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的英國，文學的華麗不止於此

創作過程

查爾斯·約翰·赫芬姆·狄更斯早期（1833～1841）：狄更斯開始文學創作時，先為倫敦的<晨報>等撰寫特寫，主要表現倫敦城鄉的風俗人情和景物、對生活的愛和憎。1836年出版了<特寫集>。1837年第一部長篇小說《匹克威克外傳》開始在報上連載。作者透過匹克威克和他的“匹派”至友的遊歷，暴露當時英國現實生活的黑暗，描繪了作者心目中的“古老的、美好的英格蘭”，反映了作者嚮往不受封建壓迫和資產階級剝削的思想與樂觀主義情緒。

作者還批判了英國的議會制度、法律、司法、監獄等，以輕鬆幽默的筆調描述紳士、車伕等各種人物，宣揚實施道德教育的理想。這部小說在結構上頗為鬆散、拖沓，但它把平民作為主人公是前所未有的。它是狄更斯的現實主義小說創作的第一個成果。狄更斯早期的小說，氣勢宏偉，通俗流暢，幽默潑辣而又充滿感傷情調，其中對社會的揭露批判，一般只限於區域性的制度和領域。如《奧列佛·特維斯特》、《尼古拉斯·尼克爾貝》、《老古玩店》、《馬丁·朱述爾維特》、《聖誕歡歌》等。

從<董貝父子>以後，狄更斯的創作更為成熟。這部小說通過當貝先生與兒子保羅、女兒弗洛倫斯的關係，探討了財勢對人類美好天性的侵蝕，體現了作家對人類社會前途的憂患感。狄更斯的重要代表作《大衛·科波菲爾》進一步深入探索人生的奮鬥歷程，具有自傳性，是反映19世紀中葉英國中下層社會的長幅畫卷。主人公大衛是當時社會中為善良而奮鬥、堅持正義的中產階級青年的楷模。<荒涼山莊>、《艱難時世》、《小杜麗》是3部政治意識很強的重頭作品。《荒涼山莊》以錯綜複雜的情節揭露英國法律制度和司法機構的黑暗；《艱難時世》直接描寫罷工鬥爭，是對英國憲章運動的策應；<小杜麗>詳盡描繪了負債人的監獄生活，同時也更為深入地揭露了英國官僚制度和機構的冗繁、腐朽。

狄更斯的後期作品明顯地反映出創作主題的不斷深化、技藝方面的成熟和多方面的探索。《遠大前程》可以視為<大衛·科波菲爾>的負面，但探討人生道路方面更有現實性和警世性，而作者早年的樂觀態度明顯減少。主人公匹普也是孤兒，但經不起環境的誘惑喪失了原有的淳樸天性，經歷嚴酷的磨難後才幡然悔悟，重新生活，整個小說在結構上也更精練。<我們共同的朋友>是又一部廣泛深入社會的批判小說，其中所包含的人性探索和生活哲理也更見深刻，作品運用的象徵主義和偵探小說手法更增添其藝術魅力。狄更斯最後一部小說《埃德溫·德魯德之謎》雖僅完成23章，從中也可見其精雅文筆、嚴謹構思以及誘人的懸念和神秘色彩。

狄更斯的小說作品中，早期的<巴納貝·拉吉>和後期的《雙城記》是歷史小說。《巴納貝·拉吉》以18世紀末英國清教徒反對天主教統治的高登暴動為背景；<雙城記>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兩部小說同樣具有明顯的諷喻性和警戒性，旨在說明不合理的制度和統治必定導致人民奮起反抗，而奮起的群眾（狄更斯稱之為“暴民”）猶如洪水猛獸，會一發而不可收拾，形成巨大的非理性破壞力量。

兩部小說無疑都代表了狄更斯的改良主義立場和悲觀主義歷史觀，而《雙城記》中以犧牲自己生命換取自己所愛女子的幸福的西德尼卡爾登，是狄更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也是他的小說中反覆頌揚的高尚情操的終曲。從這兩部小說栩栩如生的描述、扣人心絃的情節，可以發現歷史小說家司各特的明顯影響。尤其是《雙城記》，筆墨精雅深奧、結構簡練完美、懸念重重設定以及對人生哲理和人物潛意識活動方面富有創造性的探索，歷來被認為是狄更斯的最佳小說之一。

後期（1848～1861）：這是狄更斯創作的繁榮時期。由於英、法革命運動的失敗，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更加囂張，狄更斯對社會的認識不斷深化，作品反映的社會生活也更加廣闊。他著力描寫小人物的善良、溫情和道德感化的力量。樂觀主義精神已被沉重、苦悶的心情和強烈的憤懣所代替。這時主要的作品有<董貝父子>、《大衛科波菲爾》、《荒涼山莊》、<艱難時世>、《小杜麗》、《雙城記》和《遠大前程》等。這些作品的主題思想不斷深化；藝術風格也有了與眾不同的特色。作者善於運用典型的細節表現人物的特徵；在著力描寫小人物善良、溫情和道德感化的力量的同時，對資產階級的罪惡和慘無人道的社會制度作了具有強烈感染力的藝術概括。

《大衛·科波菲爾》（1850）是半自傳體的小說，它的成就超過了狄更斯所有其他作品。它透過一個孤兒的不幸遭遇描繪了一幅廣闊而五光十色的社會畫面，揭露了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司法界的黑暗腐敗和議會對人民的欺壓。作品塑造了不同階層的典型人物，特別是勞動者的形象，表現了作者對弱小者的深切同情。作者還企圖透過大衛·科波菲爾的最後成功鼓舞人們保持對生活的信心，極力培養讀者的人道主義觀點。這部小說最後仍以一切圓滿作為結局，表現了作者的一貫思想。

作品賞析

匹克威克

《匹克威克外傳》是狄更斯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寫老紳士匹克威克一行五人到英國各地漫遊的故事。小說情節以匹克威克等人在旅途的見聞和遭遇展開，一些故事雖然有相對的獨立性，但是故事的進展又能自然地銜接起來，散而不亂，線索明瞭。

書中，作者不僅用精彩的文筆描述了《匹克威克》匹克威克一行出遊途中許多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故事，還以喜劇的手法對法官、律師、法庭、監獄、議會、選舉等作了深刻的揭露和無情的嘲諷。

作者懷著鮮明的愛憎，運用引人入勝的講故事的寫作技巧和精彩無比的喜劇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不同性格的人物。匹克威克在出行途中陷入多重困窘的境地，作品盡力渲染他的天真、幼稚、不懂生活，處處碰壁。匹克威克總是好心腸辦傻事，到處吃虧出洋相，在屢遭挫折的情況下仍保持樂觀開朗的性格，讓人覺得可笑，又逗人喜愛。匹克威克的僕人薩姆·維勒在書中佔重要位置。他出身貧苦，是在下層市民中混出來的，社會大學堂造就了他的通曉世故。他一次次為他的主人解圍，充分表現出機智多謀、勇敢幹練的特點。他們主僕一愚一智，相映成趣，不僅新增許多笑料，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作品增強了藝術感染力。

《匹克威克外傳》在英國文學史上最主要的貢獻是最早以當代現實生活為創作素材，並把平民當做小說的主人公。小說描寫當時社會生活的各種場景，幾乎描繪到當時社會上所有階層的人物。

今天我們閱讀《匹克威克外傳》，不僅可以增長對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社會和世態習俗的認識，還可以在這部既妙趣橫生又蘊含社會真理的不朽名著中得到高度的藝術享受。

聖誕頌歌

《聖誕頌歌》成書於1843年12月。書名的英文原文為A Christmas Carol in Prose， Being A Ghost Story of Christmas，即“看來是個聖誕鬼故事，實質上卻是一首以散文寫出的聖誕頌歌”，因此就不難了解狄更斯把全書分為五節歌：“馬利的鬼魂”、“三幽靈中的第一個”、“三幽靈中的第二個”、“最後一個幽靈”和“結局”。 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埃比尼澤·斯克羅奇是一個超級守財奴，“令人討厭，吝嗇、冷酷、沒有人性”。

但在某一個的平安夜，斯克羅奇已逝的合夥人雅各布·馬裡

《聖誕頌歌》的鬼魂為他帶來了警告，並告之將有三位幽靈在午夜造訪。很快，這三個分別被稱為聖誕節的“過去之靈”、“現在之靈”和“未來之靈”的鬼魂就找到了他，並帶領這位吝嗇鬼展開了一場令人瞠目結舌的時空之旅，揭示了那些他一直不願意面對的生活的真相和本質。這段奇異的經歷令斯克羅奇在一夜劇變。當聖誕節的清晨來臨時，人們發現這位曾經一毛不拔的鐵公雞已經變成了一個仁慈、善良而又熱情的人。 1843。10的一個夜晚，狄更斯走過的倫敦有錢人家住的地段。然後漸漸地，他走近泰晤士河時，就只有公寓視窗透出的暗淡光線灑落街頭了。街上垃圾滿布，兩旁是裸露的下水道。此間的下流妓女、小偷、攔路賊和乞丐，與狄更斯鄰居的那些優雅的貴婦人和衣冠楚楚的紳士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想起幾個月前出版商告訴他《匹克威克外傳》和《霧都孤兒》已經不是那麼好賣了，而自己又缺錢。他這麼想著，他覺得靈感突然閃現了。

何妨寫一個聖誕故事！他要為他在倫敦黑色街道上遇見的人們寫一個故事，這些人在生活線上掙扎，面臨和他一樣的恐懼和渴望。他們多麼想得到一點慰藉和希望。 他要寫一本向人們展示充滿希望和光明的聖誕節的偉大計劃。他親自負責書的裝幀和封皮設計，為了讓窮人買得起，這本書只售5先令。終於，在12月2日，狄更斯完成了書稿，並且把它交付排版。12月17日，作者的樣書送來了，狄更斯欣喜萬分。他從未懷疑過，《聖誕頌歌》會受人喜愛。但此書帶來的壓倒一切的轟動效應，卻是他和出版商都始料未及的。狄更斯後來回憶道，第一版的六千冊在聖誕節前夜銷售一空，而且隨著這本小冊子鼓舞人心的啟示傳遍四方，他“從每一次上班都收到各種各樣的陌生人寫來的信，談及他們的家庭和家庭生活，以及《頌歌》是怎樣在家中被朗誦和被單獨地擺在一個小小的書架上等各種各樣的情況”。小說家威廉·麥克皮斯·薩克雷曾這樣評論《頌歌》：“我認為該書使國民都受益，而對於閱讀該書的芸芸眾生來說，它又是對個人的一種恩賜。” 雖然狄更斯後來寫了許多頗受歡迎、經濟效益良好的書——如《大衛·科波菲爾》、《雙城記》、《遠大前程》——但沒有哪本書曾經使他有過像從這本人人皆喜愛的小冊子中得到的那種心滿意足的喜悅。後來，有人稱他為“聖誕節的使者”。在1870年他逝世的時候，倫敦街頭的一個窮孩子這樣問道：“狄更斯死了？那聖誕老人也會死掉嗎？” 有趣的是，Merry Christmas 這句問候語也是在這本書出現之後才廣泛應用的。

艱難時世

《艱難時世》（1854）是狄更斯直接描寫勞資矛盾的

《艱難時世》重要作品。從30 年代到40 年代末，英國的勞資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遍及英國的“憲章運動”，人民的苦難和要求觸動了富有正義感的狄更斯。他在小說裡，對資產階級的剝削行為和為之辯護的理論進行抨擊。黑煙瀰漫，機器轟響的焦煤鎮是工業中心城市的一個化身。國會議員葛擂梗和紡織廠廠主寵得貝是鎮上的兩個巨頭。他們控制著鎮上居民的命運。葛擂梗是資產階級功利主義哲學的信奉者，是“專講實際的人”。他隨身攜帶尺子、天平和乘法表，把萬事萬物，甚至人性、情感都歸為“一個數字問題，簡單的算術問題”。如同董貝先生一樣，他把自己的人生原則貫徹到家庭生活中去，用純實際利益的“事實”哲學來教育他的一雙兒女露易莎和湯姆。他們沒有童年的歡樂，被關在牢房似的教室裡接受無數的數字和概念，想象、情感，一切高尚的精神活動被摧毀。

露易莎在青春妙齡也沒有多少生命的熱情，服從父意嫁給了比她大30 歲的龐得貝，對弟弟的友愛因為弟弟的墮落而失望，避開了花花公子的誘騙卻也陪葬了她唯一的一次愛情。湯姆則以“事實”哲學為自己的自私和墮落行為辯護，偷盜後又嫁禍給無辜的工人斯梯芬。小說透過葛擂梗教育的失敗，諷刺了功利主義哲學。龐得貝則是更加冷酷無情的資本家的代表。他把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口號作為剝削工人的口實。他宣揚自己卑賤的出身，把工人看作“沒有愛情和喜悅，沒有記憶和偏好，沒有靈魂”的勞動力，把工人起碼的生活要求斥為奢望，是“ 希望坐6 匹馬的車子，用金湯匙喝甲魚湯，吃鹿肉”。資本家對工人的不人道待遇必然引起工人的反抗。狄更斯為工人的遭遇而憤慨，描寫了工人勤勞、正直、富有同情心等美德。但作為改良主義者，他同情、讚美吃苦耐勞、具有寬容諒解精神的工人斯梯芬，以漫畫式筆法描寫工運領袖，對憲章運動“暴力派”持否定態度。對狄更斯來說，負債人監獄始終是個縈繞不去的夢魔。

小杜麗

在《小杜麗》（1857）裡，他又寫了圍繞負債人監獄發生的悲歡離合。女主人公小杜麗的父親因破產長期入獄，出生在獄中的小杜麗努力工作救援家人。她的家人剛脫離苦海，她的情人又負債入獄。在這部小說裡，作者運用漫畫手法，出色地創造了代表官僚主義的機構“兜三繞四部”，它由貴族巴納克爾家族操縱，以“怎樣不管事”為宗旨，它的惡劣作風造成了小杜麗一家滯留獄中以及其他許多人的悲劇。這部小說與《荒涼山莊》一樣，也採用了象徵手法。監獄是全書中心的象徵形象，小杜麗一家哪怕出獄，還感覺籠罩在監獄的陰影中，法律界的弊端和罪惡，已不能由個別人所代表了。

雙城記

在表現現實階級矛盾的《艱難時世》中，狄更斯表現出對於暴力革命的矛盾態度。在歷史題材小說《雙城記》（1859）裡，他繼續為潛伏深刻社會危機的英國找尋避免矛盾爆發的道路。這部小說在思想和藝術上都是狄更斯的傑作之一。“雙城”指的是巴黎和倫敦，作者以法國大革命為當今英國社會的借鑑。小說分為3 部，情節圍繞梅尼特醫生的經歷展開。法國革命前夕，梅尼特醫生出診時發現貴族厄弗裡·蒙地侯爵蹂躪農家婦女並殺害她的弟弟的罪行，他不顧侯爵的威脅利誘，向朝廷告發，遭到侯爵的反誣，關入巴士底獄18 年。在革命前法國的貧富懸殊狀況，貴族的暴虐無行，將人民逼向造反的絕境。狄更斯深切地同情人民，對統治階級表示強烈憤慨。但他又譴責革命中的暴力行為，認為流血只會造成更多的流血。得知石太太的兄姐都被貴族害死，在強烈的復仇心理驅使下，她嗜殺成性，革命成了失去理性的瘋狂的混亂。冤冤相報何時了，唯有求助“愛”，以愛戰勝仇恨。曾經血氣方剛的梅尼特醫生在女兒愛的撫慰下捐棄舊怨，接納仇人家族的後代代爾那為女婿。代爾那拋棄貴族特權，以自食其力、清白為人，救贖祖先的罪惡。路茜的愛慕者卡爾登代替被革命者判處死刑的代爾那上了斷頭臺，不惜以生命來實現愛的諾言。狄更斯這部小說借古諷今的意義十分鮮明，作為人道主義者，他反對不人道的階級壓迫，客觀上表現出革命的合理性，警告英國的統治階級，別讓不滿情緒釀成像法國革命那樣的大火；但他又反對一切暴力行為，勸誡人們不要採取“愚蠢行為”，把“愛”祭為消除階級對抗的法寶。

遠大前程

《遠大前程》（1861）是狄更斯在藝術上很受稱道的一部小說，充分表現出人物心理矛盾發展過程，結構嚴謹。孤兒匹普與姐姐和當鐵匠的姐夫共同生活。突然受到不知名的有錢人的庇護，幻想起自己的“遠大前程”。他一心想做“上等人”，疏遠了真正的朋友。但他驚異地發現他的保護人實則是他幫助過的在逃的苦役犯，而並非情場失意的貴族老小姐郝薇香，他愛慕的高貴女子艾絲黛拉是罪犯的女兒，關鍵時刻救助他的是他的貧賤朋友。貧困幫助他恢復了純樸的天性，對偉大前程的期望成一場幻夢。作者在小說中再次以勞動者的純樸、無私的美德與上層社會背叛、自私、卑鄙等道德墮落形成鮮明對照。

共同的朋友

狄更斯最後一部完整的長篇小說是《我們共同的朋友》（1865），小說圍繞已故的垃圾承包商老哈蒙的遺產繼承問題展開情節，又把人性與金錢關係作為主題。書中出現了一個塑造得很出色的次要人物，自私狹隘、貪財愛勢的資產者波德史奈普，以後人們便把這種精神氣質稱為“波德史奈普主義”。

狄更斯是英國近代文學史上與莎士比亞媲美的經典作家，他的作品在英語世界裡可謂家喻戶曉。他富有深厚的同情心，為普通民眾鳴不平，同一切不公正、不人道的現象抗議。他諷刺和譴責的筆觸涉及社會各個方面，從濟貧院、債務監獄、私立學校、工廠到法庭，對政治、經濟、法律、教育、道德諸方面進行審視和批判，提倡博愛精神與社會罪惡抗衡。在維多利亞時代早期，他被讀者視為社會的良心和先知人物。英國小說發展到狄更斯，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他小說藝術最突出的成就是出色的人物描寫本領。他集中描寫了中、下層社會小人物的命運，他們的個性、品質的形成過程，塑造了一系列理想青年男女主人公形象。

他們靠自己的艱苦奮鬥努力向上，摒棄損人利己的卑鄙手段，這些形象體現了狄更斯的人生觀和道德觀，寄寓了反抗汙濁現實的理想。大衛·科波菲爾從不墮落或消沉，匹普在一段歧路後又恢復正途，而小耐兒、艾妮斯、小杜麗、路茜等善良純樸，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理想女性”形象，更是得到熱情的讚美。他勸善懲惡，描寫了一批處在道德光譜另一極的壞蛋形象，進行嘲諷和鞭撻。法琴、塞克斯、奎爾普、龐得貝等等都是喪失人性，極端自私地“惡”的化身，往往不得善終。

而董貝，葛擂梗，斯克路奇舅舅等在人生教育和道德情感化下，恢復了人生。到後期創作中，狄更斯對於善惡有極的信念受到現實的衝擊，壞人的性格更加複雜，他們的結局也並非遇到報應，社會罪惡的表現往往是由大霧、監獄，破爛店、垃圾堆，而並非個人作為象徵了。狄更斯塑造最為出色的是各種“怪人”的形象。他充分發揚了英國文學創造的“癖性人物”的傳統，抓住人物肖像服飾，言談舉止上的癖性特徵，以漫畫式的誇張手法加以強調，使人物形象鮮明，令人如見其人。天真可愛的胖紳士匹克威克先生；窮困潦倒卻快活樂天的密考伯先生；怪癖又善良的姨婆，都是文學畫廊中的著名人物。這些被稱為“扁形人物”或“只有二度空間”的人物，以其自身的鮮活性彌補了缺少心理深度的欠缺。狄更斯作品的幽默與詼諧，很大部分來自於這些“怪人”形象的塑造。

狄更斯的小說具有浪漫主義色彩。他喜歡採用戲劇化的傳奇情節，奧立弗的身世之謎，德洛克夫人的隱私底細、匹普的庇護人真相、梅尼特醫生被囚的實情等，都構成作品很強的懸念性，很多小說有犯罪謀殺和探案成份。小說的浪漫主義色彩，突出地表現在作品強烈的感情傾注上。狄更斯是位情感性的小說家，他在情節設定，人物塑造上，馳騁情感力量，使小說具有催人淚下的悲愴、感傷情調，天使般的小耐兒的死，讓無數讀者痛苦流涕。他生活在維多利亞時代早期，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念尚未受到根本的震撼，他既毫不掩飾地揭露現實，又相信人和社會的進步，相信個人奮鬥、取得成功和幸福的可能性。在道德上受到時代的虛偽觀念的限制。但是狄更斯的作品以人道主義和社會批判精神、豐富多彩的小說技法，不僅代表著英國維多利亞盛世小說的最高成就，也在英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佔據一流地位，成為英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大衛·科波菲爾

大衛·科波菲爾尚未出世時，父親就去世了，他在母親及女僕的照管下長大。不久，母親改嫁，後父摩德斯通兇狠貪婪，他把大衛看作累贅，婚前就把大衛送到了他乳母的哥哥佩葛蒂學生家裡。佩葛蒂是個正直善良的漁民，住在雅茅斯海邊一座用破船改成的小屋裡，與收養的一對孤兒艾米麗和海姆相依為命，大衛和他們一起過著清苦和睦的生活。

出於對母親的思念，大衛又回到了後父家。然而後父不但常常責打他，甚至剝奪了母親對他關懷和愛撫的權利。母親去世後，後父立即把不足10歲的大衛送去當洗刷酒瓶的童工，大衛從此過起了不能溫飽的生活。他歷盡艱辛，最後找到了姨婆貝西小姐。

貝西小姐生性怪僻，但心地善良。她收留了大衛，讓他上學深造。大衛求學期間，寄宿在姨婆的律師威克菲爾家裡，與他的女兒艾妮斯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但大衛對威克菲爾僱用的一個名叫希普的書記極為反感，討厭他那種陽奉陰違、曲意逢迎的醜態。

大衛中學畢業後外出旅行，邂逅了童年時代的同學斯蒂爾福斯。兩人一起來到雅茅斯，拜訪佩葛蒂一家。已經和海姆訂婚的艾米麗經受不住闊少爺斯蒂爾福斯的引誘，竟在結婚前夕與他私奔國外。佩葛蒂先生痛苦萬分，發誓要找回艾米麗。

大衛回到倫敦，在斯本羅律師事務所任見習生。他從艾妮斯口中獲悉，威克菲爾律師落入詭計多端的希普所設計的陷阱，正處在走投無路的境地，這使大衛非常憤慨。此時的大衛愛上了斯本羅律師的女兒朵拉，但兩人婚後的生活並不理想。朵拉是個容貌美麗，但頭腦簡單的“洋娃娃”。貝西姨婆也瀕臨破產。這時，大衛再次遇見他當童工時的房東米考伯，米考伯現在是希普的秘書，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他最終揭露了希普陷害威克菲爾並導致貝西小姐破產的種種陰謀。在事實面前，希普只好伏罪。

與此同時，佩葛蒂和海姆經過多方奔波，終於找到了被斯蒂爾福斯拋棄後，淪落在倫敦的艾米麗，並決定將她帶回澳大利亞，開始新的生活。然而就在啟程前夕，海上突然風狂雨驟，一艘來自西班牙的客輪在雅茅斯遇險沉沒，只剩下一個瀕死的旅客緊緊地抓著桅杆。海姆見狀不顧自身危險，下海救他，不幸被巨浪吞沒。當人們撈起他的屍體時，船上那名旅客的屍體也漂到了岸邊，原來竟是誘拐艾米麗的斯蒂爾福斯。艾米麗為海姆的行動深深地打動了，回到澳大利亞後，她終日在勞動中尋找安寧，並且終身未嫁。

大衛終於成了一名作家，朵拉卻患上了重病，在佩葛蒂前往澳大利亞前夕便離開了人世。大衛滿懷悲痛地出國旅行散心，其間，艾妮斯始終與他保持聯絡。當他三年後返回英國時，才發覺艾妮斯一直愛著他。兩人最終走到了一起，與姨婆貝西、佩葛蒂愉快地生活著。

《大衛·科波菲爾》是19世紀英國批判現實主義大師狄更斯的一部代表作。在這部具有強烈的自傳色彩的小說裡，狄更斯借用“小大衛自身的歷史和經驗”，從不少方面回顧和總結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反映了他的人生哲學和道德理想。

《大衛·科波菲爾》透過主人公大衛一生的悲歡離合，多層次地揭示了當時社會的真實面貌，突出地表現了金錢對婚姻、家庭和社會的腐蝕作用。小說中一系列悲劇的形成都是金錢導致的。摩德斯通騙娶大衛的母親是覬覦她的財產；愛米麗的私奔是經受不起金錢的誘惑；威克菲爾一家的痛苦，海姆的絕望，無一不是金錢造成的惡果。而卑鄙小人希普也是在金錢誘惑下一步步墮落的，最後落得個終身監禁的可恥下場。狄更斯正是從人道主義的思想出發，暴露了金錢的罪惡，從而揭開“維多利亞盛世”的美麗帷幕，顯現出隱藏其後的社會真相。

在人物的塑造上，大衛·科波菲爾無疑傾注了作者的全部心血。不論是他孤兒時代所遭遇的種種磨難和辛酸，還是他成年後不屈不撓的奮鬥，都表現了一個小人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尋求出路的痛苦歷程。經歷了大苦大難後嚐到人間幸福和溫暖的大衛，靠的是他真誠、直率的品性，積極向上的精神，以及對人的純潔友愛之心。艾妮斯也是作者著力美化的理想的女性。她既有外在的美貌，又有內心的美德，既堅韌不拔地保護著受希普欺凌的老父，又支援著飽受挫折之苦的大衛。她最後與大衛的結合，是“思想和宗旨的一致”，這種完美的婚姻使小說的結尾洋溢一派幸福和希望的氣氛。他們都是狄更斯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理想的化身。這種思想的形成與狄更斯個人的經歷和好惡是分不開的。他始終認為，處於受壓迫地位的普通人，其道德情操遠勝於那些統治者、壓迫者。正是基於這種信念，小說中許多普通人如漁民佩葛蒂、海姆，儘管家貧如洗，沒有受過教育，卻懷有一顆誠樸、善良的心，與富有的斯提福茲及其所作所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當然，這種強烈的對比還反映著狄更斯本人的道德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部小說裡各類主要人物的結局，都是沿著這種脈絡設計的。如象徵著邪惡的希普和斯提福茲最後都得到了應有的懲罰；而善良的人都找到了可喜的歸宿。狄更斯希望以這樣的道德觀來改造社會，消除人間罪惡，這是他的侷限性所在。

《大衛·科波菲爾》在藝術上的魅力，不在於它有曲折生動的結構，或者跌宕起伏的情節，而在於它有一種現實的生活氣息和抒情的敘事風格。這部作品吸引人的是那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具體生動的世態人情，以及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徵。如大衛的姨婆貝西小姐，不論是她的言談舉止，服飾裝束，習慣好惡，甚至一舉手一投足，儘管不無誇張之處，但都生動地描繪出一個生性怪僻、心地慈善的老婦人形象。至於對女僕佩葛蒂的刻畫，那更是維妙維肖了。

小說中的環境描寫也很有功力，尤其是雅茅斯那場海上風暴，寫得氣勢磅礴，生動逼真，令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狄更斯也是一位幽默大師。

創作特點

作品主題

毛姆的個性坦率，常常宣言不諱，因此總是招引文藝批評界的詆譭，但他仍堅持以英、法等國為題材創作了大量短篇小說，在20世紀英國短篇小說史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毛姆短篇小說的標誌就是冷靜、客觀和深刻地剖析與解讀人性的弱點，人世間的人情冷暖、苦與惡、爾虞我詐、道貌岸然、世態作品中無情地嘲弄、諷刺了當時西方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畸形關係、上流社會的荒理無度以及下層人民的苦難生活，導致了人們對美好世界的幻想破滅，讓人們從他的小說中親身領略、目睹了社會的罪惡、人性的醜惡及命運的不公和多劫難。

縱觀毛姆的多篇短篇小說，雖然他目睹了人在現實生活中的疾苦，在創作時仍堅持客觀、冷靜的態度和超然的做法。毛姆將人性的複雜性描述得淋漓盡致，表達了對人性的關注和對社會的關心，強調了人性的複雜和矛盾，將善與惡、美與醜進行了惟妙惟肖的描寫。有人認為毛姆的小說已超越了對善、惡、美、醜的鑑別，但其作品往往只是對不公正的社會現象進行具體、詳實的描寫，尤其是對人性惡的一面進行無情的揭露與譏諷，卻沒有意識到罪惡的根源，沒有對摧殘、壓迫人的社會進行淋漓盡致的批判。

對維多利亞傳統的矛盾態度使毛姆與其他不願遵從常規的作家一樣，對新時代自我價值的追求滿懷渴望，同時又不忍徹底顛覆維多利亞傳統文化。正是出於這種心理。毛姆選擇了逃避，追求人性的自我完善與超然物外。他筆下的主人公對造成自身孤獨的外在世界冷眼相看，對保持孤獨的完美刻骨銘心。在西方文化的樊籠中，他們無所適從，惶惶不可終日。在一次次質疑中，毛姆放逐他筆下的主人公自由地尋求靈魂棲息之地。《刀鋒》中的拉里和《月亮與六便士》中的斯特里克蘭便是其中的典型。

對毛姆而言，面對複雜的人性和不可知的人生，他更願意做一個“無所偏袒的觀察者”。在創作小說時，瞭解人性，暴露人性的弱點，成為毛姆關注的焦點。生理上的缺陷帶來的自卑感以及與周圍環境的衝突，讓他更加客觀、包容地看待人性。從而也使他得出人性是複雜的、不可知的。而且善惡相容的結論。因此在創作時，毛姆其所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其作品內容的客觀性與真實性，既不揚善，也不隱惡，讓讀者自己去觀察、去體會揣摩，來判斷人物的好與壞、善與惡，因此，他筆下的人物各具風采、各具特色。

作為一名跨世紀的作家，毛姆帶著19世紀傳統作家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批判意識進入20世紀，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不斷探索，追問人性的價值。他獨特的創作個性在語境中呈現，並在語境中生成意義，反過來又構成語境中的一道風景。在他的小說中，既有對19世紀傳統價值觀的反叛與否定，又無可奈何的眷戀與緬懷；既有對風光一時的現代主義文學的反駁與批判，又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與共鳴。

這些互為矛盾的因素充分體現了文化語境與作家創作個性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構成毛姆小說的二重性特徵。表面上，毛姆繼承了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對社會的醜惡與人性的墮落進行揭露；在更深層面上，毛姆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現代人的孤獨、荒誕與幻滅感。毛姆這種用現實主義手法來表現現代主義主題的方式是其區別於其他作家的一個顯著特徵。

藝術特色

毛姆的小說之所以能夠引起不同國家不同階層許多讀者的興趣，而且這種興趣至今經久不衰，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作品中濃郁的異國情調。這種異國情調既與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有關，也與作者本人的生活經歷有關。科技帶來的進步使得西方文明迅猛發展，不僅使得後起的歐洲迅速超過了古老的東方。而且促進了“歐洲中心主義”意識形態和霸權意識的增長。在瘋狂的殖民擴張過程中，殖民者從“愚昧、野蠻”的東方人手中掠奪物質財富。人類學家和藝術家則看到了東方文化的獨特魅力，將之視為人類靈魂的最終歸屬。作為一個敏感而極具才華的作家，毛姆深切地感受到了西方文明對人性的壓抑和摧殘，對東方文化則充滿了無限的敬仰與嚮往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毛姆對處於非主流邊緣地位的土著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等傾注了自己高度的熱情，寄予了無限的期望。在毛姆的小說中，“異質文化不再充當西方文化的配角，而一躍成為小說中真正的主宰贏家”。

人物影響

毛姆被稱為英國的莫泊桑。他一生著作甚多，除詩歌以外的各個文學領域，都有所涉及，有所建樹。他共寫了長篇小說二十部，短篇小說一百多篇，劇本三十個，此外尚著有遊記、回憶錄、文藝評論多種。他的作品，特別是他的長、短篇小說，文筆質樸，脈絡清晰，人物性格鮮明，情節跌宕有致，在各個階層中都擁有相當數量的讀者群。他的作品被譯成各國文字，不少小說還被搬上銀幕。他是20世紀上半葉最受人歡迎的小說家之一。

2018年6月13日晚，翻譯改編自毛姆《The Constant Wife》，由中國青年導演祖紀妍執導的話劇《最完美的婚姻》在北京西區劇場開啟了第三輪首演。

人物評價

我最早看毛姆的時候，他的長篇我覺得索然無味，從此就沒有看過這個作家的短篇。我沒想到他的短篇可以寫得那麼好，他使我忽然之間回到以前的時代。

（作家王安憶）

我覺得毛姆的寫作很有趣，我覺得有這麼兩類作家：第一類作家的精神很穩定，但他筆下的人物多少有一點精神問題，比如毛姆；還有一類作家，作家本身的精神很不穩定，寫的東西亂七八糟的，喬伊斯就是一個典型。毛姆是一個經歷特別豐富的人，像一個長輩，他寫小說開篇的語句可以歸納成一句話：“我跟你說一下人生吧。”只有英國作家身上才特有這樣的東西，這個是英國文學中非常特殊的部分。毛姆的小說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教材，我覺得毛姆特別善於處理非常微妙的東西，這種東西大概也是都市化帶來的問題，這個在鄉村中間是不會存在的。

個人生活

家庭

父親是律師，當時在英國駐法使館供職。小毛姆不滿十歲，父母就先後去世，他被送回英國由伯父撫養。毛姆進坎特伯雷皇家公學之後，由於身材矮小，且嚴重口吃，經常受到大孩子的欺凌和折磨，有時還遭到冬烘學究的無端羞辱。孤寂悽清的童年生活，在他稚嫩的心靈上投下了痛苦的陰影，養成他孤僻、敏感、內向的性格。幼年的經歷對他的世界觀和文學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婚戀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40歲的毛姆加入了法國的紅十字急救團。在西線服役時，他遇到了22歲的美國人吉拉爾德·哈克斯頓。哈克斯頓外向活潑、精力充沛，與由於口吃而不善交際的毛姆恰成互補。毛姆遂僱哈克斯頓為自己的私人秘書，兩人的伴侶關係一直保持到哈克斯頓1944年去世。

1915年，毛姆與慈善家托馬斯·巴爾那多博士的女兒茜瑞·威爾卡姆生下一個女兒。茜瑞當時是個有夫之婦，但她次年與丈夫亨利威爾卡姆離婚，並與毛姆結婚。但是婚後，毛姆大部分時間與哈克斯頓生活在一起。這對同志伴侶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攜手同行，遊覽了中國、印度、拉美等地。毛姆作為“世界旅行家”的稱號也由此而來。在這些旅行中，哈克斯頓好比毛姆的眼睛與耳朵，在與旅途中各色人等的交往中，為毛姆蒐羅了大量“奇聞軼事”，而這些故事日後則成為毛姆小說創作的源泉。1927年，茜瑞終於不堪這番冷落，與毛姆離婚。

人物生平

羅伯特·勃朗寧（Robert Browning）（1812-1889），維多利亞時期代表詩人之一。主要作品有《戲劇抒情詩》、《劇中人物》、《指環與書》等。與丁尼生齊名，是維多利亞時代兩大詩人之一。他以精細入微的心理探索而獨步詩壇，對英美20世紀詩歌產生了重要影響。

勃朗寧出生於倫敦郊外一箇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頗有藝術修養的銀行職員，母親是德國血統的蘇格蘭人。勃朗寧青少年時代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而是依靠父親的藏書自學成才。他興趣廣泛，博覽群書，培養了詩歌、繪畫和音樂等多方面的藝術才能。1833年他匿名發表自傳性質的長詩《波琳》，被批評為“有強烈的病態的自我意識。”此後他在詩歌創作中便力求以客觀描寫取代直抒胸臆。1835-1845年間勃朗寧連續發表八部詩劇和詩集《戲劇抒情詩》（1842）、《戲劇浪漫詩及抒情詩》（1845）。在後兩部詩集中，詩人創造了別具一格的、以心理分析為主旨的戲劇獨白詩。1845年，勃朗寧和著名詩人伊麗莎白·巴萊特相識，構成了英國文學史上最有趣味的戀愛佳話。第二年他們秘密結婚，遷居義大利，直到1860年伊麗莎白去世，勃朗寧才返回英國。這期間他的作品多以義大利以背景，收入兩卷本詩集《男男女女》（1855）。1864年詩集《劇中人物》的出版使勃朗寧加入了英國詩壇明星的行列。在這部詩集中，詩人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他的“戲劇獨白詩”。勃朗寧晚年的代表作是《指環與書》（1868-1869），該詩敘述一個老夫殺死少妻的故事。全詩由十二組戲劇獨白組成，每一獨白都有主要人物敘述案情，每人的敘述相互矛盾，但從錯綜複雜的頭緒中最後露出這起謀殺案的真相。詩歌長達2萬餘行，雖有冗長之嫌，但在“戲劇獨白”方面達到了最高成就。

文學成就

勃朗寧對英國詩歌的最大貢獻，是發展和完善了戲劇獨白詩（Dramatic monologue）這樣一種獨特的詩歌形式，並且用它鮮明而生動地塑造了各種不同型別的人物性格，深刻而複雜地展示了人的內在心理。在他之前，不少別的詩人也寫過戲劇獨白詩，如丁尼生的《梯託諾斯》就是同名主人公在一定劇情背景上的獨白。但兩者具有明顯的差距。在以前詩人（包括丁尼生）的戲劇獨白詩中，獨白者不是在“自言自語”，就是在向讀者坦露心跡，因此實質上仍是一種抒情獨白，只不過抒情主人公是劇中人而已；況且劇中的抒情主人公還有與作者認同的明顯傾向。而勃朗寧的獨白者所面對的不是讀者，而是劇中人，他的獨白是劇中人對劇中人所說的一段話，稱之為“獨白”只是由於詩未把獨白物件的話寫出來。但從獨白中我們能感受到對話者的存在。這樣，獨白者就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戲劇人物，成了獨立於作者的典型形象。因此，勃朗寧的戲劇獨白詩是一種客觀的、戲劇性的形式，其目的不在抒情而在為人物造像（勃朗寧曾把詩人稱為“造像者”makersee）。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勃朗寧的戲劇獨白詩的獨白往往是片斷的，一切戲劇的要素，包括戲劇背景、事件和行動等，都只能從一段掐頭去尾的獨白臺詞折射出來。對此，勃朗寧這樣寫道：

“叫這一個說話，按照他的習慣，

而把我自己排除在視界以外。

至於其餘的呢，就讓你替他說。”

在這裡，“這一個”指的是獨白者，“我”是指作者，而“你”就是讀者。正因為留下了大量需要填補的“空白”，所以勃朗寧的詩往往顯得晦澀難懂，但同時也給讀者留下極大的想象餘地，具有了極強的耐讀性。

《我的前公爵夫人》是勃朗寧早期戲劇獨白詩中最著名的一首。詩中的獨白者是一個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公爵。與勃朗寧所有其他獨白詩一樣，這首詩的獨白也處於一個詩人不作明確交待，而讓讀者自己體察地特定的戲劇情境之中：公爵因前妻不做他的循規蹈矩的所有物，而把她除掉了；他預備再度結婚，物件是一位伯爵小姐；為了確定嫁妝的數量，伯爵派了一位使進來談判；公爵領著這使者觀看他的藝術收藏，中間有他的已故夫人畫像。本詩就是公爵在他已故夫人的畫像前對伯爵使者的一段“獨白”。在獨白中，公爵對畫像表現了一個藝術鑑賞家和收藏家的誇耀和自豪，面對前公爵夫人其人卻大加指責。勃朗寧正是透過公爵指責塑造了表面高尚雅量，實則冷酷殘暴、等級觀念和佔有慾極強的公爵，以及熱情開朗、平等待人的前公爵夫人形象。

《聖普拉西德教堂的主教吩咐後事》也是勃朗寧著名的作品之一。詩歌寫一位16世紀的義大利主教在臨終時吩咐他的幾個私生子為他建立一座豪華富麗的墳墓。人之將死，其聲亦真，這段臨終“獨白”，把主教貪婪偽善、愛慕虛榮、好勝逞強、多疑善妒的性格暴露無遺。而透過主教這個典型形象，詩人又為我們栩栩如生地再現了文藝復興時代的雙重面貌：在人性解放的衝擊下，基督教來世觀念和禁慾主義已經土崩瓦解；但同時庸俗的享樂主義和貪婪縱慾的社會風氣也氾濫成災；而對藝術的熱愛和追求之中又夾雜著附庸風雅的因素。與勃朗寧同時代的著名批評家羅斯金在談到這首詩時說：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詩或文章能像這首詩那樣，告訴我們這麼多文藝復興精神——文藝復興的世俗性、矛盾、自滿、偽善、對本身的無知，以及對藝術、對奢華和對精通拉丁文的酷愛。

《凱利班談論塞提柏斯》形式上比較特殊，它雖然也是一首戲劇獨白詩，但不像前面兩首那樣有獨白的物件（聽者），而只是獨白者在特定戲劇情境中的自言自語。獨白者凱利班是莎士比亞名劇《暴風雨》中的怪物，而他所談論的塞提柏斯則是他母親崇拜的大神。凱利班憑藉自己的生活經驗，把塞提柏斯理解為一個殘酷蠻橫、多疑善妒、濫用權力、欺壓弱者而又性格乖戾、不可捉摸的東西。詩歌透過“一個有哈姆萊特的內省力和新教教士的神學的野蠻人”（肖伯納語）的可笑而又合乎邏輯的思考推理過程，向人們闡述了這樣一個哲理：人們事實上是以自己的經歷，按自己的形象來理解或設想上帝的。因此上帝的殘暴乃人性殘暴的鏡子。各個時代都有形形色色的凱利班們，他們把自己的殘暴性質加在上帝身上，像凱利班所做的那樣。至於勃朗寧心目中的上帝是怎樣的，詩中並未涉及，但他曾在給朋友的信中說過：“我決不敢把那些在人身上是屬於非正義的東西加給上帝——絕對不敢，並認為他能懲罰他自己作為動力產生出來的東西。”由此可見，勃朗寧相信上帝是慈愛的，或者，更準確地說，他認為上帝必須是慈愛的，而凱利班之流的上帝恰好是勃朗寧的上帝的反面。

此詩主題原本是很枯燥的，但作者卻能把它寫得十分風趣，使我們享受到喜劇的輕鬆和幽默，這種功夫的確是勃朗寧的一絕。此外，與丁尼生式的優雅相反，勃朗寧的獨白詩好用口語俚語，跳躍性大而句法不完整，並以此塑造有血有肉、帶著野性的人，這也是他詩風的重要特色。

勃朗寧還寫過一些抒情色彩濃郁的獨白詩，在這類詩中，獨白者雖與詩人本人有明顯的認同傾向，但仍包含有虛構的情景和環境，不同於傳統的抒情詩，因此可以答作抒情性的戲劇獨白詩或戲劇獨白式的抒情詩。《失去的戀人》和《荒郊情侶》都屬於這樣的詩作。

愛情家庭

羅伯特·勃朗寧和著名女詩人伊麗莎白·巴萊特的愛情故事，是英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最美的愛情佳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