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難看”的未必不時尚，這就是坎普文化
在美國紐約大都市藝術博物館，每年都會舉辦一場時尚盛典-Met Gala，旨為服飾協會籌集資金，而且它的影響力已經超過了品牌時裝週的曝光度。今年的主題是“坎普：時尚筆記”，汲取自作家蘇珊·桑塔格的<坎普札記>。她在文章中這樣寫“引號裡看到的一切都是坎普，這不是一盞燈，而是一盞‘燈’；不是一位女人，而是一位‘女人’“。
這盛會崛起的背後推手是《Vogue》雜誌的主編安娜·溫圖爾（AnnaWintour），她監管著Met Gala的同時，也在決定人們穿什麼。盛會上的“大秀”不僅是美國時尚界重要的夜晚，更是名人們獨秀的重大活動。參加Met Gala的名人在紅毯上“爆炸性”的秒拍秀，如能夠被框於這純粹的時尚慶典，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非凡的機會。誰抓住了這個主題，誰就是坎普風的繆斯。
”坎普“作為一種跨文化、跨領域、跨性別、跨時代的美學，它是如何誕生出來？
坎普這個詞是由英文“Camp”音譯。在英語語言中，從”營地、陣營、野營“普遍性的字義上，很難理解它與時尚扯談在一起。它的詞源之說本身就很滑頭。英國作家詹姆斯·雷丁·瓦雷（James Redding Ware），女偵探最早的創造者之一，其中他有一本關於異端英語、俚語與短語的詞典著作《Passing English of The Victorian Era》，裡面對“Camp”這樣描述“它可能是從法語動詞‘se camper’中分離出來的詞，法語‘Se camper’表示擺出傲然的姿態-即裝腔作勢。這詞主要用於那些想例外（個性追求）的人。”在我們中文語言裡，“坎普”可以說是現代一種梗文化的新詞彙，用“侃皮”可能更易於理解。“侃”有奪張、逗趣之義，“皮”指代外表。因此，“坎普”這種詞隱含一種錯覺的感知模式，這也就是為什麼常會用引號作為反調。
坎普學者法比奧·克萊託（Fabio Cleto）為此著了本《坎普Camp》，以“怪癖”為主線，討論此文化多層性的議題。在這歷史性的書中，”怪癖“首先理解為女性的形象被作為“戀物”受到男性的注視；又或是喜歡扮演嬌柔造作的“商品化”的女人味角色。第一次出現在1869年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兩位著名的變裝者——博爾頓與帕克（Boulton and Park），他倆的“怪癖”騷動了一場超越性別的曠世奇案。在那處處嚴謹且強制性道德束縛的時代，這兩位曾經被受為美麗、高貴的正派女子，在警探一次次地剝光下，流露出始料不及的真相——他們竟然都是男扮女裝，也就是如今的“變裝皇后”。
在語言世界中，似乎有這麼一種感覺，當詞性之間不斷被轉換運用時，即-副詞轉變形容詞用，形容詞又被另作名詞，那麼，詞的本義就會出現偏差，這點對於一詞多義的英語尤為明顯。英裔美國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於1954年出版了一本名為《夜晚的世界The World in the Evening》，這是有關愛情，迷失和遺憾的準虛構小說。在這部小說上，”坎普“這個詞彙第一次被嚴肅地描寫。書中有個叫查爾斯的角色，被塑造成“高與低”的兩種“坎普”。作家將舊觀念的“怪癖”衍伸為 “高坎普”，這是藝術性地故作單純，或是在風格上不自然地虛張聲勢；將“低坎普”擬化成”一個夾帶娘腔味頭髮蓬亂的小男孩，頭戴一頂帽，圍著一條女式羽毛長圍巾。”
10年後，藝術評論家蘇珊·桑塔格寫了一篇<坎普札記Notes on Camp>，這篇散文一出現，立刻引起學術界的圍觀與討論。於是，“坎普”以現代文化的密碼，解譯出以一種精緻的，最臭名昭著，非政治性的庸俗美感，還有那些俗氣的中產階級表裡不一。巧合地是，20世紀60年代也是波普（民俗）文化的風靡時期，著名藝術家安迪·沃霍爾、羅伊·利希滕斯坦、理查德·漢密爾頓等作品也都被描述成”坎普“美。
2019年Met Gala的主題-坎普：時尚筆記，涵蓋了從“裝飾藝術主義”到“垃圾美學”的一切事物。
雖然蘇珊·桑塔格用了58段札記來解釋坎普，但仍不足以完全地確定坎普的觀念。一位專門研究英國流行文化的歷史學家Andy Medhurst說“定義‘坎普’就如同嘗試坐在圓形房間的某個角落。”策展人就是引用了此語將展覽佈置成環形的房間，並分為兩部分教授坎普美學。
第一部分“坎普”的歷史淵源。
這部分充滿了17世紀歐洲最初“怪癖”的坎普文化。在一個粉紅色狹窄的畫廊中用雕塑、繪畫與信件裝飾著，處於這空間會感到幽閉恐懼，強調“坎普”是19世紀“男同性者間的密語”建立的文化角色。這角色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上面提到著名的變裝者——博爾頓與帕克，他們是早期同性戀關鍵的倡導者。他倆的文化與歷史，在設計師們深思熟慮的創意下，充滿了令人驚訝的時尚瞬間。儘管對有些人來說，有的看起“搞笑”，但最起碼讓人產生了喜悅。我們臉上露出笑容，心裡也跟著有了一絲暖意，這是審美的關鍵點，也是坎普的主要目的。
這兩個演員穿著都是來自美國同名男裝品牌設計師湯姆·布朗 （Thom Browne）顛覆性的作品，戲劇化演繹坎普文化。
設計師Bertrand Guyon為名牌夏帕瑞麗2018年秋冬高定設計的“Ensemble合奏”系列中，兩隻雌雄難辨的火烈鳥面對面的“頭盔”。
亞歷山大-麥昆2017年秋冬男裝系列，有一男士斗篷上繡了兩隻金孔雀，這是汲取自19世紀末唯美主義運動先驅藝術家奧伯利·比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的孔雀裙插畫。這幅孔雀裙受啟於同時代奧斯卡·王爾德的《莎樂美》戲劇，歷史上，王爾德被指控為“同性戀者”，據傳後來他也被迫自認為有“同性傾向”。
舉以上這幾個例子，並不是說”坎普“為同性戀文化，而是這種文化的出現激發了“坎普”美學。作家桑塔格在札記中第51段這樣論述“我不認同坎普的趣味即是同性戀趣味，但這兩者之間有密切聯絡且共通性，這是無庸置疑的。就好比並非所有自由主義者都是猶太人，只是說猶太人的確普遍傾向於自由主義和社會改革。把猶太人與同性戀者相提並論，主要在於他們確實是當代城市文化中的創造性的傑出團體，他們最深刻的影響力都是來自於一種”感性“的創造力。因而，同性戀群體的唯美和超然只是坎普文化的先鋒、趣味藝術的知音。”
第二部分是“坎普”對時尚的影響。
在“俏皮的幽默”與“靈活的風趣”之間，時尚找到了坎普。它的大膽、美化，持有一系列的獨特美學，由表及裡的形式，正是時尚所需。這次Met Gala以法國喜劇家莫里哀的指令碼，先從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與路易十五的華裝豔服，展示時尚的過度行為及至腐敗來體現坎普的基調，接著一路追尋到現代設計。
莫里哀是法國喜劇作家，17世紀古典主義知識分子之一。他從各個側面勾勒出剝削階級的醜惡形象，用高妙的手段將那些被嘲諷的僕人、農民、工匠塑造成正面人物，用觀眾的笑聲使剝削者受到批判。其中，他的偉作之一《可愛的女才子》是以外來者的小姐妹求愛於貴族男子遭拒的諷刺性戲劇，抨擊了貴族們所謂“典雅”生活不過是一種腐朽、敗壞風氣的裝腔作勢。
法國的凡爾賽宮是西方古典主義風格建築之一，它的過分宏大奢華是在路易十四指令下，將原本普通住宅圍繞法式與英式改造成風格化的花園，築造出龐大且過分奢靡的宮殿。宮殿的每一處細節都是在美化國王，突顯出國王凌駕於自然。記得還有一部同名電視劇《凡爾賽》，就是講述路易十四建立這最豪華的凡爾賽宮的傳記。
在路易十四統治期間，他意識到藝術和建築會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便把這兩者作為工具，對國民灌輸中央集權的思想觀念。這觀念也促成了他追求奢華古典的品位，衍生出巴洛克的藝術風格。此風格的特色主要是富麗堂皇的裝飾與雕刻、強烈的色彩、穿插著曲面和橢圓形空間感。它“唯美”的亮點，比如精緻的紋樣、華麗的刺繡、古典的收腰式、寬大的泡泡袖等等，在時尚的輪迴中總會運用並流行著。
時裝設計師作為推陳出新的創造者，能夠看到並想象那些非傳統的事物，他們的風格觀涵蓋了坎普的怪誕、諷刺與眼光。
英國時尚設計師安東尼·普賴斯（Antony Price），受好萊塢黃金時代的啟發，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把嫵媚與華麗的搖滾風帶到了近乎“拜物教”水平。1984年為名模Jerry Hall設計了一款男式白色海軍風的封面形象，感覺有一種”芬蘭的湯姆“，他是同性戀的藝術角色。設計師對此解釋道”我的衣服是以男性的眼光看待女性應該穿什麼，我是一個幻想家，幻想著男人與女人有一樣的想法。“
法國設計師蒂埃裡·穆勒（Thierry mugler），他以怪氣、粗俗的藝術性設計出眾。
還有近年來，設計師傑瑞米斯科特（Jeremy Scott，莫斯奇諾的創意總監）、Demna Gvasalia（巴黎世家的設計總監）、Alessandro Michele（Gucci的創意總監）都傾向於用幽默與諷刺的概念，顛覆過度奢華的時尚。
傑瑞米一直把時裝T臺秀當作是戲劇性的舞臺，把模特視為生活中真人紙娃娃、或是玩偶，又或是幻想中的偽裝者，把人們認為是“壞”的東西轉變為“好”的觀念，這是一種極端主義的時尚宣告。
Gucci的創意總監Michele在2018年秋冬系列的時裝秀上，有幾個模特抱著自己頭顱的複製品昂首闊步走在T臺上。
以上所談的”坎普“僅是其中少量的感悟，到底坎普具體是什麼樣呢？答案其實是多樣性，雖有矯作、輕浮、過度，但又包含了靈活、深思熟慮、尖銳。它存在於不同的理想，有時是惡作劇，有時又有重大意義。總之，它無法被完全確定為某種概念。就如同時尚，總是有一種千變萬化的可能性。
在現代網際網路的作用下，各種不同的社群距離更加被靠近，意味著就會出現多元文化，並接納不同文化美學中撲朔迷離的詼諧、矯作、嗜好。當這些文化間產生兩極分化或是不穩定時，坎普就會脫穎而出，調和這兩者矛盾，助於我們瞭解我們生活的時代。所以在多元化的發展中它越發成為主流，有政治風氣、男同性戀世界、流行元素、高低水平的融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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