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修齊治平”的典範

《禮記·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這就是古人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北宋司馬光堪稱踐行“修齊治平”的典範，《宋史》對他的評價是：“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

人品高雅

不貪財色

司馬光自幼就得到父親司馬池的教誨，做人要誠實，以誠待人。他走上仕途後，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有高雅的人品和做人的原則。時任幷州知州、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的龐籍是個慧眼識才的人，他看到司馬光品行端莊，就徵召他為幷州通判。麟州屈野河西有很多良田，西夏人蠶食這塊地方，成為河東大患。司馬光建議：“修築兩個城堡來控制西夏人，招募百姓耕種，耕種的人多，那麼買進糧食的價格就會低，也可以漸漸解除河東高價買進糧食遠距離運輸的憂患。”龐籍採納了他的建議。麟州守將郭恩勇猛但狂妄輕敵，連夜率部渡河築城，卻沒有設防，結果被西夏軍圍殲，龐籍因此獲罪去職。司馬光向皇帝連奏三狀說明龐籍是聽了他的意見才決定修堡的，龐籍是出於保衛邊防的忠心，自己願承擔首要責任。但是朝廷沒有答覆。後來龐籍去世，司馬光升堂拜其妻子好比自己的母親，撫養他的兒子好像自己的兄弟，當時人們都稱讚他是個賢人。

司馬光對恩人知恩圖報，勇於擔責，對政敵也是客觀公正，不落井下石，體現了他的人格魅力。他公開反對王安石變法，曾有人勸司馬光彈劾王安石，他卻一口回絕：王安石沒有私心。而作為朋友，他又三次給王安石寫信，勸諭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藉此“以盡益友之忠”。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傳到司馬光耳中，深為悲憾。他預感到王安石身後，可能會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他立即抱病作書，告訴右相呂公著：“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譭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朝廷根據司馬光的建議，追贈王安石為太傅。

司馬光崇簡戒奢，對錢財看得很淡薄。宋仁宗留下用於贈送、賞賜的東西，價值竟達百餘萬。司馬光率領同僚三次上書，勸諫說：“國家內外貧乏，不可專門效仿乾興的舊事。如果必須贈送、賞賜，應准許大臣向上進獻所得賞賜的金錢來幫助營建山陵。”皇上沒有答應。司馬光便把皇上賞賜的珠寶作為諫院的辦公費用，金錢用來救濟貧困的親戚，自己一文都不留。

司馬光為政清廉，拒絕一切賄賂。他的朋友劉賢良擬用50萬錢買一婢女供其使喚，司馬光婉言拒之，他說：“吾幾十年來，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司馬光在回鄉看望親人時，為了不讓沿途州縣招待，他都是繞開官衙走。有一次，陝州知府劉仲通得知司馬光要途經此地，便想款待他。當他得知司馬光已經繞城離開時，又派人帶著幾罈好酒追至渡口。司馬光苦口婆心地對來人說：“我不是要拒絕劉仲通的一片好心，但沿途很多百姓連飯都吃不飽，好多人用野菜果腹，我哪有心情享受這美酒佳餚？”從那以後，再無官衙敢為司馬光設席送禮。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納妾蓄妓的風尚。可是司馬光潔身自好，不好美色。司馬光進士及第那年，群牧副使張存將女兒許配他為妻，婚後育有兩子均相繼夭折，以後一直沒有生育。張氏非常焦急，找了一個初通文墨的年輕女子，悄悄安置在臥室，自己藉故外出。司馬光見了，未加理睬，到書房看書去了。當這個女子把張氏的想法告訴司馬光後，司馬光直接將女子趕走了。事後，司馬光向夫人表示堅決不納妾。為斷絕張氏的想法，司馬光將哥哥的一個兒子司馬康收為養子。

腳踏實地

嚴謹治學

司馬光曾問好友、北宋學者邵雍：“你看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自號“安樂先生”的邵雍是個隱而不仕的人，從不輕易誇讚他人，這次他卻說：“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君實”是司馬光的字。司馬光確實如邵雍所說，在治學上腳踏實地，嚴謹認真。

司馬光自小聰明懂事，深得父親喜愛，6歲時就教他讀書，7歲時，不僅能背誦《左氏春秋》，還能講明白書的要意。司馬池輾轉河南、陝西、四川各地為官，始終把司馬光帶在身邊。這就極大地豐富了司馬光的閱歷和社會知識。司馬光的博學多識還來源於他讀萬卷書，《宋史》說他“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

司馬光常常憂慮歷代史書浩繁，君主無法全部瀏覽，於是他撰寫《通志》八卷，呈獻給皇上。宋英宗看了十分高興，下令置局秘閣，讓他繼續寫這部書。後來宋神宗賜名為《資治通鑑》，並親自撰寫《序》。

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臺，自此居洛陽15年。司馬光自號“迂叟”，不問政事，在洛陽買了一塊地，隱居其中，命名為“獨樂園”。這裡環境幽雅，格調簡素，既是司馬光的寓所，又是《資治通鑑》書局所在地。在獨樂園中常住的不僅有書局的編撰人員，當時洛陽的名賢學者也常來此聚會，堪稱為學術中心。

為了專心致志編寫《資治通鑑》，司馬光讓工匠在園中挖了個大坑，砌成一間地下室，作為寫作之所，美其名曰“壤室”。地下室冬暖夏涼，又無人打擾。當時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陽，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層，最上一層稱“朝天閣”，對照之下，洛陽人戲稱：“王家鑽天，司馬入地。”

司馬光夜以繼日，通宵達旦，他怕睡過了頭，耽誤編書，特意叫人用圓木做了個枕頭，木枕又圓又光又滑，稍稍一動，頭即落枕，人便驚醒，繼續起來伏案編寫。後人稱此枕為“警枕”。

司馬光耗費19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了中國史學鉅著《資治通鑑》。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資治通鑑》因司馬光一人精心定稿，統一修辭，故文字優美，敘事生動，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歷來與《史記》並列為中國古代之史家絕筆。《資治通鑑》於敘事外，還選錄了前人的史論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寫了史論118篇，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和歷史觀點，對歷史上有關圖讖、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採取了批判的態度，是史學思想的重要進步。

司馬光著述頗多，還有《通鑑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學、書法、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鑽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遊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

敢於直諫

心繫百姓

司馬光秉性剛直，勇於堅持原則，敢於彈劾、批評權臣，甚至觸犯龍顏，寧死直諫，當庭與皇上爭執，置個人安危於不顧。1061年，皇帝下詔遷司馬光為“起居舍人兼同知諫院”，這給司馬光建言獻策提供了平臺，他賦詩明志：“恩與乾坤大，身如草木輕。何階致明主，垂拱視生平。”

上任伊始，他就連上兩道諫札“教訓”皇上。宋仁宗時，北宋王朝官僚臃腫，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苦，北方邊境外族虎視眈眈，內憂外患叢生，范仲淹等有識之士曾發動過“慶曆新政”，冀圖改革積弊，改變積貧積弱的狀況。可是仁宗皇帝優柔寡斷，開始支援，後又反對，致使“新政”流產。司馬光通過歷史研究，得出一個結論：“國之治亂，盡在人君。”

所以，他給仁宗皇帝上了一道諫札《陳三德上殿札子》，指出：“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不是柔弱姑息，而是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明，不是對小事的苛察，而是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武，不是強迫命令，而是排除干擾、堅持不懈。仁、明、武三者兼備，國家大治。缺一則衰，缺二則危，三者皆缺則亡。

緊接著，司馬光又上了一道諫札《言御臣上殿札子》。這道諫札針對朝廷用人弊端，指出：“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這兩道諫札可謂石破天驚，這是給皇帝“挑毛病”，很多人想說而不敢言，大家都為司馬光捏了一把汗。還好仁宗皇帝心胸比較開闊，對司馬光的進諫十分重視，將《陳三德上殿札子》留在禁中，把《言御臣上殿札子》送到中書省去具體實施。

司馬光作為一位歷史學家，通觀古今，對治國安邦的方略有深入的研究，他經常上書陳述自己的治國主張和施政理念。宋代的科舉制基本上是承襲唐制，注重辭賦的優劣。司馬光認為辭賦是文人的事，當官要德才兼備。他在《論舉選狀》中提出，科舉選人應“以德行為先”，其次是經術，再次是政事，最後才是藝能。“明經”科向來考五經、九經的背誦能力，所以一些擅長背書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國安邦實際工作能力的人反而會落選。司馬光在《論舉選狀》中，主張把“明經”一科從死記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題。1061年，蘇轍在科考的答卷上批評皇帝不關心邊防、沉湎後宮、賞賜無節。胡宿等老臣認為此人狂妄大膽，對皇上不恭，不可錄用。而司馬光則認為，蘇轍直陳朝政弊端，正是忠臣之本色，是“德行”之優者。仁宗皇帝正欲改革積弊，贊成司馬光的觀點，錄取了蘇轍。

司馬光除了關注皇帝修身、皇位繼承、治國政綱等關係國家命運的大事外，同時也把注意力放到民眾身上，他發出了關心百姓疾苦、減輕百姓負擔的呼聲，這種心繫民眾的思想幾乎貫穿在他所有的奏章裡。司馬光反對宮中宴飲和賞賜等奢侈之風，他上書《論宴飲狀》，懇請皇帝為民著想，悉罷飲宴。他上《言遺賜札子》，反對朝廷不顧國家實際，厚賞群臣。他在《論財利疏》中指出：當今天下最苦的是農民，因為“農民苦身勞力，粗衣粗食，還要向政府交納各種賦稅，負擔各種勞役。收成好的年代，賣掉糧食以供官家盤剝，遇到凶年則流離失所，甚至凍餓而死”，建議切實採取一些利民措施。

朝廷下詔在陝西征兵20萬，並且刺字，永入軍籍，百姓聞之，民怨沸騰。司馬光上奏《乞罷陝西義勇札子》，他認為當時在邊防組織“義勇”使百姓“骨肉流離，田園蕩盡”，給百姓帶來無窮苦難，希望朝廷審察利害。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他連上六道諫札，指出這是“先自困弊”的愚蠢做法。並和宰相韓琦進行辯論，韓琦雖然無言以對，但是仍然向地方下達了命令。結果民心騷動，好多青年壯丁背井離鄉逃跑了，帶來嚴重後果。這次諫言失敗後，司馬光連上五狀，要求降黜。

家風節儉

美德傳世

司馬光在《訓子孫文》說：儉樸就會減少慾望，君子少欲就不會被外物役使，就可以正道直行；小人少欲就能自謹其身，節約費用，遠離罪過，使家庭豐裕。所以說儉和德同時並存。在司馬光看來，節儉不僅是一種生活態度，更是一種美德，奢侈也不只是陋習，更是一種罪惡。以勤儉培養優良品德成為司馬光的家訓。

司馬光雖出身官宦世家，詩書傳世，但是歷代清寒素淡。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為官清廉，生活十分樸素，一貫粗茶淡飯，絕不奢華。父親的儉樸影響了司馬光，他深知“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儉能立名成業，侈必墮落自敗”。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中說：“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1038年，司馬光考中進士，朝廷規定，凡是中進士的人，都要佩戴皇帝賞賜的大紅花，參加“聞喜宴”。可在宴會上唯獨司馬光不戴花，一位同中進士的人告訴他說：“君王賞賜的花，不戴不恭敬。”司馬光才戴上一枝。

司馬光在生活中上也非常節儉樸素。一天，好友範鎮來看他，走進屋內，除見到四壁書架上擺滿書之外，別無他物。床上的被褥非常破舊，讓人感到寒酸。範鎮深感司馬光太清苦，返回許州後，讓夫人做了一床新被子，託人捎給司馬光，司馬光非常感動，在被頭上端端正正地寫著：此物為好友範鎮所贈，一直蓋到去世。

司馬光為朝中大臣，卻非常低調。他府上有個老僕，一直稱呼他為“秀才”。一次，蘇軾前來府上拜會，聽到老僕的稱呼後，覺得不恭，就對他說：“你家主人是進士，現在已經是宰相了，大家都稱他為‘相公’。”老僕再見司馬光遂改稱“相公”。司馬光見老僕突然改口，吃驚地問他誰教的，老僕如實稟告。司馬光嘆息道：“好好一個僕人，被子瞻教壞了。”

司馬光做官幾十年，只在洛陽有田三頃。司馬光的夫人張氏伴隨他40多年，去世後，家裡竟沒錢辦喪事，兒子司馬康和親戚主張借些錢，把喪事辦得排場一點。可是司馬光不同意，教訓兒子處世立身應以節儉為貴，不能動不動就借貸。最後，他把自己的三頃地典當出去，安葬了妻子。

司馬光把節儉作為家訓傳於後代，教導子孫莫忘勤儉。他在《訓儉示康》一文中諄諄教誨司馬康：穿衣只要避寒足矣，吃飯能充飢就夠了。許多人以奢侈豪華為榮，我們家族獨以儉樸為美德。告誡兒子不僅自身要節儉，還應當用它來教導子孫。

司馬光第二次回朝任相後，朝廷對他言聽計從，司馬光一心以身報國，親自過問所有事務，不分晝夜地工作。1086年9月，司馬光去世，終年68歲。臨終前，他囑咐兒子司馬康：死後仍穿平時衣服，蓋上範鎮贈送的被子，將他的靈柩運回老家，予以薄葬。太皇太后聽到司馬光去世的訊息，非常悲痛，和皇帝親自去祭奠。京城的老百姓罷市前往憑弔，痛哭流涕像是失去了自己的親人。

朝廷贈封司馬光為太師、溫國公，諡號文正。自唐朝以後，文官的最高諡號就是“文正”，這是所有讀書人夢寐以求的殊榮。對於歷朝歷代的文官來說，寧願不封爵，不拜相，只要能獲得一個“文正”諡號，便就死而無憾了。縱觀整個歷史，也只有27人有幸獲此殊榮，其中宋朝9人，元朝6人，明朝4人，清朝8人。凡是獲此殊榮者，都是震古爍今的名臣，如范仲淹、司馬光、王旦、方孝孺等。

鄭學富 來源

天津日報

編輯 周章龍

編審 王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