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砸缸救人”的司馬光，晚年反對“王安石變法”也是出於公心

“司馬光砸缸”的故事，相信大家一定聽說過。而且，這個故事至今仍然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仍然被父母和老師不斷拿來教育孩子們。

北宋時期，年幼的司馬光和一群孩童玩耍，親眼看到自己的玩伴落入水缸中。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他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守舊和死板，尋求將落水者從缸中撈出的辦法，而是憑藉自己的創新性思維，選擇將水從缸中排出。

這種思維看似簡單，實則包含了樸素的相對論和辯證法思想，非常值得推崇。據《宋史·司馬光傳》記載：

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

接下來，文史不假帶您重溫歷史，重溫北宋名臣司馬光以及司馬光砸缸的故事。

司馬光（1019年11月——1086年10月），字君實，號迂叟，諡號“文正”，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省夏縣）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因為施行“砸缸救人”而被人稱頌，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被人詬病。

實事求是地講，司馬光屬於封建社會的“模範臣子”，不僅聰敏好學，廉潔守正，而且忠君愛國，心懷社稷。最後，問題來了，這樣的封建楷模為何親手開啟了北宋的黨爭，又親手摧毀了中興北宋的最後一次機會——王安石變法？

司馬光自幼就異常聰明好學，是所有人口中的“別人家孩子”。到了二十歲時，他不出意外地考取了進士，獲得了入仕為官的入場券。

不過，由於母親和父親的相繼離世，司馬光只得依照祖制在家守制丁憂。期間，他繼續苦讀，還專研了各類典故和史籍，繼續拓寬自己的知識面。

守制結束後，司馬光重新被朝廷起用，一步步從地方調任到中央任職。在此期間，他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觀點都呈現出了保守的特點，還結識了一生的“朋友兼敵人”王安石。

和司馬光一樣，王安石也是當時的佼佼者，也希望實現大宋王朝的中興。他也是在二十歲時考中的進士，長期在地方任職並且成績突出，具備極強的務實能力，甚至還多次拒絕去中央任職的機會。

由於長期在地方任職，王安石非常瞭解民間的疾苦和政策的過失，迫切希望進行大刀闊斧的變法改革。於是，他多次上疏請求變法，最著名的莫過於《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其中系統闡述了自己的所有變法主張。

王安石的變法主張，引起了宋仁宗的關注。可惜，他當時已經力不從心，故而沒有準奏，只是嘉獎了他的忠君愛國之心。

宋神宗時期，王安石再次上疏要求變法，終於得到了趙皇帝的支援，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具體推行變法舉措。在此期間，他頂住了重重的阻力，還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在王安石的大力推動下，著名的“熙寧變法”開始了。沒過多久，變法就初見成效，緩解了社會的各種矛盾，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提升了軍隊的戰鬥力。

但是，由於變法的步伐太大，極大地觸動了貴族階層和中小地主的既得利益。特別是，由於王安石不知收斂和高調豪橫，他甚至成為了官場中的異類，身邊的支持者越來越少，幾乎就是孤家寡人。

作為王安石的摯友，司馬光在變法之初儘管存有保留意見，認為這種“高大全”的變法極難成功。但是，他還是抱著謹慎樂觀的態度表示了支援，最起碼沒有進行反對。

作為一個堅定的“改革派”，王安石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規和政令，從戰略層面進行了部署。但是，在具體的執行層面他卻是知之甚少，屬於“有指令沒落實”，抱著一種盲目樂觀的態度，以為所有政令都推進得有條不紊。

比如“青苗法”，規定各州縣的農民在每年的夏秋兩收前，可以到官府去借貸現錢和糧谷。貸款數額依照各戶的資產分為五等，收取不高的利息，既減輕了農民困難，又增加了朝廷收入，原本是一舉雙得的好事。

不過，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卻出現了重大偏差。有的地方官員為了取利，暗中提高了利息，又增加了許多名目，設定了許多障礙，搞得各地百姓都苦不堪言。

除了“青苗法”以外，諸如此類的新政還有很多。比如水利法、募役法、均稅法、保甲法和將兵法等都在執行中出現了問題，甚至是嚴重問題，當真是把“好好的經書念歪了”。

久而久之，王安石變法更加舉步維艱了。在守舊派持續反對的同時，就連本就不多的支援派和中間派也都倒戈了，加入到守舊派的陣營中反對變法，比如司馬光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

一次，司馬光和王安石竟然在神宗皇帝面前進行了唇槍舌戰，誰都不肯讓步。王安石堅稱，國家目前處境艱難，必須進行大刀闊斧的整改才能實現中興局面；司馬光則認為，國家的政策需要整改的確不假，但絕不能操之過急，反而欲速則不達。

當然，二人爭論歸爭論，但都是發自內心的忠君愛國，並不存在個人私怨。對此，王安石曾經這樣表示：

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

而司馬光也曾公開表示：

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

基本上，司馬光多年形成的保守性格，使得他反對變法。但是，他並非完全否定變法的內容，更多的是反對王安石激進和偏頗的方式。

爭吵數次後，王安石發現自己無法說服司馬光，而司馬光也發現自己無法勸服王安石。於是，司馬光索性辭職不幹了，他躲到洛陽去專心編撰自己的《資治通鑑》，這一去就是十幾年時間。

對於司馬光的離開，王安石雖然有些惋惜，但他並沒有進行積極慰留，繼續推行自己的變法。期間，他雖然大權在握，但卻顯得有些身心疲憊了。特別是，在守舊派的持續反對下，宋神宗也逐漸動搖了決心，減弱了對王安石的支援，甚至還下旨廢除了一部分爭議大的新法。

宋神宗駕崩後，年僅八歲的趙煦繼位，朝政大權完全由太皇太后高氏把持。她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很快就成為了守舊派的代言人，開始極力反對新法，最終罷黜了王安石，還重新召回了司馬光。

司馬光重新復出主政後，立即重用守舊派大臣們，還接連廢除了王安石的新法。而且，就連已經產生了實效的政策都無一保留，統統予以了廢止，矯枉過正的意味非常濃厚。

而處江湖之遠的王安石，眼見自己嘔心瀝血的變法被司馬光逐一廢除，內心當真是五內俱焚。結果，他在第二年就鬱鬱而終了，帶著無盡的遺憾離開了人世。

得知王安石過世的訊息，司馬光也十分悲痛，還極力主張優渥王安石的家屬和親眷。據《宋史 》記載：

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

司馬光一定不會想到，正是由於他的默守陳規和固步自封，不僅導致了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更丟棄了北宋實現中興的最後機會。短短四十年後，北宋就遭遇了“靖康之變”，從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假如，王安石變法能夠繼續推行的話，北宋王朝或許會有不同的結局。

對比司馬光和王安石二人，雖然都是當世的能臣，雖然都是愛國的忠臣。但是，司馬光的歷史地位卻遠不如王安石，究其原因就在於缺失了幼時那種砸缸救人的勇氣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