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與過失的區別：男子為“熊孩子”踹踢座椅靠背的法律責任

近日，上海某影院一“熊孩子”不停地踢前排座椅，就座的女子多次制止無果；熊孩子的家長沒有制止，反而“用力”踹了女子的座椅靠背。治安調解無果，26日，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通報稱，涉事男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男子為“熊孩子”踹踢座椅靠背的法律責任

一般認為，在公安機關主管刑事案件範圍內，《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刑法》為銜接關係，例如，貪汙情節較輕的，不能適用本法。基於不同的立法目的，本法並沒有將職務侵佔行為列為行政違法，企業中的職務侵佔不斷髮生，例如，虛報理由報銷等。《刑法》規定了過失概念，以及過失犯罪法律有規定的才負刑事責任；兩法既然是銜接關係，前述規定同樣也應適用《治安管理處罰法》。

《刑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分別規定了故意與過失的概念；行為人的主觀意識對行為的反應被稱為故意，或者過失。就過失而言，過失成立的前提條件是，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這裡的“應當”，是指義務的來源；這裡的“可能”，是指發生危害結果的蓋然性。法律人，特別是司法人員在概念上倘若不以“階段”加以區分，司法實踐難以區分故意與過失。

甲抽了乙一記耳光，甲無權毆打他人，司法人員大致能評價甲的行為是故意，故意一定能評價為過失，因此，故意與過失在義務來源上並沒有本質區別。甲抽乙一記耳光致其死亡，司法人員需要透過蓋然性判斷是否存在過失，例如，乙因心臟等疾病，而甲不明知的，司法人員應當認為乙的死亡是意外事件，但甲有義務來源，民事責任不能豁免，因此，上述所謂階段加以區分，是指將義務來源與蓋然性分別獨立判斷。

故意與過失在義務來源上並沒有本質區別

在故意傷害認定的司法實踐中，多數司法人員因沒有注意到分階段判斷，上述打耳光致人死亡的，要麼認定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要麼認定為過失致人死亡罪。司法裁判的結局是，行為人被判處較重的刑罰外，被害人家屬僅能獲得喪葬費的賠償，社會矛盾加劇。現代刑法的意義在於區分民、刑兩類案件；司法人員不能分階段判斷，現代刑法可能失去應有的作用。

嚴格區分故意與過失，必然消減《刑法》與其他法律的作用，例如，行為人為了嚇唬，或者阻止他人糾纏，撿起石塊砸向地面，石塊不規則彈起致被害人傷亡。司法人員倘若一定要嚴格區分故意與過失，《刑法》難以發揮作用。法律人為了克服理解上的缺陷，創設性地認為故意犯罪還存在間接故意，至此，過失犯罪與故意犯罪沒有明確的區分。

上述的例子，以當前的司法實踐來看，司法機關通常是客觀歸罪，即，司法機關一般認定行為人有罪。事實上，該例子完全可以評價為民事侵權責任，相關當事人可以透過民事訴訟解決。本就例子而言，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家屬為何要透過刑事程式解決賠償問題值得討論，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可能是關鍵因素。

就涉事男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的事件而言，刑事領域尚不能區分故意與過失，行政拘留當然是依法作出。就男子踹踢座椅靠背而言，女子受傷的結果多數為過失，《治安管理處罰法》處罰過失行為也需要遵循，或者類比刑法的規定，即，法律有規定的才負行政責任。

行政拘留當然是依法作出

本文注意到不少網友的評價，即，涉事男子拿出多少錢才能達成調解協議，有人列舉了保安毆打業主賠償一萬多元的例子；兩案情節有諸多不同，涉事男子畢竟是踹踢座椅靠，而不是直接針對女子。社會更加需要討論的是，家長與社會怎樣對待“熊孩子”不文明的舉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