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銳 一戲一格 一戲一韻

《名優之死》

閆銳在介紹《原野》的舞美裝置

《茶館》

《茶館》 8月16日傍晚，從衚衕裡、馬路上各個方向走來的行人，手中緊緊握住一張戲票，漸漸聚攏在北京人藝門前。他們有人舉著手機自拍，有人興奮地招呼好友一同排隊入場。那些穿戴有型、面容生動的文藝青年更引人注目，其中不乏有專門打高鐵來看戲的小情侶，一見面就熱烈地對戲、談天。六點到七點，排隊進劇院的人絡繹不絕，空氣中瀰漫著一種久違的熱切氣息。

即將上演的，是北京人藝導演閆銳獨立執導的話劇《原野》。此番重新排演曹禺先生的經典作品，閆銳帶領全新的陣容，遵循劇場求真、探索的精神，依託全新的理念，歷時三個月完成全新排演。至8月28日夜，青春版《原野》在曹禺劇場的新一輪12場演出，場場爆滿，一票難求。

作為成長起來的人藝青年一代，閆銳進入人藝14年來，已經參演了23部戲，不管是《茶館》《天下第一樓》《日出》等經典劇目，還是《玩家》《大徽班》等新編原創作品，他成功塑造了眾多大大小小、性格鮮明的角色，受到觀眾的認可。今年七月，閆銳主演的話劇《名優之死》反響熱烈，甚至有觀眾創下從首演到本輪演出九場全勤的紀錄，被讚歎“是近年來難得的好戲！”

《原野》彩排當天，導演閆銳在忙碌之餘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的獨家專訪。他對身邊的每個人都禮貌周全，卻不失銳氣。一口京腔，幽默而篤定。

重新排《原野》加入民族特色，創新不是瞎創新，是有根的

北青報：此次全新創排的《原野》演出以來，有不少觀眾感到“叩擊靈魂的”震撼，直言對這部經典作品有了新的認識，你有哪些印象深刻的體會嗎？

閆銳：去年北京人藝國際藝術中心建立，曹禺劇場開張，北京人藝新排了三部曹禺先生的經典作品《日出》《雷雨》《原野》，都是全新的陣容、全新的理念。我們這次依然是既要繼承、又要創新。劇院推年輕人，使他們能站在舞臺的核心位置，我們這次整個設計團隊以及演員，最年輕的也就20出頭，甚至還有剛畢業的，可以說是拍了一部青春版的、很不一樣的《原野》。

在曹禺先生的所有作品裡，《原野》是具有非常獨特價值的一部鉅作，這是他唯一一部寫中國農村題材的戲。《原野》的劇構，包括寫戲的形式、文字內容，都有別於其他戲，除了現實主義，還有很多表現主義、象徵主義的寫法，所以我覺得排這個戲很有挑戰。我希望從理解上、表現上，以及從主體到形式到其他，整個的成色要別具一格，要更具有當下的意義。其實，創作於1936年的《原野》本身也是一個“創新”，曹禺先生自己也說過，他寫戲的時候很富於開創精神，我們力圖挖掘他那種開創的、探索的精神。

北青報：本次重新排演，經過一年時間的沉澱，多了哪些創新和表現？

閆銳：我讀原著文字的時候，感到很有力量，像被深深打了一記重拳，一直打到內心裡面。《原野》將近七八萬字的劇本，我們從初始的版本一直研讀到晚期的版本，查資料時發現曹禺先生前前後後修改了三百多處。我們這次還是以曹禺先生生前比較認可的四川出版社這一版為主，做了大量的剪裁、加工，讓這個戲節奏鮮明、緊湊，有多樣性的表現。

我們拎出一個主題，就是人的困境，心靈的、身體的，思想的、精神的，壓制在束縛當中，只有像金子一樣義無反顧、無所畏懼，甚至切割一切，才能奔向詩和遠方。就像戲裡說的，“我需要去往黃金鋪滿的地方”，那個“黃金的世界”不是物質的，是意識的，是她精神世界的追求。在那個年代，能寫出這樣一個獨立女性的精神太難得了！經典文字還是具有當下意義。

我覺得這種心靈的牢獄，要掙扎、解脫，尋找內心的自由，就是我們這一版要表現的主題。我加了很多其他元素，比如用一些人偶來表現，牛頭、馬面、芸芸眾生……以多維的角度來表現精神世界裡的另外一個世界。這對演員來說，在舞臺上也有強大的反差和張力。通常人們覺得原野可能是油黃的，燦綠的，但我希望舞臺是一個天地人的結合，我們是一片黑色基調的“原野”，我覺得這樣的黑雲壓城之下的土地上更能展現人的鮮活、人的璀璨，尤其是金子，她在這種沒有生機的土地上生長，最終奔向她的天地，她多麼頑強！

曹禺先生形容這個劇本“像恐怖的花蛇一樣遊蕩”，他寫的時候聽到蟬鳴、鳥叫，火車汽笛聲，甚至風吹電線的聲音，好像組成一支交響曲。所以我在整個舞臺打造的是一種極其殘酷的，甚至恐懼的、撕裂的、怪誕的符合文字的氛圍。我還在舞臺現場設計了一些有中國本土元素的民族樂器，比如用鼓點、嗩吶等配樂表現出渾然一體的意象化風格，試圖從每個角度都找到突破口，讓它更立體化，更有張力。讓整個視聽語言都有外部和內心的極大震撼。觀眾來看戲看的不單單是傳統意義上的話劇，力爭有一些新的觀劇感受。

我們創新不是瞎創新，是有根的。我們劇院從焦菊隱先生就一直提“話劇民族化”，所謂有根，是把戲曲的那些精髓、理念拿過來，比如戲曲在空間上、聲腔上的一些處理，擱到話劇舞臺上還是有表現力的。像我們的舞臺，既是房間裡、又是房間外，也是荒蕪的原野，沿著鐵道的延伸，還能讓人在黑樹林當中穿梭。還有仇虎、金子逃走以後尋找水源，他們說看水不見水，看山不見山，包括現場有節奏感的聲音處理，這些東西不光是從戲曲裡移過來的，還有民族的、民俗的，也都有所借鑑。雖然曹禺先生在寫作時受到尤金·奧尼爾的啟發，但是他寫的是那個年代發生在中國農村的事，這些只有中國人能看到的、有土地感的東西是最接地氣的，我覺得這些表現我們中國特色的東西，應該出現在這個舞臺上。

導演也好，表演也好，無論做什麼工作，沒脫離舞臺，我就樂意

北青報：帶領年輕團隊排演經典劇目，你覺得最難的點在哪兒？

閆銳：二輪演出我們排了三個多月，排練過程很艱難，其實在創作的時候，我們也相當於困在一個牢籠裡邊，因為那是大師的作品、經典的作品，我們要在這裡邊尋找突破，挖掘它深層次的、現實的意義。曹禺先生到底要說什麼？我們能理解到什麼？這也是創作過程中對我們的捆綁，我們要剝開這個束縛，尋找光明、尋找理想的精神彼岸。這個過程當然艱苦，我老形容像把雙腿從泥潭當中拔出來，泥土已經和你的經脈長到一塊了，你要拔開這些東西，勢必也會帶下來一些血肉模糊的東西。那時候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出來了以後可能就會不一樣了。我覺得這種創作當中的艱難，對我們大家都是一種歷練，一種成長。

從正式下地排練，劇組幾乎每天保持著8個小時以上的高強度排練。每天的工作狀態都不一樣，尋找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比如我們會在之前定一個認知的高度，然後團隊整體就朝那個光的地方一點一點奔。我覺得好的工作方法就是實踐與思考並行。我們每天排練的時候就是實驗，每天在不斷地打磨這點事。有時候一個解釋可以這樣處理，也可以那樣處理，甚至可以有第三種、第四種處理。那就慢慢找尋哪個觀感上表達更準確，讓觀眾能更好理解的表達。有時候晚上或者休息時我就會冷靜地想一想，這樣做到底好不好？還有沒有更好的辦法？我覺得勤于思考，你的判斷就會不斷地修正。

北青報：你演《名優之死》的時候，不少劇迷追著“閆老闆”的戲買票。你從演員到導演，是因為演而優則導嗎？演員、導演的兩種狀態轉換，你感到壓力大嗎？

閆銳：有我演出時，有觀眾演出後等著和我照個相，或者微博裡有人給我留言鼓勵說看過你這個戲、那個戲，我也看到一些批評，我覺得這些都很正常，真沒覺得有人“追著你買票”。可能更多的跟觀眾的交流我還沒有，我更看重舞臺上用戲來直接交流。

我不是演而優則導，一個是我沒有演而優，另一個是導演工作我一直在做。我是中戲導演系的學生，沒畢業的時候就做戲曲指導、欄目之類的工作，包括拍點短片，還做過副導演，對導演工作不斷有接觸、有實踐，慢慢積累了一些經驗，不是說演著演著，突然就去導一個戲。

其實舞臺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深愛的事，演戲、導戲，有什麼機會就去做什麼。導演也好，表演也好，無論做什麼工作，沒脫離舞臺、跟舞臺掛鉤，我就樂意。

因為我也做演員，我覺得任何時候表演都是第一位的，就是人物一定要鮮活，表演要有生命力，這個是無法用別的東西取代的，是真正能打動觀眾的。我做演員的時候，可能能更好地理解導演的意圖，溝通得更清楚，或者提出的一些想法會被導演採納。做導演的時候，考慮的東西更多一點，主體把握的宏觀面更寬一點。我覺得做導演更身擔重任，因為導演還引領著一個劇院整體的審美、方向，甚至整個格局。

我們進院以後，前輩們一直叫我們“接班的年齡”，我覺得就是得多積累，多擔一些重任。劇院確實會給年輕人機會，像劇院安排我和任鳴老師做聯合導演的《名優之死》，和顧威導演去年排的《天下第一樓》，還有跟學員班導演的新《北街南院》，這幾年可能導演工作做得更多一些，導的多一點，演的就少一點。當然我個人也不放棄有好的表演機會。

我覺得表演也好、導戲也好，壓力肯定都是有的。但是我們做舞臺劇最想讓它體現出現場的價值，讓戲能走進觀眾的內心世界，說白了就是打動人。從精神上我們溫暖了自己，也溫暖了別人，給人一些光明、一些希望，能對人心靈上有所慰藉，這個戲就沒白排。我希望自己在現有階段上有多大的能力，就盡多大的努力，讓它能代表你當下的水平和思想意識高度。至於說明年、後年再復排，可能又有更高的認知和進步了，到那時候就再努力唄。

一個戲不光是好看，還得有它自個兒獨特的味道

北青報：你4歲開始學習京劇，12歲考入北戲，畢業後進入國家京劇院工作。2004年考上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後來考進北京人藝，開啟人生的另一個階段。最近，你6歲在春晚唱《鍘美案》的影片被很多人轉發，你演的小包拯太可愛了。回頭看，你自己有沒有覺得一路走來，成名挺順風順水的？

閆銳：那些都是陳年往事了。再說我哪有成名啊？這個我沒有想過。我只能說我算幹事比較認真的人。

我讀書的時候，看了很多人藝的戲，看光碟、看現場演出。當時就覺得，哎呀，我能來這就好了。我覺得在考進人藝這個事上，算是念念不忘必有迴響，可能你特別想幹一個事，或者特別想什麼，也許就會達成了願望吧。

我是北京人，人藝有京味戲，也有好多戲講的是民族化的東西，有傳統的創作文脈。我可能有戲曲方面的訓練，理解得更直接一點，比如人藝有的戲還得遵循原版的錄影，我知道這個東西從哪來的，對於我來說，可能就會更佔便宜一些吧。

北青報：作為青年一代的人藝人，你所體會到的人藝的根在哪兒？

閆銳：我剛進人藝的時候，就覺得它有家底：一個一個特牛的導演的作品，一個一個鮮明的舞臺形象擺在那兒，這些老的家底就是根。有這些家底，那你就學吧：在《茶館》之中，焦菊隱先生的舞臺藝術是怎麼處理的；夏淳先生的《雷雨》又是怎麼排的……除了學習，還得在舞臺上不斷地真槍實彈地去練。比如現在《茶館》的這些演員，都是一天一天反覆觀摩，他們既是傳承，也有創新。不論是導演還是表演，很多戲都是有血脈有根源的。

在這樣一個藝術殿堂，周圍有一眾有根基的藝術家，跟他們同臺學習、生活、工作，我覺得這種東西是給予你個人養分的所在。像我們剛來的時候，跟老一輩藝術家還有過接觸，那些老先生看到你的成長進步，也會給予表揚，這讓我覺得備受鼓勵。而且參加他們的戲，和老師們聊天也很重要，他們的創作風格、理念、意識都在裡面，你都會有進步。

我非常感念任鳴老師帶著我排《名優之死》，讓我學到很多東西。那個戲沒有錄影，也沒有其他更多資料，我們就看到幾張照片和一些文字記錄。那時候就知道那個戲很棒，但具體怎麼棒，不知道，沒見過。做這個戲時，我們就想要找到什麼主題？在理想和現實的碰撞中，人也好、行業也好，那種規矩、氣節、精神特別打動我們，找到這種很紮實的東西，任鳴老師就帶著我們來排。我也把我個人曾經有過的經歷，看到的、聽到的、感受到的生活元素融入到這個戲裡邊，比如說戲裡的老先生在教徒弟時，一般人可能演戲是為了活著，為了掙錢生活，但是他獨特的價值觀是：我活著就是為了唱戲。

包括還設計了一個片段，把戲曲裡面精華的東西，比如它假定的、程式的這種很獨特的東西，透過表演在劇情中就給演出來了。這個戲我也希望能做到任鳴老師提出的“帶有獨特東方美學”的東西。

北青報：臨近《名優之死》演出時，任鳴院長突然去世，最後一場戲謝幕時你落淚了，很多觀眾也跟著掉下眼淚。臺上臺下真情流露，那個場面十分震撼。

閆銳：確實這部戲跟任鳴老師有不少交流，也學習了不少。我們這次排《原野》的時候，任鳴老師是藝術指導，他一直都很關注這個戲，不是掛名的那種。那時候他身體不太好了，還是經常來看排練，給每個人提問題。

他走之前那幾天，還在排練場跟我們說演戲的追求是什麼，他告訴我們：這個戲你今年演、明年演，你的要求是不一樣的，不能每年像完成個任務一樣。他說一個戲要想奔向一個經典戲，要不斷地打磨。他認為我們之前的戲是求新，現在應該回歸更傳統的、更講究的表演和手法，讓它底蘊更濃厚、創作更紮實。他說一個戲不光是好看，不光是美，還得有它自個兒獨特的味道。這個味道其實是很難找尋的，我希望能做到一戲一格，一戲一韻的感覺。

人藝這些演員，真是比較仁義的人。大家認真工作，知道“臺上臺下一顆菜”、知道“戲比天大”，雖然這些話聽著像是口號，但是這些人不是拿它當口號，是真的落實在每一個行為、行動當中。耳濡目染，身在其中，你肯定也受到影響。

文/本報記者李喆攝影/本報記者王曉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