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煉朱儁：李雪曼和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的中國繪畫收藏

2013年12月31日是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新館落成開幕的日子。這項耗資近四億美元的擴建工程開始於2005年，八年來，博物館一邊建設一邊整理開放，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對參觀的影響。美國人常說，“把最好的留在最後”，陳列中國古代藝術的新館西翼是最後建成的。

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

開幕那天，美國中西部普降大雪，城市早已被厚厚的冰雪覆蓋，但連線新舊館舍之間的大中庭卻暖意融融，觀眾絡繹不絕，有人甚至從遙遠的芝加哥和費城趕來，慶祝和那些偉大的中國藝術闊別八年後的再次重逢。

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中國館的入口處陳列著一尊金代的木雕十一面觀音菩薩立像

很多國人是在2012年“翰墨薈萃——美國藏五代宋元書畫珍品展”上第一次瞭解到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豐富的中國畫收藏的。位於美國傳統的俄亥俄州工業區，在國人心中，它也就是一座名不見經傳的城市博物館，竟然藏有巨然、趙孟頫、倪瓚、張渥等中國繪畫史上名家的傑作。

趙孟頫《江村漁樂圖》絹本設色，1279—1322

長久以來，中國的近鄰日本一直是海外收藏中國古畫最多的國家。美國人的收藏大約開始於20世紀初，雖然起步很晚，但力度很大，其藏畫的數量和質量今天都已經超過了日本，精品主要集中在波士頓、弗利爾、納爾遜、克利夫蘭和紐約大都會這五座博物館內。五大收藏各有特色，其形成的背後不乏藏家的努力和歷史的機緣。

倪瓚《筠石喬柯圖》紙本水墨，1300

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成立1916年，當時，歐洲正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泥淖中，“光榮孤立”的美國還在享受著令人羨慕的繁榮與和平。六月的索姆河戰役，人類戰爭史上第一次使用了飛機、坦克和毒氣彈等現代武器，歐洲已成為“絞肉機”，但美國人還在興致勃勃地收藏和欣賞著來自全世界的藝術精品。6月6日，一座規模空前的藝術博物館在伊利湖南岸，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市盛大開幕。

張渥《九歌圖》紙本水墨，1361

20世紀初是美國博物館事業發展的黃金時期。一方面美國經濟騰飛，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另一方面，國內所謂的“城市美化”運動方興未艾。“城市美化”不僅是改善城市環境，更著眼於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以當年人口排名全美第六的克利夫蘭市為例，在當地實業家們捐助下，1916年成立了藝術博物館，1918年又組建了城市交響樂團。兩者堪稱雙璧，未來在各自的領域內都取得了世界級的聲譽，不僅成為克利夫蘭的驕傲，也是這座工業城市最為精緻的文化名片。

1915年，美國收藏東亞藝術品的大藏家查爾斯•弗利爾向籌建中的克利夫蘭博物館饋贈了一幅中國古代繪畫。這是一幅絹本圖軸，約六平尺，繪兩隻蘆鴨，一隻呆立岸邊，一隻正在慵懶地梳理著羽毛。古畫以和式裝裱，原本貼於包首的題簽被日本裱工轉貼至裱綾的正面，題簽上有清代書法家、成親王永瑆書寫的“宋徽宗御筆蘆鴨圖”。今天博物館已經認識到，這種略顯呆板和匠氣的花鳥魚禽畫，和趙佶的筆墨相去很遠，很可能是一幅明代的作品，但當年弗利爾確實是將其作為宋畫送給博物館的。

《蘆鴨圖》絹本設色，1400

1933年，克利夫蘭博物館又從日本的山中商社購得“米友仁”款《雲山圖》，畫心近兩米的長卷描繪的是浙江新昌附近的煙樹和山巒。此卷以前也是永瑆的舊藏，流入日本後被羅振玉購得。羅十分珍視此卷，特別邀請日本最著名的兩位漢學家內藤湖南和長尾甲來共同鑑賞，三人都留下讚美的題跋。即便如此，這樣一幅經由名家鑑藏過的力作也並非無懈可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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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友仁《雲山圖》絹本設色，1130

1985年，徐邦達先生曾應邀赴美國的博物館鑑定古畫，他認為《雲山圖》的筆墨可疑。回國後再結合文獻的考據，徐先生斷其為宋元之際的仿作，並不是米氏的真跡。

《蘆鴨圖》和《雲山圖》作為克利夫蘭博物館早期收藏的兩幅繪畫，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美國人的鑑賞水平以及當時的一些收藏特點。博物館和個人藏家都一味追求宋代以前的高古畫，可想而知，他們得到的真跡十分有限。

有一個引人思考的現象，和真假難辨的古代繪畫相比，那一時期，海外收藏的古代雕塑就很少贗品。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與西方傳統對雕塑和繪畫並重的分類不同，在中國古代，雕塑未能進入藝術的大雅之堂，書法和繪畫才是藝術寶冠上最亮的兩顆明珠。

中國的歷朝歷代都重視收藏書畫，但贗品也很多，所以書畫鑑藏成為了一門極其深奧的學問，不僅需要學識、更需要經驗以及技巧。對於門徑初窺的西方人來說，這不啻是一個巨大的挑戰。20世紀前20年，某著名的大學博物館就曾不惜重金購入了很多中國古畫，以後被證明其中很多都是贗品。比較而言，波士頓藝術博物館是成功的，但是在博物館東方部先後主持收藏的是岡倉覺三、富田幸次郎這兩位對中國古代繪畫素有研究的日本人。另外，因為畫作大多購自日本，美國學術界和收藏界對中國古畫的審美與喜好自然受到日本人的諸多影響。

從最早的私人捐贈，到向盧吳公司、通運公司、山中商社等專營東方藝術的古董商主動購買，克利夫蘭博物館的中國收藏得到持續不斷的擴充。早年的藏品中，瓷器數量最多，但中國古代佛教雕刻的水平則較高。例如，東魏天平四年（537年）“高平王”元寧造釋迦像，古樸凝重，風格與青州出土的東魏造像非常接近。

《釋迦牟尼像》537

還有一件雕刻華美的六邊形三層束腰仰覆蓮漢白玉石基座，座上原來有造像，後來佛像雖已不存，但佛座上鐫刻的像銘儲存至今：“大唐貞觀二十一年，梁公造佛像一區，上為皇帝常登安樂，下為房氏子孫祈福……。”像主是唐代初年的宰相——房玄齡。佛像造畢，“主祀者”竟然是他的二兒媳，唐史中鼎鼎大名的高陽公主。藝術和史料價值之外，石座特別的歷史趣味更值得人們仔細玩味。

盧芹齋，三十歲照

1923年，盧芹齋向博物館贈送了一個約62釐米高的石雕佛頭。以後的研究證明，佛頭系盜鑿自北響堂山石窟南洞的主龕，是北齊皇家佛教造像的標誌性作品。盧芹齋經常向美國收藏中國文物的大博物館饋贈厚禮，這體現了他過人的精明。一方面，他是為了和博物館建立良好的客戶關係，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提高某一類文物的知名度，吸引研究者和收藏家的關注。先培養客戶，推高國際市場價格後再大量出手，是盧慣用的銷售手法。

《北齊石雕佛首》高62。2cm，出自北響堂山石窟南洞（刻經洞）東龕

1938年，博物館入藏了一件戰國時期的漆器——彩繪蛇座雙鳥木鼓架，這或許是二戰以前博物館收穫的最了不起的中國藝術品。雙蛇匍匐於地，雙鳥振翅欲飛，其簡潔而有力的線條，誇張又寫實的動物造型，令人為之傾倒，不由驚歎中國古老藝術非凡的想象力。但是，美術史家們對其出處、年代、甚至用途都莫衷一是。

《戰國彩繪蛇座雙鳥漆木鼓架》據稱從湖南省出土，20世紀30年代流失海外，是代表了中國南方楚國文化的傑出藝術作品

直到1965年，謎底終於被揭開：一件造型相似的“虎座鳥架鼓”在湖北江陵的楚國墓葬中出土，人們終於得以確認克利夫蘭所藏的也是一個木鼓架，是中國南方楚地文化的藝術精品。

《虎座鳥架鼓》戰國時期楚國的重要樂器種類

到20世紀50年代初，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的中國收藏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但未來最引以為傲的古代繪畫，只有不到30幅，數量和質量還不足為道。就總體而言，博物館的中國部在當時的美國博物館界還並不突出。如果僅在附近的幾座城市博物館之間相互比較的話，克利夫蘭遠遜於芝加哥，與底特律、辛辛那提不相上下。是李雪曼（Sherman E。 Lee）的到來推動了情況的改變。

李雪曼1918年出生於西雅圖，大學時代在位於首都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學習美國藝術。1941年，年僅23歲的他在克利夫蘭市的一所地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研究的課題是美國近代的水彩畫家。顯然，青年時期的李雪曼並非想從事東方藝術的研究，但造化弄人，底特律藝術博物館的東亞部為這個年輕的博士提供了一份工作，從此開啟了他和古老東方的一生奇緣。

在亞洲雕像前的李雪曼

在同事們的回憶中，李雪曼工作勤勉，精明能幹，有時不免強勢甚至專斷。但所有人都提到了他那雙敏銳和犀利的“慧眼”，無論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西班牙繪畫還是李朝辰砂，李雪曼都能看出許多門道，是一位學貫東西的天才鑑藏家。

太平洋戰爭時，李雪曼加入美國海軍，日本戰敗後去往東京，在遠東盟軍司令部下屬的“藝術和文化遺產部”任職。這個部門的職責是摸清日本的文物家底，調查並註冊包括皇居在內所有公私機構和個人收藏家手中的重要文物，為擬定中的《文化財產保護法》確立“國寶”和“重要文化財”的具體標準。

對於李雪曼來說，這實在是一個眼界大開的學習機會。兩年多的時間裡，他一邊調查一邊研究，過眼了日本人收藏的大量中國古畫，其中很多都是精品。未來讓他大顯身手的眼力就是在這個時期鍛煉出來的。更為重要的是，調查使李雪曼結識了日本的許多私人收藏家和古董商。

董其昌《青卞圖》紙本水墨，1617

在1947年3月的季度報告中，李雪曼特別提到他對東京、大阪和京都十家古董店的調查：中國文物的交易非常活躍，很多是近年“進口”的；但對於特別珍貴的重器，買家們也在儘可能地迴避，因為害怕遭到中國政府的索還。熟悉近代中國文博歷史的讀者應該瞭解，1946年王世襄先生奉派去日本調查並追索被掠奪和竊取的中國文物，但處處碰壁，寸步難行。中國政府失去了作為戰勝國向日本追討文物的大好良機，實在令人遺憾。

董其昌《青卞圖》區域性

1948年李雪曼回到美國，先在西雅圖藝術博物館擔任副館長，1952年轉入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擔任東方部主任。在他的努力下，博物館的中國部得到了很大的擴充，從館藏的邊緣逐漸地成為了全館的重要核心。對於很多美國博物館可望而不可及的中國古代繪畫，李雪曼著力最多。

董其昌《仿黃子久江山秋霽圖卷》紙本水墨，1624—1627

但是，作為一個西方人，李雪曼只會從視覺上進行藝術的分析，這對於中國古畫的真偽鑑定來說是遠遠不夠的。他自己並不諱言，西方人即使再努力也無法達到一位嚴謹的、學有所長的中國鑑賞家的水平。所以他請來一位得力助手——旅美華人藝術史家何惠鑑先生。何先生早年就讀於嶺南大學，得到過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的指導，畢業後赴美國哈佛大學攻讀藝術史，獲得中國歷史和亞洲藝術的雙碩士學位。

李成《蕭寺晴巒圖》絹本設色，111。4cm x 56cm

何先生史學功底深厚，對印鑑和題跋素有研究。為鑑定巨然的《溪山蘭若圖》，何惠鑑發現此畫和納爾遜博物館收藏的李成《蕭寺晴巒圖》上都蓋有北宋“尚書省”的收藏印，由此考證出當時國家管理圖書繪畫的一些基本史實。北宋初年，朝廷的藏畫一部分存於皇宮中的“內府”，另一部分存於中書省管理的“外秘”。宋徽宗時，“外秘”的圖書交由秘書省管理，而秘書省是尚書省的下屬，所以《溪山蘭若圖》上加蓋的“尚書省印”只在1083—1126年這段時間內短暫地使用過。要論證《溪山蘭若》是否為巨然的親筆，目前雖然無法找到絕對的證據，但根據何先生的研究，古畫年代的下限被定於北宋末年應該是沒有爭議的。

《溪山蘭若圖》絹本水墨，185。4cm x 57。6cm

畫面右上題有“巨五”二字，被認為是五代畫家巨然的作品，為六幅通景屏風中的第五幅

何惠鑑對著名的《摹周文矩宮中圖》也頗有研究心得，他認為卷中所繪的80個人物其實出自幾位畫家不同的手筆。《宮中圖》本來是民國大藏家張珩的舊藏，20世紀20年代從張氏手中流出，被畫商切割成四份，分別賣給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美國藝術史家貝倫森（以後被捐贈給哈佛大學，現存義大利佛羅倫薩哈佛大學文藝復興研究中心），以及一位英國的私人收藏家（以後被大都會博物館購得）。其中，賓大藏卷因為有李公麟的外甥張澂的長篇題跋，所以對研究此畫的流傳歷史最為關鍵。

《摹周文矩宮中圖》（區域性）絹本設色，28。3cm x 168。5cm

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所藏的這一部分，繪有二十二個人物，因帶有李公麟外甥張澂的長篇題跋，又稱“題跋卷”

20世紀70年代末，賓大將其轉售給克利夫蘭，何惠鑑的研究就是從題跋入手的。李雪曼與何惠鑑的配合常常被人稱道，在李雪曼擔任館長期間，何氏一直擔任中國部主任。1983年李卸任後，何惠鑑隨即離開克利夫蘭，去納爾遜博物館繼續他的中國書畫研究。

1952年，來克利夫蘭博物館擔任中國部主任不過數月，李雪曼就把張大千舊藏的一幅金代山水畫力作——《溪山無盡圖卷》收入囊中。這是一幅清潤淡雅的平遠山水，圖中山巒疊嶂，溪水連綿，小橋細路，水上葉舟。畫上蓋有大千先生的17枚鑑藏章，足見是心愛之物。此畫以三萬美元的天價購自德裔猶太人古董商侯時塔（Walter Hochstadter）。

金佚名《溪山無盡圖卷》（區域性）

這幅山水畫力作在入藏克利夫蘭之前，曾被葉恭綽、張大千先後收藏

就在數月前，侯時塔賣給王己千十張一套的八大山人冊頁，售價不過1250美元。能夠一擲萬金而在所不惜，因為李雪曼擁有著克利夫蘭博物館雄厚的財力支援。20世紀50年代，博物館連續收到幾筆大額捐款，其中僅本地慈善家漢拿一人就捐出3400萬萬美元，價值相當於今天的2。7億美元。1958—1983年李雪曼擔任館長期間，克利夫蘭博物館的經費在全美的排名始終處於第二或者第三位。

八大山人《仿郭忠恕山水圖》紙本水墨，1626—1705

當年克利夫蘭市的報紙上出現過這樣的通欄，“李雪曼準備投入百萬美元競買某男爵的遺產”，標題下是李雪曼自己志得意滿的大幅照片。有強大的經濟作為後盾，李雪曼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為博物館進行採購，克利夫蘭博物館令人羨慕的中國古代繪畫收藏就是在這30年中逐漸成形的。

有意思的是，在公開媒體中很少有關於博物館購買中國古畫的詳細報道。今天，重要的作品大多由知名的拍賣公司進行公開拍賣，然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之前，中國畫的收藏一直延續著以古董商為主導的古老遊戲，有實力的畫商雖然是二戰後崛起的新人，和過去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卡洛（Frank Caro）是盧芹齋死後盧吳公司的接辦人和經營者，德國人侯時塔早年是盧吳公司的夥計，以後自己獨立創業，法國人杜伯秋（Jean-Pierre Dubosc）駐華外交官出身，後來成了盧芹齋的女婿。以上三位，加上東京的程及和紐約的王己千，是克利夫蘭藏畫最主要的來源，李雪曼和他們都建立了私人的友誼。這是一個很小的圈子，遵奉的是傳統的遊戲規則，資源有限，收藏者卻很多，只有做一個“圈內人”才能搶得先機，買到真正的精品，李雪曼深諳此道。

20世紀70年代以後，蘇富比和佳士得這樣的國際拍賣行越來越深地介入到中國古代繪畫的交易中來。1971年，蔣諤士“青霜館”藏畫的大拍廣受矚目。李雪曼自然積極參與，為博物館買下了吳鎮的《草亭詩意圖卷》等多幅元、明時期的力作。另外，李雪曼還是小洛克菲勒、顧洛阜、安思遠等美國私人大藏家的主要顧問，他深信，這些重要的私人收藏早晚都是會回到博物館中去的，而事實正是如此。

吳鎮《草亭詩意圖卷》紙本水墨，1347

在傳統社會，私人收藏的聚散原本尋常。但隨著現代博物館的興起，情況也就發生了改變。一位美國學者曾如此感慨：李雪曼的成功是後人所無法複製的，因為他抓住的是中國繪畫從大規模流散到再次聚集的最後一次機會。流傳有緒是中國繪畫鑑藏的核心之一。

由於1949年大陸局勢的變化，民國時代的很多顯貴紛紛離開，許多重要的繪畫收藏也隨之被轉移到了海外，促成了香港和日本文物市場的空前繁榮。許多名家的舊藏幾經輾轉，最後來到克利夫蘭，其中就有翁同龢、羅振玉、張大千、張珩、譚敬、葉公綽、吳湖帆等等。

克利夫蘭博物館收藏中最精的，大多是元明兩代的繪畫。李雪曼著作等身，撰寫過很多關於中國古代藝術、尤其是元代繪畫方面的論著。20世紀50年代以後，美國的收藏界和學術界越來越多地重視宋代以後中國繪畫，這和李雪曼的推動是密不可分的。研究中國的“晚近繪畫”後來還成為中國學界一個熱門的新學科。

夏葵《嬰戲圖》絹本設色，1508

李雪曼本人很少在大學中授課，但他和高居翰、李鑄晉等人一起，被視為這個學科的奠基人。1973年，由博物館專家和大學教授組成的美國考古代表團應邀來中國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一個來華交流的美國學術代表團。李雪曼擔任代表團團長，團員中有高居翰、史克門、羅覃等人。近一半的團員都對中國古代繪畫素有研究，他們每到一地都希望去博物館中看畫，這讓中國方面的接待人員大感驚訝。他們的要求基本上都得到了滿足。

1980年，納爾遜博物館和克里夫蘭博物館聯合舉辦了名為“八代遺珍”的中國古代繪畫精品展，這是有史以來在西方國家舉辦過的規模最大的中國古代繪畫展覽。開展前，李雪曼為《北俄亥俄州生活雜誌》撰文，暢談了自己研究中國繪畫的心得和感想。

我為什麼熱愛中國繪畫？為什麼會以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歲月去研究和介紹她？中國文明源遠流長，中國繪畫體現的是中國人的藝術和學術傳統，理應得到西方人的理解和尊重。……在研究中國繪畫的求知之路上，我獲得了無與倫比的快樂，能夠有機會去了解人類文明的這一偉大成就，真是人生中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