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大詩人泰戈爾訪華，被陳獨秀斥責為“人妖”，這是為何？
文·段宏剛
1913年10月，52歲的印度詩人泰戈爾（1861年——1941年）憑藉詩集《吉檀迦利》摘取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位獲得此獎的亞洲人，為亞洲文學在世界文壇贏得了很多聲譽。
泰戈爾的詩歌熔浪漫與現實，鑄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為一體，常常把自己的哲學思考融入字裡行間，呈現出清新、靈動、雋永的審美特徵，既能看到鮮明的浪漫氣質，又能讀到警世的現實因素，在世界文壇好評如潮，影響很大，一度被看作是印度人的精神燈塔。
獲得諾獎之後，泰戈爾的詩集被翻譯成多種文字，收穫了世界各地的讀者。在另一個共享東方文明的大國——中國，泰戈爾同樣擁有數以萬計的讀者。
在中國，第一個把泰戈爾的詩歌翻譯成漢語的人是陳獨秀先生，他非常崇拜泰戈爾，曾用“馳名歐洲，印度青年尊為先覺”，來向中國讀者介紹泰戈爾。
1924年4月12日，在蔡元培、梁啟超、徐志摩、林長民等人的多次邀請下，意氣風發的泰戈爾，乘坐遊輪終於到達上海港，開啟了他為期一個多月的中國之行。
剛下輪船，泰戈爾就說：朋友們，我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到中國就像回到故鄉一樣。我始終覺得，中國是印度極其親近的親屬，中國和印度是非常親密的兄弟。
這些話絕不是泰戈爾為了討好東道主而說的客套話，而是他的肺腑之言。
實際上，泰戈爾對中國文化一直心存嚮往，很早就想來感受一番，但鑑於他獲得諾獎，名滿全球后，應酬實在太多，無法抽身前來。
在這一個多月裡，泰戈爾每到一座城市，都會被當地的著名大學邀請到演講臺上侃侃而談。
大多數聽眾對泰戈爾的言論報以熱烈的掌聲。然而，陳獨秀卻逐漸對泰戈爾的高談闊論產生了深深的質疑，心裡非常不爽，甚至公開斥責泰戈爾是“人妖”。
陳獨秀本是泰戈爾的崇拜者，卻對後者的態度來了一個180°的大轉彎，這裡邊有怎樣的隱情？我們從當時的時代背景裡尋找答案。
泰戈爾出生在印度東部大城市加爾各答一個貴族家庭，父母都是有文化有見識的人，非常重視他的教育，督促他一邊讀書識字，一邊讓他學習各種禮儀。在學習過程中，泰戈爾逐漸對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13歲開始在當地報刊上發表詩歌作品。
17歲時，為了讓泰戈爾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父母把他送到英國倫敦大學學習法律，過了一個學期，泰戈爾對法律專業實在提不起興趣，索性轉入文學系學習英國文學，由此，為他以後的詩歌創作定下了基調。
雖然接受過西方教育，但泰戈爾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沐浴在東方文明下的亞洲人，對同為亞洲文明古國的中國，他一直抱有好感。
1881年，年僅20歲的泰戈爾，看到英國人不斷向中國傾銷鴉片而毒害中國人，義憤填膺，他即刻寫了一篇名為《鴉片：運往中國的死亡》的文章，又名叫《死亡的貿易》，發表在印度最大的刊物之一《婆羅蒂》上，用以公開譴責英國人的罪行。
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英國坐在亞洲最大文明古國的胸膛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點一滴地注入它健全的肌體和靈魂，推著它走向死亡。一方面從它那裡獲取暴利，另一方面讓它損失慘重，如此殘忍的強盜行徑，真是曠古未聞。
在成為世界級大文豪後，泰戈爾依然沒有忘記用自己的影響力為中國發聲。
1916年，泰戈爾受邀來到日本講學，在一次演講完後，泰戈爾當著臺下所有日本聽眾說：是你們侵略了中國山東。臺下頓時鴉雀無聲。
泰戈爾自始至終都在同情中國人民，在世界上替中國說好話，再加上他留著絡腮鬍，符合中國人眼裡“美髯公”的形象，所以，他很快獲得中國人的認同。
1915年夏，陳獨秀讀到泰戈爾的詩集《吉檀迦利》後非常欣賞，當即決定把它翻譯成漢語，推薦給中國讀者。
沒過多久，陳獨秀翻譯了《吉檀迦利》裡的四首詩，並於1915年10月發表在《新青年》雜誌的前身《青年雜誌》1卷2號上。
陳獨秀在序文中寫道：吾願青年之為托爾斯泰與泰戈爾。
可見，陳獨秀當時把泰戈爾跟世界公認的大文豪托爾斯泰相提並論，足以說明他對泰戈爾崇拜至極。
後來，泰戈爾的詩歌經過郭沫若、茅盾等一批作家的翻譯，讓泰戈爾在中國文化界名聲大噪，最終促成了他在1924年春的中國之行。
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科學與民主”在中國文化界大受熱捧，有識之士希望透過不斷摸索，能找出一條改變中國貧窮落後面貌的道路。
由此，文化界在1923年誕生了著名的“科玄之爭”。
當時的文化界，圍繞“科學能否解決人生觀（精神生活）”這個問題展開激烈探討，分成了三個陣營。
以梁啟超和張君勱為代表的“玄學派”，主張人有自由意志，認為科學只能指導物質生活，精神生活需要哲學來指導。
以胡適和吾稚暉為代表的“科學派”，認為物質和精神可以統一起來，科學完全可以解決人生觀的問題，哲學不過是空想的“玄學”。
以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認為精神生活最終是由物質生活決定的，不存在什麼“自由意志”。用當下流行的話來說，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科學派”和“唯物史觀派”在一些觀點上雖然存有分歧，但對“科學”都秉持支援的態度。
來到中國後，泰戈爾從1924年4月中旬到5月中旬這30多天裡，相繼在南京、杭州、上海、北京等城市舉辦了30多場巡迴演講。在每一場演講會里，泰戈爾都會侃侃而談，對東方文明極盡溢美之辭，對西方的物質文明則大力批判，認為西方人奉行“拜金主義”，忽略了對精神文明的建設，這是一個嚴重的缺陷。亞洲民族的文明非常偉大和可貴，要發揚光大。
泰戈爾在演講中還不忘善意地提醒中國人：不要去學習西方，要守住自己的文化之根，以免中華文化被物質所迫，瀕於危險之境。
此時的泰戈爾，並不知道中國文化界已經發生了激烈的“科玄之爭”，因此，他不可避免地捲入了這場文化爭論裡。
泰戈爾來中國講學，恰恰是“玄學派”領袖梁啟超聯合蔡元培、林長民等人邀請來的。在“科學派”和“唯物史觀派”的眼裡，“玄學派”用泰戈爾的影響力來扛大旗，顯然沒有把後兩者放在眼裡。
此時的中國，正在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人的號召下，提倡“民主與科學”，推行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新觀念，反對一切舊文化、舊習俗、舊思想，受到了知識分子界和廣大青年的認可。
況且，泰戈爾到達北京後，還專門去法源寺拜訪了溥儀，在“唯物史觀派”代表和“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看來，泰戈爾很有可能變身“舊文化”的代言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絆腳石，促使歷史的車輪倒退，讓他們的努力付諸東流。
因此，陳獨秀連續撰文，相繼發表了《泰戈爾與東方文化》、《泰戈爾與梁啟超》、《泰戈爾與金錢主義》、《天下沒有不吃飯的聖人》等文章，矛頭直指泰戈爾的觀點。
到後來，陳獨秀依然看到泰戈爾在講臺上誇誇其談，直接寫了一篇言辭犀利的文章《泰戈爾是個什麼東西》，文中有這樣一句話：請不必多放莠言亂我思想界！泰戈爾，謝謝你罷，中國老少人妖已經多得不得了呵，你何必來湊熱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