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成年人那麼容易被摧毀？

“摧毀一個人有多容易？”、“摧毀一箇中年有多容易？”、“摧毀一箇中產有多容易？”、“摧毀一個成年人有多容易？”。。。

朋友圈不定期地刷屏著這樣的標題。

主要內容大都是生活不容易、壓力山大的佐證，其逆境不由讓人生出辛酸、自憐和感動的情緒。但情緒過後，一般是端上了一碗雞湯，告訴你要自我調節，努力奮鬥一定可以成功，社會上的陷阱要靠提高自己的認知水平來避免，總之就是你把自己調節好了，問題就解決了——如果問題還在，那必定是你還有問題。

可是，就算你做個安靜的乖寶寶，社會上的陷阱、傷害和困境也一點都不會少。

個人的小系統是社會大系統的一部分，小系統一定是遵循大系統而運轉的，在社會面前，個人的努力很重要，但大環境的因素更重要。

有意無意地忽視社會的因素，而千方百計地誘導人們焦慮、憤怒、迷惑等情緒的心魔，在貢獻點選率後，因為實際問題仍然存在，人們的情緒並沒有宣洩，只能慢慢地繼續累積下去——這是標題黨、刷屏文、雞湯文最大的問題。

你的出發點不是解決問題，只是為了標新立異、吸引關注而已。

最近，寧南山老師的《作為一箇中產階級，我對國家有哪些不滿意》一文獲得了大量的關注，寧老師用資料和事例一一說明了問題所在並誠懇地提出瞭解決問題的建議。

這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正向的典範，不虛誇，不浮躁，實事求是地擺問題、論方法，切實的給讀者帶來了益處，至少不會是浪費讀者的時間。

如果說自媒體、網文也分江湖，那麼寧南山這種屬於正道，走的是堂皇正大的風格，而那些許多爆文產業鏈的從業人士，則像邪魔外道之流，以詭辯、欺騙、操縱人心等手段追逐利益變現。

這事稍作一提，今天主要談寧南山提出的兩個問題。

寧南山說中國存在的問題很多，但是按照分類的話，可以分成三類：

1。直接影響民族前途命運，正在不斷惡化，大家卻都覺得不是問題，覺得不重要，沒有意識到嚴重性的問題；

2。全國都知道很重要，都知道要努力解決，但是路卻走錯了的問題；

3。全國都知道重要，都在努力解決，而且總體在改善的問題。

這三個問題都是寧南山覺得憑藉個人努力無法改變的，所以寄希望於國家行動起來。其中，本文主要論述的是第二部分，也就是房子和教育的問題。

寧南山指出，嚴格的土地供應制度、控制土地供應+拍賣制度+壓縮住宅用地比例三刀齊下，把中國老百姓大量的財富消耗到了房地產裡面。也讓一些擅長房地產的商人透過土地買賣獲得了鉅額財富。

而“商人的獲利只是一個結果，這一切的根源在於土地供應的不足，使得商人有了投機的空間，老百姓的錢，則轉移到了政府和商人的手中，在這個三角遊戲中，老百姓成了失血方。”

他還以李嘉誠家族的長江實業公司為例說明——從2005年開始在中國內地大規模拿地（這個時間節點剛好是房地產政策轉向之後），到2014年29個專案中僅有9個完成開發，而在9年間中國房地產價格已經猛漲數倍，長江實業因此賺取了大量利潤。——中國房地產學會有關負責人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表示，長江實業進入內地進行地產開發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透過分期緩慢開發、變相囤地，坐享土地升值。

而嚴格土地供應等制度的根源，是為了透過土地賺錢，以房地產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來拉動地方經濟發展。

還有一個因素是長官意志、土地供應成為實現“人口規劃”的工具。

但人口是跟著產業走的，寧南山強調：產業的發展是人口流向的最根本因素，產業的發展決定了人口的規模，除了產業發展，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環境舒適程度等等都會成為吸引人口的因素，但是他們都遠遠沒有產業發展帶來的工作機會重要。為什麼長沙只有700多萬人，而北京是2000多萬，原因就是產業不如北京多，提供的高收入工作機會有限。

更令人悚然的是高房價帶來的牢籠效應——

如果一個城市經濟蓬勃發展，中高階工作機會不斷增加，必然會帶來人口的上升，而此時由由於規劃的原因去嚴控土地供應，那麼必然會帶來“牢籠效應”。

“牢籠效應”就是限制死了人口發展的空間，而產業發展又決定了人會不斷湧入，於是人們就會在有限的面積裡面，為了爭奪住房資源，教育資源等相互競爭拼殺，同時養育後代的能力大大減弱帶來生育率直線下降，同時大大激化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矛盾。

另外在牢籠遊戲裡面，人們會產生競爭心理，為什麼是我應該退出去呢，退出去的都是失敗者，我應該留在這裡享受更好的工作機會和發展，誰也不願意輕易退出。

在牢籠遊戲下，最受影響的，是城市的底層市民們和外地人群，他們要完全直面高昂的房價，擁擠的交通，緊缺的教育資源，認為這一切都是人多的結果，因此會產生出一系列社會現象，產生本地人外地人矛盾，例如對外地人帶有攻擊意味的“外地逼”，“硬碟”等等。

殊不知，如果不轉變發展思路，這樣資源緊缺的現象永遠不會緩解。

因此，房價的上漲就不難理解了——各種優惠和扶持帶來產業的發展，吸引了大量就業人口，而同時又透過各種規劃和限制住宅土地供應，形成牢籠遊戲局面，自然會帶來房價上漲。

對於這個問題，寧老師給出的建議是必須擺脫“香港模式”。

「香港模式就是典型的壓榨城市平民實現了少數資本家的暴富。香港大約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絕大部分地方卻是荒無人煙，七百多萬人擁擠的居住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生存空間狹小互相競爭。香港模式是失敗的模式，是經濟發達卻生活和居住品質遠不如西方國家的模式，是一種永遠生活在拼命工作還房貸，除了少數富人，大多數人都永遠生活在無法停止的勞碌，在牢籠裡面無止境的激烈競爭，最後卻只能生活在幾十平米狹小空間的模式。」

透過數十年的、不約而同地合謀，從香港模式中巧取豪奪、攫取大量財富的商人階級為了避免社會矛盾，就像推銷鑽石的謊言一樣，不斷對市民洗腦，證明他們致富的正當性，並讓市民認可現狀的正當性。

犧牲大多數人的福祉來滿足少數人的權利享受和優越感，本就是歐美精英階層的共識，所以，香港富豪對歐美有非常大的歸屬感，就不足為奇了。

他們有共同的基因和利益訴求。

再聯想前幾年有部分內地的房地產商人叫囂學習香港地產模式，人為地製造狹小空間、房價上漲的合理性，簡直是其心可誅。

「我們需要轉變思路，一方面那就是不要把土地和房地產徹底淪為賺錢的工具，要牢牢樹立“一切自然資源都是為人服務的”的原則，一個城市如果有能力發展出大量的中高階產業，有能力吸納那麼多人口，那麼應該是他有能力吸納那麼多人口，我就給他供應多少土地，降低人口密度，擴大生存空間。另一方面，透過產業轉移來實現人口的轉移，實現全國均衡發展和佈局。」

有一點是寧老師沒有詳細提及的是，城市裡的居民很多是不願意房價下降的，特別是相當一部分多套房的人和大部分把房子作為家庭的重要財產依據、用來養老、地域風險和資產升值等用途的居民，是不願意看到房子貶值的。

低收入人群、首套房購買者和外來移民等人口，是真心希望房價下降的，但他們的話語權較小，其訴求也往往沒有實質性的影響。

對城市管理者來說，如何在多元，甚至是分裂的利益訴求中尋求一個利益平衡點，找到分階段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是非常難也非常重要的問題。

畢竟，作為城市未來和為城市做出貢獻的年輕人如果長期徹底困住、看不到前途，這不但是社會公平問題，而且是我們有沒有未來的問題。

寧南山就很遺憾地認為，內地一線城市已經在去往香港模式的路上，二三線城市房價這兩年也在猛漲，數億中國人湧入一二三線城市，參與永無止境的牢籠遊戲，大量的努力成果在激烈的互相競爭中被白白消耗。

「如果說房價已經讓人不堪重負，那麼教育簡直就是神補刀。」

在摧毀一個成年人的幾種武器中，房子、教育和醫療絕對可以排在前列。

“因為學前教育產業化的政策，國家從學前教育往後退，讓給了市場，自然有老百姓來買單，我們這個小區的大批家長們，因為這個政策，只是為了一個孩子就多支付了一年兩三萬元的代價，這相當於一個普通深圳市民兩三個月的工資。而孩子接受的學前教育水平，並沒有比公立學校高多少。”

這是一個孩子，如果是兩個、三個孩子呢？就是年入50萬的高收入家庭，也是不堪承受。

現在，養育孩子成本最高的部分就是教育，而給家庭增加成本的還有目前搞的減負，這剝奪了父母“不給孩子報課外班”的選擇權，孩子在校學習時間太短，我們被迫只能轉向課外機構來彌補。

在城市裡，還有不上輔導班、補習班的孩子嗎？

你可以不去，但孩子的同學都去，你的孩子能夠趕上學習進度嗎？就算你不在意成績，可孩子在集體中的心理影響你也能不在乎嗎？

有些人說移民國外，除去移民的門檻不說，就是到了國外，也未必是萬事大吉。國外的公立學校可以說大多數教育水平還不如國內，而如果上精英學校，又有幾個家庭負擔得起？

我們更應該做的是從源頭上從提高教育質量，最佳化教學內容和結構，而不是搞減負縮小學生在校時間，降低教育資源提供，增大了中產家長們管教孩子的時間成本和資金負擔，還美其名曰“讓家長承擔起應該的教育責任”。所謂的減負，實事求是的說，恐怕只有學校和教育部門減負了，家長和學生卻更累了。

作為一個家長，我看到老師確實很辛苦，一個班幾十個孩子，老師是很難都一一顧及到的，何況上初中以後學業量增加，而丟擲週末休息和假期，為了趕進度，老師在課堂上講課的速度只能加快，如此下來，大多數學生只靠在學校學習遠遠不夠。

可應該在學校進行的正規教育，為什麼要家長送孩子去輔導班、培訓班彌補？

去學校附近遍地的培訓機構、輔導班看看吧，哪個不是人滿為患，就是這樣，家長要承擔的對學生的督促、檢查等任務也不能少，為了孩子的成績和前途，多少父母疲累不堪。

在教育投入上的不斷增加，自然是其他消費支出的減少，家庭抵禦風險的能力也被進一步拉低。整體看，消費拉動內需、促進經濟發展的力度是不足的，老百姓手裡確實也沒有多少餘糧了。

學歷和學區房，哪個價值高？

優質教育資源的稀缺——優秀老師和教育水平直接相關——不管哪個城市優秀老師、優質學校都是有限的，對這種稀缺資源的競爭爭奪，給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焦慮感和沉重的負擔。

「買房貴，入學難的根源是什麼？為什麼我們的生育率這麼低，拼命壓縮自己的需求，還是生活的那麼困難？即使是我們的生育率低到了全球最低水平，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的數量大大減少，我們依然感到各種資源緊張。」

我有一個夢想：讓每一個孩子都有均等教育的機會。

和教育資源類似的情況，還有醫療資源的不均等，三甲醫院就那麼幾家，老百姓的醫療健康需求又持續增加，又能怎麼辦？

關鍵是錢不夠花。《藥神》裡說窮就是病，是非常現實的一句話。

地產商人馮侖曾有回憶自己治病的經歷：20年前，因為當時不好的醫療環境，我感染了丙肝病毒。感染以後我一直在治，打幹擾素。我曾經打了一年多幹擾素，因為打幹擾素，每禮拜有 3 天是發燒的。那一年我發了 160 多天燒。打幹擾素花了 20 多萬塊錢，在十多年前也相當貴了。但是還沒完全好，最後是控制住了，又吃口服的，又控制一下。最近幾年國家批准了很多丙肝的仿製的和研發的新藥，而新藥能治癒率在 95% 以上。

沒有那20萬的病人呢？

居住資源、教育資源和醫療資源不能、也不應該成為管控人口的手段。

大體說過大環境的影響，再說說個體的掙扎，畢竟誰也管不了大環境的變化，我們唯一可以管控的只有自己。

《經濟學人》曾把亞洲中年人稱為“三明治一代”：年齡在30~45歲、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家庭中都是頂樑柱、花費越來越多、積蓄越來越少、身體越來越差、壓力越來越大。

活得累，是這代人的普遍情況。

這也是如今娛樂、雞湯、遊戲、販賣焦慮等產業火爆的原因之一，有時候中年人很像《駭客帝國》裡的能源電池，被一根根管子餵食夢境，又被抽走自身的能量。

不管在朋友圈多麼風光，每個中年人都會有自己的至暗時刻，而且無人解救。

格雷博士說——

男人就像“穴居動物”，累了，壓力大了，感覺要被吞沒了，就會想要躲進洞穴中，獨處一陣子，讓自己冷靜下來，理清思路，恢復控制能力，找回自我，找回“大男人”的狀態。此種需求的強烈指數往往在他下班到家後的半小時內最高。與女人渴望融合的特質不同，男性需要劃定明確的自我邊界。他們天然地“反控制”，被女人追問的時候，他們會本能地豎起防禦，防止自己被看透，被操控，此時的沉默就是一種無聲的抵抗了。

“正常”其實是主觀的，沒有什麼標準答案，這個地球上有70億人，就有70億種正常。馬特·海格在《活下去的理由》裡也說過：頭腦最怪異的地方是，即使裡面驚濤駭浪，外表也可以風平浪靜除你之外其他人根本看不出來。你的瞳孔可能放大，說話可能前言不搭後語，面板可能在流汗，但全世界都對你的痛苦視而不見。

現實有無法想象的殘忍和絕望，這種累和痛苦的煎熬，是持續不斷地累積的，但除了根本上的自我心理建設，沒有太好的辦法可以疏解。

內心修煉到強大，也有這樣的例子。

“鋼鐵俠”馬斯克的前妻賈斯汀曾在採訪中提到兒子內瓦達的夭折，讓當時悲痛的她難以理喻的是，馬斯克明確表示不想談及這件傷心事。

賈斯汀認為，這是馬斯克小時候的痛苦遭遇而形成的防禦心理，“他害怕黑暗，他一直不斷向前，只有這樣他才能生存下去。”

類似的例子還有王菲。

王菲前夫李亞鵬曾說，在女兒出生患有唇裂時，他焦慮到在床上輾轉反側睡不著，而王菲卻能保持平靜，翻個身就能安然入眠。

這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當身處逆境之時，與其怨天尤人，不妨承認現實，用積極的態度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路徑在哪裡。

地上有六便士，天上有月亮，對生活，有時候我們得學會轉換角度和思路。

最後，還是用寧老師文章的結尾作結尾吧：

“十幾億中國人日以繼夜的辛苦工作，爭搶教育資源，拼命工作還房貸，除了少數富人，大多數人，即使是年收入在發達國家都屬於高收入的人群，也生活在無法停止的勞碌，在城市牢籠裡面無止境的激烈競爭，用幾十年的時間還貸款，最後卻只能生活在幾十平米狹小空間，即使經過不斷的建設，終於把中國推進發達國家大門。但是生活品質和居住空間遠不如西方國家，同時在計劃生育繼續實行下，生育率低到不可承受水平，人口宗教和民族結構變化造成國內民族和宗教矛盾增加，同時因為老齡化最終大量引進外國移民，幻想依靠“國際人才”和“移民紅利”以擺脫老齡化困擾”。

這也是每一箇中國人都不希望看到的，為此，我們願意把自己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