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建立以後，君臣關係的特點以及表現有哪些？

導語：隋朝建立以後，君臣關係的特點以及表現有哪些？

在奉行以專制主義皇權為中心的古代社會，君臣關係是國家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短命王朝，隋代的君臣關係有其獨有的表現。為了維護絕對權力，君主猜忌可以說是皇帝的一個共性，但隋代君主的過度猜忌確實十分突出。從臣下的角度來說，隋代大臣的時有反叛也是十分引人關注的。而諸多歷史人物、古今學者對於隋代君臣關係也是有很多的評價和分析。

《隋書》的編纂者認為隋文帝“天性沉猜”、“過於殺戮”，而且“其草創元勵及有功諸將，誅夷罪退，罕有存者”。《隋書》的編纂者也認為隋煬帝“猜忌臣下，無所專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而族滅之”又“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為敵國”。唐太宗曾評價隋文帝說：“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恆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

”他也認為隋場帝“性好猜防”又“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再加上“仁義不修，而臣下怨叛故也”此外，唐太宗還曾說：“化及與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也？”率文字認為是由於“玄感、化及之徒，並小人”的緣故導致了他們的反叛。魏徵曾對唐太宗說：“臣聞煬帝不信齊王，恆有中使察之……父子之間且猶如是，況他人乎！”陳叔達也曾說：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

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評論隋文帝“畜疑御下，變夷有功於己者不遺餘力矣”。而關於隋煬帝，王夫之認為其“忌天下之賢，而驅之不肖，於是而毒流天下，則身戮國亡”。趙翼在《廿二史割記》中認為隋文帝“以詭詐攘位”，又古來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婦翁之親，值周宣帝早租，結鄭譯等，矯詔入輔政，遂安坐而攘帝位……隋文猶假周之國力，不半載珍滅之。於是大權在手，宇文氏子孫以次誅殺，殆無遺種。”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認為隋文帝大肆殺戮周宗室諸王，而他自身卻“為其子廣所斌”。不僅如此，楊勇及其諸子也“皆為廣所殺”。

胡如雷先生認為隋文帝“以試君、政變方式達到了以隋代周的目的。他即位後自然會千方百計地防止再上演由陰謀詭計醞釀而成的政變，猜防過度終於造成了多疑的政治心理”同時“最高統治者是出於鞏固政權而對臣下猜疑，過度猜疑卻反過來成為臣叛君的催化劑，政權由此反而更加不鞏固”。韓申先生認為“對隋朝滅亡發生重大影響的應數楊玄感起兵和宇文化及等殺隋揚帝事件”同時他也認為隋文帝“出於對政治陰謀得防範，朝臣之間的交往經常受到監視，動輒成罪……至於諸王與大臣的交往，最為犯忌”氣此外，韓申先生還認為隋文帝“對關腿勵貴的防範相當明顯”，而他“對關晚動貴的抑制，險些釀成激變”胡戟先生也認為“關晚集團中一批軍事貴族世家實力強大，有機會就搶皇帝位子，內部爭奪激烈”。汪錢先生也認為“場帝駐踢江都之時，朝廷之中南人與北人嫌怨久著”而“復于丹陽築宮，宜其啟關中效果之猜疑，而致宇文化及等之殺場帝也”。

筆者以《隋書》為主要史料，統計列傳的人物共有人。在這人當中，關晚人士有人、山東人士有人、江南人士有人，其中受到隋代統治者猜忌、反叛或有反叛意圖的有人，大約佔到總體人數的。透過這一統計數字可知，隋朝大臣當中幾乎三、四個人裡便會有人受到統治者的猜忌、反叛或有反叛的意圖。這就在某種程度上說明，隋代君主與臣下的關係並不十分和諧。諸多歷史人物、古今學者關於主上猜忌臣下、大臣時有反叛的評價大體上是正確的，而這種不和諧的君臣關係可以看作是隋代政治的一個特點。因此，基於隋代政治的這一特點，我們可以將隋代君主猜忌臣下、臣下時有反叛的君臣關係概括稱為“主忌臣叛”。

隋代君臣關係呈現出了一個特定的走勢，即關隴人士中，隋朝宗室受到猜忌、反叛或有反叛意圖的比例最高，宗室以外的關晚人士次之，而山東、南方人士所佔的比例卻相對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