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的霸陵找到了，但2號發掘坑上曾發現11個盜洞
新黃河記者：李運恆
12月14日，國家文物局在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專案重要進展工作會，會議聚焦漢唐時期重要考古發現和研究進展。其中，陝西西安江村大墓確認為西漢早期漢文帝劉恆的霸陵。
據介紹，霸陵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中，印章、封泥及其它帶字文物等，證實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現實中的西漢帝國”的建設理念。南陵外藏坑出土的眾多帶有草原風格的金銀器是先秦兩漢時期農牧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直接證據，見證了中華文明由“多元”到“一體”的歷史發展趨勢。
霸陵確認，解決了西漢十一座帝陵的名位問題
江村大墓位於西安市東郊白鹿原西端，北距漢文帝霸陵（即鳳凰嘴）約2100米，東距竇皇后陵800米，為霸陵陵區內的重要墓葬遺存。
江村大墓與霸陵、南陵、竇皇后陵位置關係（國家文物局供圖）
墓葬平面為“亞”字形，墓室邊長約72米，墓室四周發現110多座外藏坑，外藏坑外圍有卵石鋪砌的陵園設施，推測可能為獨立的帝陵陵園。江村大墓與竇皇后陵外圍發現陵園園牆遺存，推測共處同一座大陵園內。已發掘的8座外藏坑出土陶俑、銅印、銅車馬器及鐵器、陶器等1500餘件，銅印印文有“車府”“器府”“中騎千人”“府印”“倉印”“中司空印”等，表明江村大墓周圍外藏坑應為模仿現實官署、府庫建造。江村大墓的形制、規模均符合西漢最高等級墓葬規格，加之其周邊分佈竇皇后陵、薄太后陵，專家確認江村大墓為漢文帝霸陵。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大量著衣陶俑（國家文物局供圖）
霸陵位置的確認，解決了西漢十一座帝陵的名位問題，雙重陵園、帝陵居中、外藏坑環繞的結構佈局，與漢高祖長陵、漢惠帝安陵顯示出明顯的差異，奠定了西漢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礎，對中國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1966年就開始對漢文帝霸陵的考古工作
漢文帝霸陵此前曾進行過多次考古工作：1966年、1975年，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王學理、吳鎮烽先生對霸陵（任家坡）、南陵的從葬坑進行了搶救發掘。
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慶柱、李毓芳先生對霸陵、南陵的考古調查與測量，為此後的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礎。
霸陵陵區外景（國家文物局供圖）
21世紀初，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霸陵、南陵進行了考古調查、勘探。
2006—2009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霸陵陵區進行搶救性勘探和試掘，發現了江村大墓及其陪葬坑等，為確定霸陵的具體位置提供了重要線索。
2011—2013年，根據西漢帝陵大遺址考古工作計劃，焦南峰研究員帶隊對霸陵、南陵陵區展開了大範圍的考古調查與勘探工作，大致探明瞭兩座陵區遺存的分佈範圍與形制佈局。
本次考古工作自2017年持續至今，勘探發現了江村大墓的“石圍界”及霸陵的外陵園牆，以及建築遺址、陶窯等，發掘了江村北陶窯遺址、江村大墓外藏坑、南陵外藏坑、慄家村漢墓等，出土各類陶俑1000多件，金、銀、銅、鐵、陶質文物3000餘件。
一個發掘坑就曾發現11個盜洞
儘管國家加強了霸陵陵區文物遺址的管理和保護工作，但由於其多分佈於當地村民的果樹園中，較為隱蔽，給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機。2014—2016年冬春之際，犯罪分子先後盜掘了江村大墓外藏坑、薄太后陵外藏坑，盜出鎏金編鐘、彩繪陶俑等漢代珍貴文物數百件。鑑於江村大墓和薄太后南陵所面臨的安全形勢，經國家文物局批准，2017年11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聯合組成漢陵考古隊，對薄太后南陵西側、江村大墓東北和西南區域內被盜嚴重的外藏坑進行了搶救性發掘。
發掘現場的盜洞（國家文物局供圖）
新黃河記者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的一份考古工作收穫報告中注意到，在2號發掘點（江村大墓西南區域外藏坑），其中一個發掘外藏坑盜擾嚴重，共發現11處盜洞。
延伸閱讀
12月14日，“考古中國”重大專案重要進展工作會上，還通報了河南洛陽正平坊遺址、甘肅武威吐谷渾墓葬群等重要考古成果。
其中河南洛陽正平坊遺址是唐代洛陽城郭城裡坊區內的重要裡坊遺址之一，為文獻記載唐代孔廟、國子監、太平公主宅（後改為安國女道士觀）所在。遺址平面為長方形，南北長533。6米，東西寬464。6米。坊內由“丁”字形道路分隔為西半坊、東南區和東北區三部分。西半坊為一座大型宅院，宅院南半部推測為園林區，北部為庭院區。庭院為中軸對稱佈局，東西共三路，中路共五進。中軸線上至南向北分佈五座大型夯土臺基，並由牆（或廊）圍合，推測為太平公主的宅院。東南區發現東西並列的三路院落，院落之間有南北向通道相隔，通道北端有過亭（或過樓）建築。院落東路、中路均為三進，分別推測為孔廟、國子監。正平坊遺址是唐代都城裡坊制度的生動例證，發掘所見的丁字街連通南北坊門的裡坊格局，以及中軸對稱和多進式院落佈局，體現了中國古代傳統的城市規劃思想，對唐代政治制度史和社會生活史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甘肅武威吐谷渾墓葬群是一處唐代吐谷渾王族墓群。其中喜王慕容智墓是目前發現唯一儲存完整的吐谷渾王族墓葬，實驗室考古清理保護了紡織品、彩繪陶俑、漆木器等各類隨葬品800餘件，其中木質胡床、大型床榻、六曲屏風、列戟屋模型、以鐵甲冑為主的成套武備、筆墨紙硯等文房用品等，皆為國內同時期同類文物首次或罕見的發現，出土慕容智墓誌首次提及吐谷渾“大可汗陵”的存在。馬場灘M1、M2及長嶺M1，均為長斜坡墓道的單室磚室墓，墓道內發現殉葬整馬習俗，出土《馮翊郡太夫人黨氏墓誌》記載該處墓群為吐谷渾蓬子氏家族墓地。墓葬均具有唐代早中期中原地區高等級貴族墓葬的基本特徵，同時兼具吐谷渾文化、吐蕃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特點，顯示了我國古代絲綢之路沿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程序，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實證。（新黃河記者發自北京）
編輯：趙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