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林湖越窯有新發現，首次出土“秘色”字樣

浙江24小時－錢江晚報記者 馬黎

要說這幾年瓷窯址的重大考古發現，“上林湖”這個清清亮亮的名字，便是青瓷界的網紅。

前年，浙江慈溪上林湖後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窯址，入選了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錢報記者也連續做過專題報道。我們以為只存在文人詩詞裡對於秘色瓷的描述“千峰翠色”、“涼露浸衣”之綠，以及乾隆皇帝“李唐越器人間無”的感慨，在千年之後的浙江，有了明確的證據：後司岙的發現，解決了兩大千年懸案——作為越窯中最高等級的秘色瓷，皇室專用，它在哪裡燒，怎麼燒的問題，以及唐代貢窯在哪裡的問題。

5月8日，錢報記者探訪上林湖後司岙窯址，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後司岙窯址考古領隊鄭建明處得知，仍在發掘中的上林湖後司岙窯址又有大收穫，發現了北宋早期越窯，出土了大量北宋普通青瓷和秘色瓷。而且，一件瓷質匣缽上的“秘色”字樣，還是首次在窯址出土物中發現。

上林湖的青綠

（一）

你一定有疑問，為什麼去年的發現，到今年快年中了才釋出？

鄭建明沒有馬上回答，他帶記者來到上林湖工作站的大院子裡。

眼前出現了一排比人還高的“小山”，蓋著藍色保護罩——瓷片山，鄭建明這樣形容，這只是冰山一角，去年出土的瓷片、窯具，加起來有幾百噸，相當於好幾個火車皮，“光是清洗瓷片，就需要一年，甚至幾年，對於瓷窯址來說，如果挖五年，就要整理五年，清洗、整理、編號、拍照、研究，工作非常繁瑣。”院子另一頭，技工們正拿著破碎的瓷片，一片一片登記，這是慢工出細活。

記者坐船，穿過碧色的上林湖，到達後司岙窯址。眼前這條編號為66號的窯址，就是考古隊員在2015年和2016年大規模發掘的“寶庫”，揭露了包括龍窯爐、房址、貯泥池、釉料缸等在內的豐富作坊遺蹟，出土包括秘色瓷在內的大量晚唐五代時期越窯青瓷精品，基本解決了晚唐五代時期秘色瓷的生產問題。

去年，鄭建明和同事繼續在66號窯址“做文章”，在西南下坡往西布了5個探方，基本橫貫整個隆起的山坡，這部分堆積原先調查時編號為64號，“喏，就是那條橫過來的。” 鄭建明指了指，“本來想解剖一下66號窯址的堆積有多厚，結果發現隆起的是一條窯。”

一條新的唐代窯爐被發現了，不到20米，鄭建明眼睛一亮，太特殊了。

唐宋時期的越窯長度基本穩定在50米上下，“龍窯在唐代以前只有十多米，限制了產量，當然越長，產量越高，但長了以後也帶來一個問題，質量控制不好。而50米上下的長度，質量和產量達到了平衡，南宋官窯和龍泉窯也是這樣。”鄭建明說。

20米不到的窯爐還是第一次發現，拓寬了我們對唐代窯爐的新認識。

為什麼這麼短？

“應該和地形有關。”我們看到，它和66號窯是垂直的，等於橫過來布了一條，沒法布很長，不然沒有坡度了。“這也從側面說明，後司岙這塊地方的珍貴，是窯業核心區，人們真的是見縫插針地修窯。”

這條窯這麼特別，不會那麼簡單。

考古隊員發現了大量普通青瓷和秘色瓷。最重要的是，在這條窯爐裡，發現了一片帶“秘色”字樣的瓷質匣缽。記者在庫房看到，上面刻了6個字：羅湖師秘色椀。

椀？錢報記者上回曾解讀過關於永嘉唐代甌窯匣缽上的有趣文字，比如“中國”， 但“國”刻的是‘囯’字，這不是錯別字，而是當時的俗字。而這次的“椀”，也是俗字。

當然，這次文字發現的重要性，不在“椀”上，而是“秘色”兩字。

在法門寺地宮發現之前，“秘色瓷”只出現在古代文獻上，文人們描述它如何美。直到31年前，法門寺地宮14件秘色瓷出土，人們才看到實物，是第一次非常明確的秘色瓷考古發現。

恰好，工作站對面，去年正式對外開放的上林湖越窯博物館中，有一塊關於法門寺秘色瓷的陳列牆，正好展示了法門寺地宮中唐鹹通十五年（874年）衣物帳碑的一段記載：“瓷秘色椀七口，內二口銀稜；瓷秘色盤子、碟子共六枚”。

上林湖瓷質匣缽上“秘色椀”三個字與法門寺地宮衣物帳碑上的文字完全相同。

法門寺出土的秘色瓷出自內庫，除了皇室所屬作坊製品外，其餘就是各地貢物，屬於皇家的東西。而這次在上林湖，首次在窯址上出土“秘色”字樣，而且是在燒造秘色瓷的瓷質匣缽上出現，人工刻的，意義又不同了。

“我們當時認為秘色瓷是進貢的，可能是官方定製的，但窯址裡出了‘秘色’的字樣，說明不止是管理層，窯工本來就知道這批燒的東西就是好東西，所以才會明確刻‘秘色’，這意義就不一樣了：秘色瓷這個概念，不僅存在於當時的文人以及包括宮廷在內的上層階層中，作為窯工，同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做的是秘色瓷器。”

至於“羅湖師”，鄭建明說，代表這個秘色瓷不是誰都能做的，可能是一種技術上的等級，像我們評職稱一樣。

（二）

我們再看這六個字刻的地方，不在別處，就在瓷質匣缽上，“這同樣也再次證明瓷質匣缽就是燒造秘色瓷的重要窯具。”

後司岙不光燒秘色瓷，也燒普通青瓷越窯，所以有兩種窯具，粗陶的，燒普通瓷器，瓷質匣缽，專燒秘色瓷。插播一句，很多人可能搞不清越窯和秘色瓷的關係，秘色瓷屬於越窯，是越窯中最高檔的，但，不是所有的越窯都是秘色瓷，因為給宮廷燒造的越器可能會很多，但是真正的秘色瓷產量很少，因為成本不是一般的高啊，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刻字的這個專門燒秘色瓷的瓷質匣缽，就是證據。

在上林湖岸邊，記者可以說是踩在瓷質匣缽和瓷片上走路的——這太奢侈了。在後司岙的發掘中，與秘色瓷一同發現的，就是大量的瓷質匣缽。

青綠色，是秘色瓷的目標，真正完全實現很難，燒成時的不可控因素太多，但是，唐代人發明了神器——瓷質匣缽，用釉密封，使瓷器在強還原氣氛中燒成。

什麼意思？

“窯爐除了溫度，氣氛很重要，密封做得越好，瓷器就越青，如果氧化，就會發黃。所以越窯很多瓷器，都黃乎乎的，這是很大的問題。瓷質匣缽是用釉封口的，冷卻時，阻止了空氣進去，釉色就還原得很好，所以顏色特別青綠。”鄭建明解釋。

還有個奢侈的地方，匣缽本來是可以多次使用的，但這種用釉密封的瓷質匣缽是一次性的——因為被釉粘上以後，需要把匣缽打破，才能把裡面的器物取出來。這成本，一般老百姓吃不消用的。

瓷質匣缽

（三）

而就在這條出字的64號窯爐“隔壁”，66號窯又有大發現。考古隊員對窯爐兩側下坡的堆積進行了發掘，在它的西南坡布了3個探方。

“上林湖越窯從唐代開始，到五代，北宋一直到南宋，應該有一個完整的序列。但去年以前，上林湖地區，荷花芯窯址也好，後司岙窯址也好，都沒有發現北宋早期直接能跟五代接上去的越窯面貌，等於說北宋這段是空白。”鄭建明說。

結果一挖，非常巧，這一時期的地層中出土多件“太平戊寅”款青瓷，說明時代主要在北宋早期前後。

“等於說，按照窯爐的堆積，整個上坡都是晚唐五代的，下坡都是北宋的。” 這裡出土了豐富的北宋早期青瓷產品，包括碗、盤、碟、罐、盆、洗、執壺、瓶、盞、盞託、套盒、盒、爐、貫耳瓶、壎，有日常用品，也有儀式性用品。

但考古就是這樣，一旦有發現，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多。

“我們以前看的都是晚唐五代的越窯，到北宋以後，會是怎麼樣一個面貌？越窯後來慢慢衰落，是怎麼樣過渡的？”考古專家又在想另外一個問題。

在庫房，記者看到了這些正在整理中的北宋越窯瓷片，發現了一個特點。

這些青瓷綠是綠的，但，已經不像前年發現的晚唐五代青瓷那樣素面朝天，反而開始流行復雜的紋飾裝飾，用專業術語說，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細劃花為主，紋飾纖細工整，刻劃的刀法看上去很洗練，有力，外輪廓線粗而清晰。

有什麼花樣呢？主要是大量的花卉和禽鳥，記者歸類下，有鳳凰、龍、白鷺、孔雀、鸚鵡、蝴蝶、纏枝花卉、蓮荷等。而且，飛鳥類多成對出現，鴛鴦在荷葉間戲水，還有雙魚戲龍。海濤紋也經常出現，一種是純海濤紋，另外一種是與龍結合，龍首隱藏在洶湧的海浪中。

這些花樣看起來，美是美的，但總覺得有點俗氣，不夠高階。

“很多華麗的東西都會有問題。越繁華的裝飾，其實越偏離了最初的審美。”鄭建明道出了原因，越窯從唐五代走向鼎盛，一直以造型和釉色取勝，不拼裝飾。但到北宋一下子變得非常華麗，更注重外在內容。

“華麗實際上可以掩飾很多瑕疵，表現在制瓷技術上，就是胎開始變粗，顏色開始變深，以青黃為主，釉很多問題就出來了。但是別人一看覺得鳥阿鳳凰阿好漂亮，就轉移了注意力。北宋的越窯看上去非常繁盛，甚至有些東西超過五代、唐代，但是從窯業技術的本質來說，它已經轉向衰落了。”

越美麗，越危險，瓷器也同理。但，為什麼在北宋，越窯出現了這麼大的轉折？

鄭建明說，一是窯業自身的原因，跟方便開採優質瓷土的枯竭有關，伴隨著面貌變化的是胎釉質量下降。

記者還發現，五代以後的器物都比較小，到宋代以後就出現一些體量特別大的東西，比如大燻爐、大盆。

為什麼？和北宋的政治變化有關係。

“瓷器本身就是江南水鄉的文化符號，柔和細膩。吳越國滅亡以後到了北宋，這裡就從一個地方政權主導，主體性的產業，變成了中央帝國的一個邊遠地區的相對邊緣的產業。所以在格局上，完全不一樣，中原的一些因素介入了進來，如果給宮廷用的話就要特別做得大，其實是不懂我們這邊的審美。”

鄭建明說，北宋出土的這些青瓷中，只有少量高質量的器物與秘色瓷接近。這批高質量的器物主要出土於北宋皇陵、遼代祖陵、遼代公主與貴妃墓等最高等級的墓葬中，是重要的宮廷用瓷。這就說明，北宋早期上林湖地區仍舊沿襲晚唐五代宮廷用瓷生產地的傳統，燒造高質量的瓷器。“這就把整個越窯晚唐五代到宋的序列都建立起來了。”

（四）

那麼，南宋還燒造秘色瓷嗎？作為杭州人，記者也是關心自家人的。

“越窯到北宋中期開始逐漸衰落，到北宋晚期可以說窮途末路了。作為最高等級青瓷的代言人，秘色瓷開創的天青色，影響到後代包括汝窯、南宋官窯、龍泉窯、高麗青瓷等一大批名窯生產與整個社會的審美取向。北宋滅亡以後怎麼辦？汝窯明確是宮廷用瓷，隨著宋室南渡，有一批窯口到了南方，窯工回到了南方，傳統又回到這裡來了，對於越窯來說，這是一次迴光返照，這是最後一次給宮廷燒造瓷器了。”

宋室南渡，很多禮器要重新燒造。《宋會要輯稿》中，明確寫過一件事，在紹興元年燒造一次之後，又在紹興四年繼續燒造越窯的原因——紹興府大火，起火，救火，許多瓷器被打碎，必須及時補充，尤其是祭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書記沈嶽明說，從文獻來看，南宋時餘姚燒秘色瓷是有一定資訊的。那麼這個南宋燒秘色瓷的窯址主要分佈在哪裡？根據他們多年的調查，主要分佈在慈溪古銀錠湖一帶，有低嶺頭、寺龍口、張家地、開刀山等幾個窯址。

考古隊員曾經對低嶺頭窯址進行試掘，對寺龍口窯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確實也發現了一批南宋早期產品。但在南宋早期的產品中，主要分為傳統越窯青釉產品和官窯型產品兩大類。尤其這類官窯型器物的釉色呈天青、月白，乳濁、半失透狀，釉面滋潤而含蓄，與北宋汝窯風格卻頗為相近，同其後的南宋郊壇下官窯也有許多相似之處。

“所以，南宋越窯的學術意義是什麼：上繼汝窯，下啟南宋官窯。早期，宮廷在越窯地區定燒，臨安穩定後，就自己設官窯了。”鄭建明說。

（五）

除了發掘，去年，上林湖越窯遺址博物館、荷花芯現場保護展示工程都完成並對外開放，“上林湖越窯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得到國家文物局正式授牌。今年，上林湖後司岙的發掘依然繼續，鄭建明說，今年準備發掘北宋中晚期的窯址，看看它到底是怎麼衰落下來的。

而他認為，目前最難的，還是窯業管理制度的問題。就像窯具上出現的各種字，我們無法搞清到底是誰刻的。

“因為沒有文獻記載，這是很底層的職業，古代人看不起他們，我們只能透過蛛絲馬跡去判定，但很多東西，這樣解釋也可以，那樣解釋也可以。匣缽上的刻字，可以是做的人，也可以是燒的人，也可以是窯場主的，或者這個窯場主，也是窯工，雙重身份，那區別又很大。最早漢代開始，有‘物勒工名’的說法，就是在器物上刻工匠的名字，但不是為了打品牌，或者宣傳這個人做得多好，而是一種責任，為了追查這件東西誰做的，如果出了問題可以及時追究責任，後來發展成個人品牌了。所以唐代匣缽上很多人名，究竟怎麼回事，還是搞不清。這是最難的。”

明嘉靖《餘姚縣誌》上有過記載：“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置官監窯”，說明朝廷應該在上林湖設有燒窯的管理機構，或許就在後司岙一帶。

遊船上林湖時，鄭建明指著遠處說，後司岙再往裡面一點點的山坳裡，有一個普濟寺，文獻中也有明確記載“在上林湖山之西麓”，他推測，窯業管理機構有可能就設在寺院中。

宋代寺院經濟發達，上林湖還曾有“佰僧”款的瓷質匣缽出土，時代為唐五代時期，與窯址中燒造秘色瓷的匣缽基本一致，寺院或許也曾參與了秘色瓷的燒製。如今，普濟寺遺址還在，一片廢墟，“今年發掘北宋中晚期的同時，我們也準備發掘普濟寺，希望能發現一些碑文和文字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