為秋季的第二個節氣，大致與俗稱“七月半”的中元節時間相當，因此處暑的民俗也大多與中元節相關。
何為中元？道教認為，天地萬物由天、地、水“三元”所生，其中正月十五天官紫微大帝賜福，為上元節；十月十五水官洞陰大帝解厄，為下元節；中間的七月十五地官清虛大帝赦罪，便是中元節。地官赦罪為何要在七月半呢？七在傳統中是陽數、天數，天地之間的陽氣絕滅之後，經過七天可以復生，故《易經》雲：“反覆其道，七日來複，天行也。”從物侯來看，這一時期既是天地始肅的日子，又是穀物豐收的日子，遠古的農人們選擇這一時間用時令佳品向神靈、先人獻祭，祈祝來年有個好收成，是再自然不過了。
中元節的另一個俗稱是“鬼節”。處暑前後，暑氣漸退，在古人心中這是陰陽交錯的開始，而到了七月十五這一天，地府會開啟鬼門關釋放亡魂，逝去的祖先會借這個時機回家探望子孫，各地的風俗大多都與這一文化信仰有關，如放河燈、祀亡魂、焚紙錠、拜土地公等。這其中最為具特色的，要數放河燈。
河燈又稱“荷花燈”，一般是在防水的底座上放上燈盞或蠟燭，燈體由彩紙折成，簡單者如一瓣荷花，複雜者則葉片層疊、華麗繁複。中元節之夜，人們將做好的河燈放在江河湖海之中任其漂泛，既是為了寄託對先人的哀思，也是為了普渡無依無靠的孤魂野鬼。河燈可為鬼引路，待鬼過了奈何橋，燈也便滅了。而在岸上，商人們也富有默契地關了店鋪，擺上香案，供上瓜果。夜幕之下，湖海之上，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河燈與星光交相呼應，那般景象，卻是工業化時代的人們無從想象的。清代乾隆皇帝詩云：“滿湖星斗涵秋冷，萬朵金蓮徹夜明”，雖然寫出了景緻，但風景背後的人文傳統，只怕未道出萬一。
如果說中元節放河燈是為彼岸引路，那處暑食鴨的風俗則調理了人間的風味。中國傳統美食的一大傳統就是藥食同源、以食進補，不同的食材對應著不同的季節，補秋之事，一點也不比補冬含糊。
處暑的鴨饌是補秋中的佼佼者。“暑氣至此而止矣”，這一句話不僅反應著天道，也對應著人體。傳統醫學理論認為，隨著秋季後自然界的陽氣由疏洩趨向收斂，人體內陰陽之氣的盛衰也隨之轉換，容易出現疲憊感，產生“秋乏”。處暑時宜飲食宜轉向清淡以潤肺防燥，並多吃益腎養肝、清熱安神的食物——鴨肉性涼味甘，具有滋陰養胃、利水消腫的功效，可以平復乾燥天氣帶來的不適，是這一時期進補的上上之選。面對食鴨這件事，南北達成了共識；但面對如何食鴨這件事，便各有各的分寸了。烤鴨、白切鴨、檸檬鴨、核桃鴨、子姜鴨、荷葉鴨、核桃鴨、老鴨燉湯……北京有一道“處暑百合鴨”，以當季百合、陳皮、蜂蜜、菊花等食材調製，味醇鮮美、營養豐富；江南則更有在處暑時節送鄰人蘿蔔老鴨煲、紅燒鴨塊等鴨饌的傳統風俗，叫作“處暑送鴨，無病各家”。
隨著時代的發展，捧著一碗老鴨湯走親訪友的日子當然是一去不復返了，不過若想追尋古意，倒是還有不少選擇。嗜茶如命的福州人在處暑之後會放下涼茶，拾起龍眼和糯米制成的“白丸子”，龍眼泡飯更是尋常人家廚房裡一道亮麗的風景。廣東人則繼續煲著藥茶——入秋要吃點“苦”，這對清熱、去火、消食、除肺熱等都頗有好處。如果這些還覺得麻煩，那到奶茶店喝杯酸梅汁也是個不錯的選擇，所謂“處暑酸梅湯，火氣全退光”嘛……
最終，還是處暑吧！雖然自然界缺乏明確的指示，但無論如何，一年之中最熱的天氣終於還是結束了。陸游是怎麼說的？“四時俱可喜，最好新秋時，柴門傍野水，鄰叟閒相期”。一千年過去了，陸游行經的土地早已聳立起巍峨的大廈，但人們還是和那時一樣默默等待著暑氣散盡，等待著收割的水稻變成餐桌上香噴噴的米飯。
作者：江隱龍
編輯：範昕
策劃：範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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