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故事｜尋絲十年——從考古最新發現“河洛古國”說起
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馬黎
「引子」
5月7日，有一條考古新聞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佈了“雙槐樹古國時代都邑遺址階段性考古成果”。
雙槐樹遺址在哪裡？它位於黃河南岸高臺地上、伊洛匯流入黃河處的河南鞏義河洛鎮。據新華社報道，“確認其是距今5300年前後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遺址，專家建議命名為‘河洛古國’。雙槐樹遺址的發現，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
根據2018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公佈的成果，人們用考古發現實證了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並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程序的核心與引領者。
而探源工程也實證了中華文明的總體特徵，12個字：延綿不斷、多元一體、兼收幷蓄。
這12個字用什麼來體現呢？比如我們很熟悉的玉器（礦物）、漆器（植物），以及絲帛（動物），這三種物質，是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階段的原生形的標誌。
但是，絲不如玉器，它是有機質，很難在地下條件儲存，且年代越早，越難尋覓絲綢實物，研發新的科學認知方法和技術是當務之急。而雙槐樹遺址的發現，再次引發了人們對絲的尋找。
周暘手裡的小毛刷停了下來。
在距離雙槐樹遺址100多公里的汪溝遺址，這位來自杭州的美麗的女科學家蹲在出土的甕棺前，停止了清理，心跳得很快。
汪溝遺址出土的炭化絲織品
2019年末，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趙豐，以及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中國絲綢博物館）主任周暘，在鄭州釋出了一個訊息：
中國絲綢博物館（簡稱國絲）的研究人員在雙槐樹遺址周邊的汪溝遺址出土甕棺的嬰童頭蓋骨附著物和甕底土樣中，發現了距今5000多年的桑蠶絲殘留物。
這是迄今世界範圍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絲綢實物，表明當時兒童用絲綢包裹下葬。
2019年底中國絲綢博物館在鄭州的釋出會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馴養家蠶、繅絲織綢的國家。但是，絲綢究竟源於何時？起於何地？一直是難解之謎。
從2010年10月開始，國家文物局批准以中國絲綢博物館為依託單位設立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尋找絲綢起源”，成為國絲女科學家周暘和團隊的“人生目標”。
這10年，她們在黃河流域找，在長江流域找，她們發現，至少在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我國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齊頭並進，都已出現了絲綢的曙光。
但是，那個最早最早的“絲綢之源”，依然籠罩在歷史的迷霧中。
（一）
汪溝和雙槐樹什麼關係？
在5月7日的釋出會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主持人、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這樣說：“雙槐樹是一處經過精心選址和科學規劃的都邑性聚落遺址，周邊的青臺、汪溝和洛陽的蘇羊、土門等多個遺址，特別是西山、點軍臺、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組成的城址群，對雙槐樹形成拱衛之勢。”
但一開始，周暘和同事鄭海玲找絲綢的目標，不是汪溝，而是隔壁的青臺村。
1983年，河南鄭州滎陽市青臺遺址的甕棺葬中曾經出土了絲綢殘痕，距今5500-5300年。但是，絲綢的原材料是蠶絲，一種生物高分子材料，容易受多種因素影響而降解，且年代越早的證據越難尋覓。青臺村發現的羅織物就是如此，出土樣品很少，絲綢殘痕碳化非常厲害，等於沒有留下實物標本。
“既然1983年在甕棺裡找到過5000年前的絲，我們非常有信心能夠再找到，這需要更為深入而持續的探尋和研究。”
2014年10月20日，細雨濛濛，周暘第一次來到青臺村。眼前的鐵門半掩著，鏽跡斑斑。這裡正是1983年發現絲綢的青臺遺址工地。
2014年，周暘來到青臺遺址考古工地。
更為明確的目標，依然是甕棺葬。
絲綢，最初並不作為普通的服飾材料，在古人觀念裡，它是在人靈魂昇天的過程中一定要用到的載體，最初用於包裹屍體——作繭自縛，靈魂昇天。
趙豐說，甕棺葬有甕作為保護。考古發掘一般很難發現葬具，而甕很容易發現。大量甕棺葬用於夭折的小孩，拿絲綢裹著，放進甕裡，大小不一樣。“一個甕棺葬的墓地會有上百個甕，所以我們覺得這裡發現絲綢的機率比較大。”
但眼前的景象，讓雨中的周暘有些失落。
屋頂快倒了，20世紀80年代的考古工地幾近荒廢。一位工作人員說，部分已經是機耕地，如果是甕棺肯定都壓破了，找到絲的可能性或許不大了。
2014年的青臺遺址
青臺遺址尚未全面揭露，考古發掘早已停止，她並沒有看到甕棺。
回到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周暘負責清理此前在青臺遺址出土的甕棺，但沒有什麼發現。她看到走廊上擺著很多套箱，工作人員說，裡面是汪溝遺址發現的甕棺。
2014年周暘拍到的甕棺套箱
汪溝？她們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汪溝遺址，離青臺遺址30多公里，不算遠，位於河南省鄭州滎陽市城關鄉汪溝村南約500米的崗地上，是仰韶時期一處擁有相當人口規模的區域性中心聚落，也是滎陽地區眾多聚落遺址中最為中心、面積最大的一處仰韶時代聚落遺址，對於認識新石器時代社會內部結構、人口地理分佈區域、氏族形成和發展及文明起源有較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顯然，它的“級別”比青臺高，包括青臺在內，汪溝遺址的周邊，目前發現了十多處仰韶時期聚落遺址，有青臺、點軍臺、秦王寨、陳溝、楚灣、方靳寨、新溝、滿溝、趙寨、任河、北頭、后王等。
周暘問：汪溝怎麼會有這麼多甕棺放在這裡？
工作人員說，因為修高速公路，考古隊員對汪溝遺址做了搶救性發掘，當時，遺址還沒有完全揭露，也發現了大量甕棺，套箱回來後，就放在研究院的走廊裡。
周暘並沒有放在心上，拍了一張照片，又去遺址上走了一會兒，便回杭州了。
2015年，為了籌備“絲路之綢：起源、傳播與交流”展，5月18日，周暘負責到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借展品。借的，就是1983年出土絲綢殘痕的甕棺。
“可惜沒有最早的絲綢實物了，這些甕棺還有很多，應該還能找到絲。”她對研究部主任說。
她想，青臺遺址的發掘既然已經停止，不如再申請一次。
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中國絲綢博物館和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申報了國家文物局
“尋找中國絲綢起源”
為主題的考古專案，
學術目標就是尋找絲綢起源。
2017年以來，國絲專業技術人員多次赴鄭州仰韶文化遺址開展工作，範圍也擴大了，包括汪溝遺址、青臺遺址和雙槐樹遺址，這些地處鄭州仰韶文化聚落群，是研究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核心地區之一。
但團隊心心念念想找到絲的地方，依然在青臺。
（二）
2017年7月10日，暴熱的下午，周暘和鄭海玲又一次奔到青臺遺址。此時，遺址已全面揭露，出土了很多甕棺。
2017年的青臺遺址，已經全面揭露，能看到甕棺
技術人員取樣後清理，依然沒有發現任何絲的蹤影。
在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員再次提議：
青臺可能真沒有什麼了，不如看看汪溝的甕棺？
她在2014年見到過的那批套箱的甕棺，依然放在原地，原封不動。
周暘和工作人員從走廊上隨機選了兩個甕棺，抬到室內，開始清理。
開箱
開啟，兩個甕棺已經很破了。
清理第一個，沒有發現。
她們開始清理第二個甕棺，編號W12，出土時，坑口距地表120釐米，橢圓形，長0。86，寬0。4，深0。4米，像一個尖底的水桶，上面蓋著一個平頂的蓋子。
清理W12
作為葬具的甕，其實是一隻陶罐和尖底瓶的組合，都是實用器，陶罐大小和臉盆相近，尖底瓶尺寸和水桶相似，相對放置於坑底。罐在西，尖底瓶在東。
汪溝遺址發現絲織物的甕棺
周暘和鄭海玲蹲在套箱兩端，拿著小毛刷，一點一點清理。它質地較松，包含有料礓石、燒土塊及碳屑等。
但，她們想找的，“一直看不出來。”
清著清著，土裡出現了一點黑色，很像紡織品的痕跡。
兩人捧著它，看了好一會兒，這點黑，讓她們很激動，“真的很像紡織品，亮晶晶的。”
再看一會兒，發現不對——還沒有到骨頭的地方怎麼會出現紡織品呢？
不是絲，只是甕棺上的煙炱。“因為甕是煮過的，使用後，陶器上有印痕，也就是煙炱痕跡掉了下來。”
虛驚一場，又有那麼一點小失落。但清理仍在繼續。
周暘和鄭海玲現場清理汪溝遺址出土甕棺W12
土中，出現了夭折小孩的頭蓋骨，小小的，破得非常厲害。
“一定要注意頭蓋骨附近，絲綢一定是包頭的。頭蓋骨清理一層，取樣一層，從外到內，層層梯度。”周暘一邊清理，一邊小聲囑咐海玲，一清理，就是不可逆的，要小心再小心。
小刷子清理甕棺
小刷子來到了頭蓋骨附近，土有點硬，出現了一塊比小拇指甲蓋還小的東西，一點都不黑。
周暘發現，這一塊土有點異樣。不管怎麼樣，先提取，繼續清理。
很快，同樣有異樣的土樣，清理出了三塊，都在頭蓋骨部分，編號5、7、8。
W12甕棺取樣點，5、7、8三個點發現了桑蠶絲
她們繼續往腳部清理，沒有發現，但也發現了一層黑色，周暘推測應該是糧食，人們希望早逝的孩子在天上衣食無憂。
三塊土樣，一碰就碎，周暘把它們帶回了實驗室。
國絲的科研人員為它們做了成套“體檢”：紅外、氨基酸監測……
可是，依然沒有任何發現。
它們又躺在了電子顯微鏡下，只有10微米左右，紡織品有機質基本流失，只留下碳化的痕跡，看上去就像土。
三塊“異樣的土”
繼續看。
根據碳化痕跡孔隙和電子顯微鏡觀察，透過對碳化紡織品的形貌、組織結構的分析，科研人員在“土”裡發現了兩種碳化紡織品——平紋織物和絞經織物。
“或許是這隻甕棺擾動得不多，依然保留著纖維的痕跡，還能分辨粗細，這是一個證據。而從形貌上來看，絞經組織也是一個絲的證據。”周暘說。
有戲。
碳化纖維掃描電鏡圖
（三）
一切並沒有結束，還不夠實錘。要最終坐實它的真實身份，國絲放出了大招。
科研人員取土樣掉下來的“渣”，送去做一種紡織纖維材質鑑定新技術——酶聯免疫分析技術。
聽起來很專業，其實秒懂。
這是國絲和浙江理工大學共同研發了一種技術，像驗孕棒一樣的試紙，一測就知道，陰性，沒有絲，陽性，有絲，用專業說法，這種方法有“特異性”。
可以說，酶聯免疫檢測技術相當於絲織品的“驗孕棒”，就是為了驗證這些年代久遠的紡織考古樣品而生的，它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特異、快捷、有效的纖維材質鑑別方法。
試紙一驗，桑蠶絲！可以確定絞經織物的纖維材質就是桑蠶絲，再結合組織結構分析結果可以明確，甕棺中發現的絞經織物為羅織物。
甕棺絞經組織（區域性）
羅，南方人熟悉啊。杭州就有杭羅。
羅的特點是疏鬆多孔。許慎在《說文解字》裡說，羅，以絲罟鳥也。意思就是經線的起絞，經線之間要“搞一搞”達到“起絞”的效果。
周暘說，一般我們經線都是通直的，比如杭羅是是緯線起絞，相對容易實現。但絞羅是經線起絞，就會形成孔狀的結構，這種結構一多，這塊織物就會顯得輕薄透氣。紗羅就是很適合夏天的服裝面料，南宋時期的南方人很喜歡。陸游在《老學庵筆記》裡形容它：舉之若無，裁以為衣，真若煙霧。
周暘覺得非常神奇，我們現在要織絞羅，都很難，必須用到織機，因為經線是預先佈置在織機上的，要透過絞經機構一次一次地把經線絞過來絞過去，很容易把經線絞斷。一旦絞斷了經線，就無法織造了，所以這對絲線的要求也特別高，要有強度，還要有韌度。
“但我相信當年不可能用織機，一定是手工。”這說明5000多年前這裡有一個生產中心，有那麼一群人掌握了生產技術，“不能小看古人，一定有我們所不知道的方法，他們掌握了獨門秘籍，專門生產絞羅。我的終極目標，是找到那個生產中心，類似良渚的中初鳴制玉作坊。”
更重要的是，這次汪溝的發現，和1983年在青臺遺址的出土的絲織品屬於同一種織物型別。
同時，她們還在頭蓋骨的附著物裡也檢測到了蠶絲的殘留資訊，表明當時小孩用絲綢包裹下葬。
頭蓋骨上也監測到了蠶絲的殘留資訊。
實錘無疑了。
2019年6月，他們繼續回到汪溝開展工作。結果，在5個甕棺中有4個又發現了碳化紡織品，再加上2017年的首次發現，迄今為止，國絲在汪溝遺址清理的7個甕棺中有5個發現了碳化紡織品，距今5000多年。
“汪溝遺址絲綢的發現明確了早在5000多年前，中國就存在絲織品，而且具有一定的廣泛性。”周暘說。
這，也是迄今世界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絲綢實物。
（四）
那麼，這是否就是絲綢的起源？
請注意“迄今”二字。
趙豐說，絲綢起源於何時，還需不斷探索和研究。隨著檢測技術不斷最佳化，更簡便易行，國絲將在鄭州仰韶文化聚落群以及史前遺址中開展更廣泛的提取和檢測，以期勾勒出這一地區的絲綢起源分佈圖和探尋年代更為久遠的絲綢，將絲綢起源不斷向歷史深處推進。
“20世紀80年代，人們找到5000多年前的絲綢，而我們現在又在黃河流域找到了絲綢實物，絲綢文明是伴隨著中華文明產生的。我們可以很自豪地說，絲綢伴隨著中華文明五千年從來沒有遲到也沒有早退。絲綢從古走到今，何為史詩般的過程，絲綢便是。”
“但是，我們一定還能找到更早的。”周暘最近已經在準備，去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做一次流水線的取樣，還要去更早的大河口找。
2013年以來，雙槐樹遺址發現了仰韶文化中晚階段三重大型環壕、封閉式排狀佈局的大型中心居址、採用版築法夯築而成的大型連片塊狀夯土遺蹟、三處經過嚴格規劃的大型公共墓地、三處夯土祭祀臺遺蹟等，並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晚期完整的精美彩陶及與絲綢製作工藝相關的骨針、石刀、紡輪等。這是一處距今5300年-4800年的超大型聚落，是目前所知仰韶文化晚期階段的最大中心遺存。
2020年4月28日拍攝的雙槐樹遺址。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李安攝
2018年，周暘擴大了取樣範圍，第一次去雙槐樹遺址。
確實有王者之氣。她站在高臺上，可以俯瞰黃河和洛水。
滿眼都是甕棺。她清理了兩個，“但有點絕望。”
“儲存得很差，不僅差，而且考古出土時間太久了，它們一直暴露在外面，打開了很多年，為了保持表面遺存，又不停地灑水、灑水，就算有絲也很難發現了。”周暘把希望放在那些沒有開啟過的甕棺上，她非常自信，“一定有絲，一定有絲。只要有，哪怕它爛成泥了，爛成灰了，我們也要盡力去找。”
2014年周暘在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當然，周暘的尋找目標不止是黃河流域。在長江流域，她還要去三星堆，以及繼續去良渚遺址找。
“良渚肯定有。良渚的植物考古中發現了桑樹的花粉孢子，說明已經具備了絲綢的物質條件——化干戈為玉帛，有玉，一定會有帛。我們也會去遼河流域、淮河流域，伴隨著中華文明的起源，我們要找絲綢起源。”
她還有一個最終目標。透過研發，資源調查，透過各國學者的合作，最終找到絲綢在全球化的程序——這是一個全球化的學術命題。
“如果再有野心的話，我們還要做一個紡織全球化的程序，也就是絲、毛、棉、麻。絲是中國的，毛是兩河流域的，棉是古印度流域的，麻是埃及。四大文明對應著四種天然的紡織纖維，形成四種不同的紡織文化圈，在人類全球化的過程中，衣食住行——紡織為首，紡織品的全球化，是潛移默化地往前推進的。比如絲綢源起東方，順著絲綢之路往西邊傳，棉、毛、麻的傳播同樣可以繼續研究，這是真正地紡織全球化的課題。”
（五）
是什麼讓周暘和她的團隊如此執著？回到一個根本問題：為什麼要去尋找最早的絲綢？
2014年6月22日，由中國、哈薩克和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起始段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專案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在那次遺產大會上，有外國官員發言，說起他們的絲綢比中國還要早2000年。
會議結束後十天，國家文物局在西安開了一次會議，趙豐館長在坐。國家文物局提出，要加強絲綢之路後申遺時代的保護和研究，尤其是絲綢起源的研究。
絲綢的起源到底是不是中國，源於何時？起於何地？我們要拿出確實的證據。
作為中華文明重要的起源之一，絲綢起源一直是學界和公眾很關注的話題，國內外學者都做過大量的研究。
“絲綢探源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找起源，我們一般在神話裡面找，在史料裡找，但是都缺乏考古學實證。”周暘說。
黃河流域有很多傳說，這個你一定聽過：養蠶繅絲的發明人是黃帝的妻子嫘祖。
《史記》記載，“西陵氏之女嫘祖，為黃帝元妃，治絲繭以供衣服，後世祀為先蠶。”國絲裡有一個標誌性雕塑，講的也是這個故事。有一次，嫘祖在野桑林裡喝水，樹上的野蠶繭落下，掉入水碗。她用樹枝挑撈時掛出了蠶絲，而且連綿不斷，愈抽愈長，嫘祖便用它來紡線織衣，開始馴育野蠶。史料裡記載的嫘祖教民養蠶就是在這一帶，嫘祖故里，也在河南省西平縣。
那實證是什麼？
周暘在汪溝發現絲之前，說到絲綢起源的早期物證，學界通常會說三個例子。
1926年10月15日，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李濟先生，走進山西夏縣西陰村，這是由中國學者主持進行的第一次考古發掘，李濟也被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
第一次，便是里程碑。
他發現了半個蠶繭：一個半割的，絲似的、半個繭殼。長1。36釐米，幅（注：寬）1。04釐米。
半個蠶繭
李濟用顯微鏡觀察，蠶繭已經腐壞了一半，但是仍然發光，“那割的部分極平直。”
1928年，他把蠶繭帶到華盛頓做檢測，“證明這是家蠶的老祖宗，蠶絲文化是中國發明及發展的東西，這是一件不移的事實。”李濟寫道。
這半個人工切割的蠶繭標本，在國內外考古界引起轟動，而有關它的爭論，如年代，為什麼切割，用什麼工具割，自出土之日起就如影隨形，如今它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
但是請注意，半個蠶繭，並不能算完全意義上的絲綢實證。
周暘說，蠶繭的存在，不能直接延伸到絲綢。從蠶繭到絲，還有繅絲、織造、染色等過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絲綢，不是織物的一種形式，只能算一種原料。古人還沒有想到，一個蠶繭是可以繅絲的——現在一個蠶繭，可以繅出1000米長的絲。
不過，作為中國遠古絲綢的見證，它對研究絲綢起源意義重大，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明遠在6000年前的黃河流域就出現了養蠶業。
第二個例子，便是實物了。如果你是浙江人，應該知道，1958年浙江湖州錢山漾遺址發現的家蠶絲線、絲帶和絹片，是長江流域出土最早、最完整的絲織品實物，說明距今4400-4200年的長江流域已有養蠶、繅絲、織綢技術。
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絹片
第三個例項，便是1983年，河南鄭州滎陽市青臺遺址的甕棺葬中出土的絲綢殘痕，距今5500-5300年。青臺遺址還發掘出土了大量紡織工具，包括紡輪、針、錐、匕等，據此推測當時原始紡織已經出現。
我們需要用考古發現來證實古代傳說中的合理因素。近代以來，這些考古發掘充分證明，所有家蠶絲綢的發現都在中國，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馴養家蠶、繅絲織綢的國家。五千多年前，絲綢在中國已經出現。
但是，1983年青臺遺址甕棺葬中的絲，儘管年代最早，但沒有儲存真正的標本實物，只有資訊而已。因此，如果從實物的角度看，錢山漾發現的這片淡褐色的絹片，是當時保留到現在中國最早的絲綢實物。
趙豐和周暘“不死心”，還要繼續找。
那次，從國家文物局回來之後，國絲著手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辦一個展覽。2015年9月，“絲路之綢：起源、傳播與交流”展舉行，彙集了全國各省、自治區27家文博單位收藏的近140件文物珍品，展現中國五千年的華美絲綢樂章是怎麼星星點點起源的。
第二件事，繼續尋找最早的絲綢。
第三件事，找，不用傳統的方法，要用新的技術手段。
（六）
找絲綢的故事，一直圍繞著甕棺葬進行，看到這裡，你可能要問，為什麼人們會用絲綢來甕棺葬？趙豐說，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葬俗，與古人對蠶的原始崇拜有關。
2019年5月，雙槐樹遺址出土了5000多年前的牙雕蠶，用野豬的獠牙雕刻而成，造型與現代家蠶極為相似。蠶雕背部凸起，頭昂尾翹，呈繃緊的“C”形姿態，彷彿即將吐絲或正在吐絲。
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出土牙雕蠶
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出土的牙雕蠶與家蠶的對比圖
“識別出是家蠶，並且是吐絲姿態極其重要。這說明當時的古人已熟悉蠶的生長習性，它不是古人對於物類的一般表現或單純的寵物性表現。結合附近青臺、汪溝遺址發現的仰韶時期絲綢來看，中原地區的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養蠶繅絲技術。”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說。
蠶，對於古人來說，帶著某種神聖的宗教意義。
從殷墟發現的甲骨文上的卜辭來看，殷人經常問卜蠶事，商代後期一個叫武丁的國王派人察看蠶事，甚至連續問卜九次。
問題來了，是什麼東西這麼好看，要看九次？
考古發現過很多陶蠶蛹，殷墟發現過玉蠶。問題又來了，人們為什麼要去雕一條“小蟲子”？
蠶神，是古人崇拜的神靈之一。祭祀蠶神稱為“蠶示”，或用三牢（祭祀用的家畜），或用羌（被殺死的奴隸），典祀十分隆重。
什麼東西能有神？對人的生產生活起更大作用的馬牛羊，都沒有神，只有蠶有神，可見蠶在當時受到人們的崇拜。
為什麼？
人對蠶的一生很關注。
趙豐說，蠶的一生經歷蠶卵、幼蟲、蛹、蛾四種狀態的神奇變化，特別是靜與動之間的轉化（包括眠與起），這個過程就像人的一生，讓人們自然聯想到人的生死去向，人死了之後靈魂也能昇天。
古人透過觀察，發現蠶會在作繭自縛後，破繭昇天，或許從中得到啟發，認為人死後靈魂昇天，就像蠶蛹化蛾一樣。所以人死的時候，用絲綢包裹下葬，寓意逝者重生。
最好的例子，我們回過頭來，看1926年李濟在西陰村發現的半個蠶繭，它被切掉了四分之一左右，很平整。這是為什麼？
可能為了吃蛹，這是蛋白質的來源，考古學家牟永抗先生曾對趙豐說，他認為當時切割此繭或許是為了占卜，起碼是為了觀察蛹化蛾過程中的變化情況。
趙豐也認為，可能是人在觀察蠶，就想把它切開來看看，蠶到底怎麼變成蛹，蛹怎麼化蛾。“這個神奇的過程人們看不到，又想看。所以考古發現了很多陶蛹，非常像真蛹，說明人們是看到過的。”
既然把蛹與死聯想起來 自然會在葬俗中體現這種聯想。《禮記·檀弓下》寫：“孔子謂為當靈者善為俑者不仁”。俑即隨葬之木俑 、泥俑之類，原意或和蛹有關。
在仰韶文化墓葬裡，大約有一半左右採用甕棺葬，埋於房基附近，有的在甕中留孔，推測是讓其靈魂自由昇天的意思。這或許也來自蛹死七日，化蛾破繭而出的聯想。而甕棺葬多用於夭折的兒童，兒童力氣小，所以人們需要預先鑿孔。
有沒有發現，作繭自縛，和甕的形狀很像。蠶作繭自縛化蛾，那麼人作繭也能自縛重生。
而古代養蠶的地方，人們覺得就是通天的地方。
如此神聖之物，必須懷有虔誠之心保護它。古人養蠶的最初目的不是為了經濟利益，也不像現在為了漂亮，也不實用，就是為了保護。一旦天熱，或是梅雨季節，蠶在大自然很難存活，還容易被飛鳥等傷害，活著不容易，所以我們叫它蠶寶寶。為了保證天地之路的通暢，為了讓神聖的蠶蛾生生不息，迴圈輪迴，古人開始建立專門的蠶室，精心飼養。
蠶室，有一說，古代曾作為女性專用的房間，也是古代執行宮刑的特別地方，狹小、溫暖、緊閉。一個著名的例子——司馬遷受宮刑“下蠶室”，歷代注為蠶室有火溫，所以在此受刑。但是有火溫者到處都有，為何非到蠶室不可？趙豐認為，蠶室或許是女性專用地，下蠶室是對司馬遷的最大侮辱。
趙豐認為，只有在中國的文化中才會出現“作繭自縛”，出現扶桑樹，以及這種原始崇拜。天人合一，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絲綢才可能從野蠶被馴化到家蠶，絲綢也才能夠真正的起源。
【參考文獻】
趙豐《絲綢起源的文化契機》，東南文化，1996
周暘《尋找絲綢起源》，人民日報，2019
鄭海玲《酶聯免疫檢測（ELISA）：一種紡織纖維材質鑑定新技術》，《定量考古學》，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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