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時期,統治者宣稱是神的化身,在戰國是從神到人的觀念轉變

夏商周時期,統治者宣稱是神的化身,在戰國是從神到人的觀念轉變

權貴破產,草根崛起,伴隨的是“從神到人”的觀念轉變。

在夏商周時期,統治者都宣稱他們是神的化身,以此證明自己統治臣民的合法性。

領袖之所以成為領袖,一定需要有超出常人之處,比如三歲能打槍、七歲能開車之類的“神話”,就讓百姓膜拜不已。

古代帝王們從來都是神乎其神的,從出生時就標誌著“神聖”。

夏商周時期,人們普遍信鬼神,尤以商朝最甚,史稱“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後禮”。

商王每做一件事,都要先佔卜算卦,請教巫師,凡事以上天旨意為準。

這種鬼神文化是必需的,因為在奴隸制時代生產力低下,奴隸主們要剝奪大量奴隸的人身自由,逼迫他們沒日沒夜勞作,就必須在法理上有依據,在思想上獲得廣泛認同。

由於古人對很多自然的怪異現象不瞭解,這便成了最好的詮釋,把自己宣揚成神的化身,代表上天旨意,人民便在思想上不敢造反了,害怕會遭受天譴,反而認為自己受苦是因為上天的懲罰。

到了後來,神權瓦解,人們不再相信帝王是永垂不朽的,但歷代農民造反也一定要先有“單眼石人”“魚腹書”“半夜孤狸叫”之類的靈異現象,由此獲得民眾的心理認同,造反成功的帝王們仍要繼續維持這種說辭,譬如劉邦說他是他媽媽和一條龍(蛇)生的,朱元璋說他出生時滿屋的紅光,等等,以神性來證明自身的政治合法性。

民眾也需要這種神化的心理認同,譬如民間傳關羽是武曲星下凡、諸葛亮是文曲星下凡、李靖是托塔天王、秦瓊是門神等,都來自現實的人的神化。

夏商周時期,統治者宣稱是神的化身,在戰國是從神到人的觀念轉變

這是人的本能。

在這個浩渺的世界中,一個人越感到自身的渺小,心理上就越需要一種強大的力量來安慰自己,庇護自己。

從現代心理學來看,這叫作“合理化”,只有把一切事實合理化了,認為就應該是這樣的,人才敢於面對世界。

宗教因此成為人類的必需品,也是人類得以安放心靈之處。

曾有人問季羨林先生:主義和宗教,哪個會更先消亡?季羨林回答:恐怕是主義先消亡吧。

這是當然的,主義是一種世俗間的理想,儘管遙遠,但依然能達到,而宗教是永遠的超越世俗的彼岸,與人死後的世界相連,是人類永遠無法超越的力量,自然是不會消亡的。

周朝早期的文獻強調,小邦周國之所以能征服商朝是因為上天遺棄了邪惡的商王,將福佑和天命轉移到了周王頭上。

但是,相比於夏商,周朝已經更“人性化”,周公制禮作樂,分封建制,初步把“神性”拉低到了部分“人性”,將縹緲的“神”具體化為“命”“德”以及天子的超凡魅力,在周朝貴族中用仁義道德延伸為神的力量,用美國漢學家顧立雅的話說就是“即使不是神也像神一樣,用與掌握著他自己權力一樣的方式,掌握著像上帝一樣的權力”。

這種高貴的觀念之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最看重的一件事是—祭祀,這也是儒家思想最為看重的一個行為。

夏商周時期,統治者宣稱是神的化身,在戰國是從神到人的觀念轉變

西周軍隊在作戰之前,一定要先到祖廟受命;如果國君親自出徵,更要祭拜所有的祖先牌位。

公元前575年,晉楚鄢陵之戰時,將士們都首先向祖先請命,祈禱戰爭的勝利,然後戰爭結束後,又回到祖廟裡,向祖先報告,並獻俘於廟。

相比於夏商時期“祭拜鬼神”,周朝“祭拜祖先”已經向“人”自身邁進了一步。

但祭祀仍然是神化行為的延伸,家族祖先雖然是“人”,卻是被幻化為“神”的象徵,只是拉近了人與神之間的距離。

所以,周公、孔子的儒家思想有其兩面性,它既重視了人自身,又保留了上古神權思想。

史學家許倬雲曾這樣評價道:“君主們被認為是神之主而民之望,並說天生民而立君,因此,君主如果忽略了對神的職責(祭祀),就是非常嚴重的事。”

宋襄公十四年,被流放的衛侯,在進行歸國的談判中,答應衛國執政的大夫,他可以將國家事務讓給大夫家族,但必須由他主持祭祀和宗教事務。

在舊貴族代言人孔子那裡,祭祀始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只有貴族擁有祭祀的權利,也只有祭祀能彰顯貴族的合法性。

孔子在著《春秋》時,斥責了那些不認真祭祀、對祭祀不重視的君王,認為他們是國家昏亂的始作俑者,至於大夫士階層對諸侯王的反叛,在孔子看來更是不可饒恕,因為只有周天子的同宗才擁有統治權力,那些卿大夫、士多是異姓家族,只能為周天子家服務,是萬萬不可取而代之的。

夏商周時期,統治者宣稱是神的化身,在戰國是從神到人的觀念轉變

孔子對齊桓公和晉文公的態度也可見一斑:齊恆公稱霸,尊重周天子,孔子贊曰“正而不譎”;晉文公也稱霸,也尊重周天子,但晉文公在國內分封了許多異姓貴族,採用“六卿政治”,讓六個不同宗族共同把持朝政,孔子認為這觸犯了周朝的基本國策,因此斥責晉文公“譎而不正”。

但溫文爾雅的貴族時代終究是遠去了,人們也不再相信“天賦神權”的謊話,統治者們殘暴,人民就推翻他,誰都可以做老闆。

進入戰國時代,孟子顯然意識到了這種轉變,他摒棄了一味的“親親尊尊”,說凡事要視情況而定,如果君王仁慈,我們就跟隨他,如果君王殘暴,我們就可以推翻他。

在這種理論下,孟子認為當年殺掉商紂王是正確的,因為商紂殘暴,所以他的神聖合法性就被取締了,只是“聞誅一夫”而已。

相比於孔子對上古先賢的謙恭虔誠,孟子則更加平民化了,孟子告訴他的徒弟們“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人都可以成為帝王,只在個人努力,不在血統的高貴或是什麼神聖合法的地位。

孟子又說“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堯舜也是凡人,和普通人沒什麼兩樣,你穿上堯所穿的衣服,說堯所說的話,做堯所做的事,這樣就成為堯了。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

夏商周時期,統治者宣稱是神的化身,在戰國是從神到人的觀念轉變

最後孟子還舉了一大批出身寒微最後做到帝王將相的人的例子,來證明“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大舜是從田間勞動中成長起來,傅說由一個砌牆的奴隸被提拔做了宰相,膠鬲是個魚鹽小販被周文王看重,管仲是個下層士輔佐齊桓公稱霸,孫叔敖是海邊夷人成了楚國重臣,百里奚從奴隸市場上被買回來成了秦國宰相……因此,沒有什麼血統高貴,沒有什麼神聖世襲,只要你能吃苦耐勞,接受上天的磨鍊,就能透過自己的努力獲得高貴地位。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中國是世界上較早擺脫神之統治、甦醒人文意識的國家,當西方經過漫長中世紀直到文藝復興才產生人本意識時,中國在春秋戰國便已開啟了人本主義。

相比於春秋時孔子仍遵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戰國時的孟子第一次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新思想。

新興的地主階層,也就是士階層,開始認識到自身的重要性,而對君王權力產生了懷疑,孟子認為君主應該尊敬賢人,而不是讓賢人來尊敬君主,孟子瞧不起那些憑家庭背景獲得高位的貴族,宣稱仁德和能力才是一個人境界的評價標準,任何人都可以透過自己努力成功。

至於墨家學派的墨子,甚至宣稱天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誰也不能歧視誰。

他說“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

夏商周時期,統治者宣稱是神的化身,在戰國是從神到人的觀念轉變

人只有品德的優劣,而無貧富貴賤的差別。

《荀子》中有一段話,代表了戰國時代士階層的人生觀:

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餾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子夏家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

意思是:古代的賢人,往往都是出自貧寒之家,沒飯吃,沒衣穿,但是不符合禮節的事他們不做,不符合道義的東西他們不收,這是為什麼?孔子的徒弟子夏,是個窮二代,衣服破爛打結。

有人問他:“你都做了孔子學生,為啥不去弄個官噹噹?”

子夏說:“對我不尊重的諸侯,我是不給他們做臣下的;對我不誠心的大夫,我是不與他們接觸的。”

一個字,牛!

這就是士之精神。

這種思想逐漸被時人所接受,以至於王公貴族也認同民眾的重要性。

在《戰國策》中有個很出名的“趙威後問齊使”的故事:

威後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

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後,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

威後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捨本而問末者耶?”

夏商周時期,統治者宣稱是神的化身,在戰國是從神到人的觀念轉變

意思是說,齊國使者拜見趙威後,趙威後問使者:“今年收成怎麼樣?百姓安樂嗎?你們大王無恙吧?”使者對她的提問順序感到不悅:“臣奉大王之命向太后問好,您不先問我們大王狀況卻打聽收成、百姓的狀況,這有點先卑後尊吧?”

趙威後回答說:“話不能這樣說。如果沒有收成,百姓憑什麼繁衍生息?如果沒有百姓,大王又怎能穩坐王位?豈有捨本問末的道理?”

由於戰國時士階層的崛起,以“契約”為主的地主階層取代了“世襲”的領主階層,政府機構也改為聘任制度。

國家眾多,人們的選擇也就很多。

各國為了吸納人才,使出各種方法,禮賢下士的風氣也就普及了,有才能的人自然也就待價而沽,看重自己。

新的契約關係比世襲家族的義務關係要更鬆散。

孟子與齊宣王曾有這樣一段對話:

齊宣王問卿。

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王勃然變乎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

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夏商周時期,統治者宣稱是神的化身,在戰國是從神到人的觀念轉變

在孟子看來,官員們並不屬於某個特定的國家,也不用終生效忠於哪個君王,他們可以自由選擇,如果君王犯了錯而不聽勸諫,他們就可以辭職不幹。

戰國這樣“激進”的言論,可能會讓春秋的諸侯大夫們大驚失色,會遭受道德的譴責和法律的懲罰,而在戰國時卻是理所應當的事。

到了戰國末期,縱橫思想更是受到熱捧,縱橫家們遊說各國,博弈其中,張儀、蘇秦這些赤裸裸言利之人,也並不被時人所排斥,反而受到羨慕。

領袖的權威性遭到了質疑,權貴們的特權受到了反對,那些昔日的特權階層走下了神壇,整個社會從“神”到“人”的轉變,昭示著時代的活力。

到了戰國之後的秦漢時代,權貴們已經徹底沒了市場,陳勝、吳廣兩個底層農民喊一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便可揭竿而起,席捲大半個中國,這在溫文爾雅的西周時代是不可想象的。

連劉邦這樣的人都能做皇帝,對於春秋戰國的諸侯大夫們來說更是不可思議的。

秦漢之際,以劉邦為首的一群平民,戰勝了以項羽為首的六國舊貴族集團,標誌著平民階層徹底盪滌了貴族階層,真正開啟了一個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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