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是個政治家，為啥要當史學家寫《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是一部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國古代編年體史”，包括了中國歷史上最混亂和最艱苦的四個時代：戰國時代、三國時代、大分裂和小分裂時代。司馬光一人精心定稿，統一修辭，故文字優美，敘事生動，且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歷來與《史記》並列為中國古代之史家絕筆，價值極高。
清代顧炎武曾評價《資治通鑑》和《文獻通考》“
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
只是首先作為一個政治家，司馬光為什麼花費幾乎一生的精力來修《資治通鑑》呢？
資治通鑑手稿
勤奮好學的宋仁宗需要《資治通鑑》
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逝世，年輕的宋神宗繼位，這個年輕的皇帝是個有志青年，對於大宋王朝，他壯志雄心，非常想把大宋王朝帶上新的高度，也希望自己的帝國能長治久安。受宋英宗的影響，宋仁宗非常愛讀歷史。
他請司馬光為自己講讀《通志》（資治通鑑的前身，可理解為簡單版本資治通鑑），在說“三家分晉”的歷史，司馬光說，當年周王朝雖然衰弱的不行，但各諸侯國仍然尊重周王朝國王，周王朝仍然可以號令天下，直到周王朝第三十八任國王威烈王，他幹了件傻事，當時晉國趙魏韓三家族，瓜分晉國國土，請求分封，威烈王竟然承認了三家為諸侯國國君，讓他們從不合法變成了合法。
這簡直無法理解，威烈王破壞維護自己統治的禮儀綱紀，從此，再沒有諸侯國聽命周王朝了，這簡直是自廢武功啊。
仁宗非常受觸動，覺得歷史經驗真的太重要了，於是賜名《資治通鑑》，意思是一部對治理國家特別有幫助的中國通史，可將此書作為反省和啟示之用。
政治環境促使《資治通鑑》的形成
宋神宗有著富國強兵的美好願望，但現實很骨感，財政錢雖多，契丹和西夏那邊每年要交歲費，因為打不過人家。自家兵將雖多，但狗熊一窩，可是還得工資，而且罪犯和難民也要編入廂軍養起來，要不然社會不穩定，文官集團的人數和俸祿也要逐年增加，因為趙家就是依靠文官統治的。
為了維穩，趙宋官家只能天女散花般地撒銀子。確實著急，每天一睜眼一閉眼，都是缺錢。
於是宋神宗大刀闊斧的要改革，啟用王安石，但司馬光堅決反對他老闆的改革思想，他不想改革，他崇尚古法，非常固執的維護現狀。
司馬光是非常重視歷史的人，也認為歷史能帶來社會價值，社會能從歷史找到解決辦法，也能從歷史總結失敗的教訓。於是他一直有修歷史書的想法，也一直陸陸續續在做修史書的工作。
既然皇帝愛看史書，他就有修書的動力，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雖然基本客觀的寫史，但是喜歡在史書章節末端裡， 呈現一個“臣光曰”，就是臣司馬光想說的點評，時不時夾雜著他尊古法，不可變的觀點。
《資治通鑑》從“三家分晉”開始寫，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和皇帝表明，正是威烈王，不尊禮教綱紀，才落得國破家亡，嚴格崇尚古法，才能興盛，而現在神宗支援王安石變法，破壞禮教綱紀，非常危險。
所以司馬光有《資治通鑑》的政治訴求。
司馬光官場失意，理想未泯，退而著書
還是要從王安石變法說起，宋神宗非常支援王安石變法，王安石大受鼓舞，激烈碰撞固有利益集團，甚至有些政策執行偏激，甚至偏離本意，害苦了百姓，但王安石不管，實行政治正確，只要對改革但凡說一個“不”的，都統統進行打擊，罷官，畢竟有皇帝大招牌頂著呢。
司馬光就是受害者，王安石和司馬光是老對手了，兩人都是偏執固執的人，一個是為變法不擇手段，另一個為廢除變法，都病危了，還要爬起來罵人。
總之，王安石的得意時，正是司馬光失勢時，幾經波折，司馬光終於在“熙寧五年”在洛陽落腳，做了一個無所事事的閒官。
司馬光雖然被罷官了，但是理想一直都在，既然朝堂上失敗了，那就換個“退而著書”的方式。
古代文人有個好習慣，就是習慣“退而著書”在社會上碰得頭破血流，但理想還未實現，於是躲在自己的小天地裡著書，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價值能被發現。
寫什麼書？當然是史書，司馬光在洛陽安心修書，在洛陽一待就是十五年，這期間閉門修書，絕口不談政治。但似乎一切又是為了政治，為了政治做起了史官。
《資治通鑑》這篇鴻篇鉅製終於在宋神宗元豐七年完稿，共有294卷，約三百多萬字，另有《考異》、《目錄》各三十卷。
王安石（左）與司馬光（右）
總之，《資治通鑑》政治為因，文人習慣而起，最終因理想而成。
司馬光回到宰相位置，基本只幹了一件事，就是徹底廢除王安石變法，他曾經說過：“惡法不除，死不瞑目。”只是他最終讓王安石死不瞑目。
在司馬光的堅持下，王安石最得意的免役法於元祐元年三月被廢除。訊息傳到王安石那裡，王安石老淚縱橫。這是他和宋神宗（宋神宗此時已逝）研究了整整兩年才推行的，方方面面都考慮非常周全。
王安石於一0八六
年五月去世，司馬光同年十月去世，王安石變法變成了一場短暫的風波，似乎一點用處也沒有。只是，四十一後，
發生靖康之變，北宋被金朝滅亡
。
唯一留下的，只有這部《資治通鑑》鴻篇鉅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