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繪賀年卡，祝福聲中過新年 | 唐吟方

最近省廬兄簡我一枚手繪賀年卡，那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龔易圖的曾孫女龔世潤（1926-2015）畫的賀年卡（上圖）。一面是設色枇杷，另一面是自書詠枇杷詩。小小的賀卡，精心結撰，一字一畫，傳達一位名門閨秀的錦繡藝心與詩心。後來這枚賀卡由王孝瑩（1904-2007）題簽發出（下圖）。王孝瑩，龔禮逸（1902-1965）的夫人，龔世潤的母親，清代狀元王仁堪的後代，亦是福州有名的才女。龔禮逸王孝瑩夫婦及女兒龔世潤同為福建省文史館館員，一家三口同聘入館，在福建文史界絕無僅有。一紙賀卡彙集龔家兩代才女的丹青墨跡，十分難得。

郵寄賀卡是進入手機時代前人們最常見的拜年方式，藉此傳遞問候，遙寄感念，表達祝福。

整個八十年代是賀卡大流行的年代。每當一年將盡一年又來之際，人們湧向書店或百貨商店選購賀卡，在上面寫上三言兩語，以寄遠人。賀卡上的字，紀錄下那代人的精神風貌，也映照出那代人的樸素情懷，往後手工書寫伴隨著賀卡形式的轉世成為絕響。

那時，我最羨慕那些在新聞出版界的朋友，藉憑工作上的便利，近水樓臺先得月，總可以向遠方的朋友們遙寄一份寫在賀年卡上的問候。而有些有書畫專長的朋友也發揮自己的優勢，手工繪製賀卡，成為眾多賀卡中的另類。當時只是適應時節的文化用品，到了如今，我們才發覺手繪賀卡的可珍，它們常常是孤品，而且數量偏少。如果碰上賀卡的繪製者是名人，我相信可以把它們當作藝術品看，不僅僅是我們曾經寄託過某些情感與某個時代相關聯的物品。

眼前的這枚龔世潤詩畫相聯的小賀卡，當然也是那個時代遺落的一葉碎影，詩畫書法隱現一位名門閨秀的文化教養。筆墨安靜從容，散發著淡淡的書卷氣。捧在手裡反覆展觀，不由得擊節稱好。

關於自制賀卡，我聽說過同在福州生活的另一位世家公子沈覲壽（1907-1995），逢年過節也熱衷於自寫吉語，分寄給投緣的親友。甚至福州城裡與他打過交道的書畫商也能接到他寄的賀卡，分享他的文墨因緣。按今天的說法，這個世家子弟的做法頗接地氣，上交下接，平易近人。不妨也可以視為沈先生對粉絲的呵愛，一紙相遞，寄予了多少細緻的體貼和溫暖，難怪沈先生在福州的名氣那麼大。我們可以稱賞沈先生的情商，也可以說，那時的賀年卡在傳遞人們的情感時，扮演了多麼重要的角色。

前一陣子，若谷兄送我一本宋省予畫冊。閒來翻閱畫集，我看到宋先生生前也畫過不少賀年卡，寥寥數筆，風神全出。他當年那麼愛畫賀年卡那樣的小品（上圖），想來一個原因是他的手繪賀卡招人喜歡，畫家懷有一顆仁心，隨意點染，權作筆墨骨肉。衡量一個畫家的藝術水平，固然要看大作品，但小品往往更易透露性情。

寒舍藏有白蕉夫人金學儀（1910—2008）的畫梅賀卡（上圖），也成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據白蕉弟子蔣炳昌回憶，那個時候金先生經常收到各地寄來的賀卡，為報答親友，已有幾十年未動筆的她重拾舊技，畫梅為箋，溢而為賀片。原來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金先生就與夫婿白蕉聯手以“白蘭金梅”應世。荒疏幾十年後，稍加練習，畫筆猶復舊時風采。大多畫在一小方塊宣紙上，畫成後貼於硬紙板，署名鈐印。但見鐵骨奇崛，寒蕊孤俏，略施粉黛，筆下的梅花亦見金先生的為人。以賀卡名義出現的寒香圖，是這位奇女子留給世人最後的一道翰墨奇光。

旅美學人王方宇（1913-1997）那個時候自制的賀卡，乃是一張A4紙，中央以線勾出中式立軸，大約仿自李漁《閒情偶寄》插圖的形式，立軸上集曹全寫“恭賀新禧”，落款以王先生和夫人沈慧女士的名義。這是海外老一輩華人中國情結的流露。後來這種賀片用完了，我收到過他採用影印件的賀片。就其性質而言，與其說是賀片，倒不如說是賀箋貼切。迢迢相遞的一紙，好像又回到了中國舊時文士之間賀箋的模樣。

省廬問我今天還有沒有人寫賀卡，我並不清楚整體情況。就我接觸到的，藝術史家劉濤先生還保留著老習慣，每年新年來臨之際，一定會預留三二日，上琉璃廠購花箋選雋語寫賀箋，吉語一二，送出的是祝福，留下的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元氣。

當我們感慨手機帶來的便利時，是否想到現代通訊工具導致的與過去的隔膜？比如書信，比如更小眾的手繪賀卡。今天，每當新年的鐘聲敲響時，手機的軟體裡也會有“電子賀卡”供人們選用。從形式到賀詞，往往華貴氣派，只要動一動手指，就會以你的名義出現在親友面前。我不清楚別人怎樣看待這種電子賀卡，從我的內心，是非常拒絕這樣的賀卡的。

懷念消逝的賀卡，也許是在乎賀卡背後的那個純真時代。

那時的文化沒有那麼多“替身”，每個人都真誠地面對這個世界。

2021年8月13日北京北七家雙桂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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