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破土重生，你“請勿觸控”
作為博物館的遊覽者、參觀者和學習者，我們在走進館內，見到陳列的歷史之物那一刻，可能會產生一種“也留點痕跡”慾望，在衝動之下刻畫，甚至建造“表白牆”，試圖用這些經過歲月積澱的文明古物來寄託一己之私的承諾、希望。
博物館中，人人理應屏聲斂氣，心懷虔敬。
沉睡千年，我好容易破土而出，你“請勿觸控”。
《博物館奇妙夜》（Night at the Museum 2006）劇照。
扭曲的“虐戀”
你到博物館不是為了推著購物車採購，也不是為了躲避日曬雨淋或是享受免費的涼風暖氣，對吧？你專門來到博物館，做好準備，接受一場文明的洗禮，漫步於人類文明的瑰寶之中，每一轉眸，瞥見的便是歷經千載百劫方流傳今世的文明遺痕。小到玻璃展櫃中的一枚需要放大鏡才能看清的錢幣，大到數米高的木雕石像。時間像滴落的松香一樣在這裡緩緩凝結成晶瑩的琥珀，將古與今包裹在一起——人與物之間目光交錯的一瞬，正是踏入時間長河宛如被文明灌頂的一剎那。
《如果國寶會說話》第一季（2018）畫面。
然而，就在這個近乎頓悟般的神聖時刻，當你正用目光摩挲古人造物留下的手澤時，撫摸歲月陶鑄造化而成的產物時，你卻忽然被一個雜音粗暴地打斷了：你看到距今千年的遺蹟上，有一個桃心，還有幾個粗糙的名字，以及莫名其妙的符號，長得就像剛吮完的滷雞爪子。你看到光亮可鑑的彩繪漆箱上，留下了一串串指紋——看來有人不甘心只用目光來撫摸它們，一定要留下些自己曾經與它親密接觸的物證不可。
你環顧四周，確定自己看到了豎立在展品前面的牌子上明白無誤地寫著“請勿觸控”四個字，甚至為了照顧那些不識字的參觀者，貼心地畫上了一隻手並且打了一個叉。由此，你明白過來，那些在遺蹟上畫上桃心、寫下姓名，在展品上留下帶有自己DNA的汗漬與皮屑的傢伙們未必真的不識字，或者有嚴重的視覺障礙，只是單純地因為他們素質太低。
上述這一切令人皺眉的塗鴉破壞事件，就發生在開館尚不足一個月的陝西考古博物館裡。被畫上桃心當成表白牆的那件千年遺蹟，是陝西首次透過考古發掘確認的一處地震災害遺蹟。上面的每一個裂隙、每一塊砂石，都是歷史的記錄。參觀者塗鴉的每一個處痕跡，哪怕再細小，都已經對它造成了永久性的損傷，“被塗抹之後只能將塗抹的部分刮掉，是沒有辦法再恢復的，這種破壞是不可逆的”。
陝西考古博物館一件地裂、噴砂遺址文物上的人為劃痕。圖片來自搜狐影片“千里眼”。
然而，這並非是館藏文物第一次遭到參觀者的破壞，甚至不算程度最嚴重的破壞。不必點數那些太早的文物破壞事件，只要回顧過去十年裡發生的林林總總，就已觸目驚心。
2012年，上海嘉定著名的江南園林古漪園裡，一位遊客為了拍到一張自以為帥氣的照片，攀到了園中屹立的萬安塔上，因為用力過猛導致塔頂兩節球形剎座斷裂，在掉落時砸碎了兩面石質護欄。這座始建於元代的古代石塔歷經千年風雨，恐怕也未想到自己的劫數竟會應在一個如此莽夫之手。2015年，故宮御花園南門右側的銅缸的兩個銅環把手之間，不知被哪位閒來生事的遊客刻上了桃心的形狀——或許這位破壞者想透過這種方式表達愛情讓自己名副其實地“刻古銘心”，但不惜破壞文物與歲月之間長達數百年的深沉愛戀。
2013年，“丁錦昊到此一遊”成為當年的文博熱點，引發眾議。“丁錦昊到此一遊”刻在埃及盧克索神廟浮雕上。當事人父母曾透過媒體致歉，“我們向埃及方面道歉，也向全國關注此事的人們道歉！”
毫無疑問，絕大多數參觀者會對這種塗抹破壞文物的行徑嗤之以鼻，然而它們卻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屢禁不止。彷彿那些文物除了令人折服讚歎之外，也同樣散發著勾起人破壞惡唸的魅惑魔力。然而，這種魔力的真正來源，並不是文物本身散發的力量，而是人心中的慾念，只是這種慾念碰巧折射在文物身上，因此給它們帶來了災禍，在它們身上留下本不該有的累累傷痕。
那些手印、那些塗鴉，那些被刻下的姓名和桃心符號，從某種程度上說，與那些心懷虔敬、斂聲屏氣的參觀者的輕聲讚歎和熱切目光一樣，都源於內心中對文物的愛慾，然而後者乃是正當大方的熱戀，而前者則是心靈扭曲的虐戀。
“塗鴉”行為其實是古老的
將文物破壞塗鴉行徑比作“虐戀”，看似奇怪，實則它確實是人類潛藏心底的隱秘慾望之一。就像小孩子看到牆壁忍不住想畫上幾筆，或是在泥地上玩耍時總想拿小木棍劃上幾道一樣。
塗鴉是一種古老的人類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些距今千萬年前的史前巖畫，從澳大利亞阿納姆巖壁山的那些紅色的手印，到歐洲阿爾塔米拉巖洞裡畫滿了野牛、羚羊和野豬的巖畫，再到中國內蒙古地區的畫滿了舞蹈狩獵人物的陰山岩畫，都屬於塗鴉行為。只要給我們一個可以塗塗畫畫的道具，我們就會忍不住手癢想要塗塗畫畫。
尤其是在無人管束的情況下，塗鴉會遍及任何人手夠得到的地方。
左塞爾階梯金字塔附近房屋中的遊客塗鴉，距今約三千年歷史。
今天，去參觀埃及薩卡拉遺址的遊客，會在左塞爾階梯金字塔附近建築物的一個房間裡，看到一個用玻璃保護起來的題詞碑文。儘管它被如此小心地呵護，但其實它並非普通的碑文，而是距今3000年前一位遊客在這裡留下的塗鴉。同樣被仔細保護起來的塗鴉，還有亞歷克門諾的一面牆壁上的塗鴉，這幅公元二世紀的塗鴉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以一種嘲弄的方式把耶穌畫成了一頭釘在十字架上的驢子。古羅馬時代最著名的塗鴉，應屬被火山災難湮沒的龐貝古城街道上的塗鴉。
龐貝牆上的塗鴉。
亞歷克門諾塗鴉，將耶穌畫成了一個釘在十字架上的驢子。
這些塗鴉形形色色，內容包羅永珍，幾乎構成了一部古羅馬時代日常生活的另類百科全書。有些充滿深刻的哲學思考，譬如在一座宅邸的牆壁上有著這樣的塗鴉“TV MORTVS IIS TU NVCAS IIS”，大意是“人死萬事空”。不過，也有一些惡俗的牢騷和抱怨，比如一個塗鴉寫道“我們尿炕了，大人，我承認我們錯了，但你要問為啥尿炕，我只能說這兒缺個尿壺。”
當然也少不了直到今天依然流行的“奧菲裡留斯到此一遊”以及“馬庫斯愛斯芬蒂薩”——稍加改造，這樣的話同樣也會出現在《西遊記》中孫悟空的筆下以及兩千年後故宮御花園的大銅缸上。
《西遊記》（1986）劇照。
在牆壁上塗鴉寫字這種事，並不是西洋專利，在中國古代，牆壁上塗鴉甚至發展為一種高雅的文學形式，稱之為“題壁”。在唐宋詩詞中儲存的大量題壁詩即是明證。唐代詩人竇冀在《懷素上人草書歌》中即如此寫道：
“粉壁長廊數十間，醒來小豁胸中氣，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
題壁乃是文人騷客覽物興懷、寄寓心境的主要表達方式之一，好在牆壁多得是，而且只要題字者足夠有名，那麼牆壁的主人還會盛情邀請，尤其是一些名人在酒肆中的題詩，還會成為酒保招攬顧客的廣告。唐代詩人王績“或經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為好事者諷詠”。他的名句“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就是題在酒店牆壁之上的。
南來北往的驛站客店中的牆壁上，題詞的人更多，在一些著名驛站的牆壁上，更是放眼看去，滿牆皆是，題不勝題。白馬驛在晚唐時期，就是一座著名的驛站，凡是自關中西行的旅人，幾乎都要途經這座驛站，因此牆壁上留存題寫詩文之多，以至於題不勝題。晚唐詩人薛逢就如此寫道：“滿壁存亡皆是夢，百年榮辱盡堪愁”——這首詩自然也是硬塞進白馬驛題寫得滿滿當當的牆壁上的。
《聊齋》（1988）劇照。
旅行者在牆壁上題寫名字，塗鴉文字是如此盛行，以至於到了異域外邦，仍然忍不住手癢。今天地攤史學津津樂道的“以一人滅一國”的唐代使臣王玄策，就是唐代浩浩蕩蕩的題壁大軍中的一員，根據唐代僧人湛然在《止觀輔行傳弘訣》中的一條少有人注意的記載，王玄策出使印度時，竟然想要在傳說中維摩詰居士對文殊菩薩說法的那間房子的牆壁上題字留念，不過，這位高僧似乎不大願意這位大唐使臣在自己的故居中複製家鄉的習俗，王玄策“欲題壁記，壁乃目前，久行不至，息心欲出，近遠如初”——牆壁明明就在眼前，但就是寫不上，而且怎麼走都靠近不了。一旦放棄塗鴉了，牆壁又恢復了原來的遠近。所以，終於在異域的牆壁上沒有留下大唐來客到此一遊的題字。
令人豔羨的雁塔題名，從某種意義上說，讓大雁塔也成了人生贏家塗鴉中心。唐一代題名的進士實在太多，以至於為了給後來者題名騰地，會把前人的題名塗上。一層一層地題名佔據了雁塔的牆壁。1086年，宋代文人張禮去大雁塔觀摩唐人題名，如此記載道“塔既經焚，塗圬皆剝，而磚始露焉，唐人墨跡，於是畢見”——幸虧著了一次火，讓牆皮剝落了，才讓蓋在下面的唐人題名顯露出來。他頗為欣喜地從中發現了孟郊、舒元輿兩位前朝大詩人的題名，而“其他不聞於後世者，蓋不可勝數也”。
大雁塔上的唐人塗鴉題名。圖為宋拓本。
僅僅是因為在大雁塔這一成功人士塗鴉勝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也就足以讓姓名與這座名播海內的古塔一同傳世，好名之心，人皆有之，這著實是巨大的誘惑。如果說古塔尚有遭到焚燬或是坍塌的危險，那麼題字在山嶽石壁上，應該是讓姓名與山嶽同為不朽的更保險的絕佳方法。
於是，也就無怪乎無論是哪座山，但凡有些名氣，都會迅速被各種題銘碑刻擠壓空間，而對有些海內聞名的山嶽，更是盈山滿谷各種碑刻題字。吳中的天池花山，因為碰巧與西嶽華山同名，因此在江南也小有名氣。僅僅在這座名氣不大不小的山上，鐫刻的題字就多達百餘處。往好處說，這確實堪稱一座山中碑林，但也有人對這種“一路奇石皆鐫大字而朱塗之”的現象頗有批評。明末文士歸莊就認為這種在山嶽奇石崖壁上刻字的行為簡直是大煞風景，他將其比作給美人西施施以黥面之刑，乃是對山川自然的一種侮辱：
“蓋山川洞壑之奇，譬見西施，不必識姓名然後知其美。今取天成奇石而加之鐫刻，施以丹雘，是黥鼻西子也，豈非洞壑之不幸乎？”
歸莊可以說是第一位對這種貌似文雅的塗鴉行為進行批評的文士，儘管他在明末以復社領袖和前朝遺民之名聲震江南，文章人品皆受後世推崇，但遺憾的是，縱使是他發出的批評，也抵擋不住人心對名望的欲求。而這種黥面西施的行徑，也恰好在他的時代成為一股風潮。這股風潮不僅波及三山五嶽這些自然造化之景，更侵害到那些古人心血結晶的文物之上。造成的損傷不僅不可逆轉，更遺害後世。
瘋狂的蓋章塗鴉
將塗鴉比作“黥面西施”，並不是歸莊獨享的創作專利。最早被扣上這頂塗鴉帽子的人，乃是比他年歲稍長的一位前輩，書畫收藏界舉世公認的北斗級人物，大名鼎鼎的天籟閣主人項元汴。這位收藏傢俱有極為卓越的鑑賞眼力和收藏品位。其收藏書畫古籍之宏富，被時人稱之為“三吳珍秘，歸之入流”，“海內珍異十九多歸之”。
他本人不僅收藏鑑賞超乎眾人，更懂得獎掖後進，明代最負盛名的畫家之一仇英，就是由他青眼發現並著意加以培養的。他慷慨地將自己珍藏的宋元名跡提供給仇英臨摹學習，使他成為一代名家。仇英流傳於世的重要作品之一，現為上海博物館鎮館之寶的《天籟閣臨宋人畫冊》便是項元汴提供原作供其臨摹的傳世名作。
項元汴（1525-1590），字子京，號墨林。明代收藏家、鑑賞家。
不能不承認項元汴對書畫古物近乎狂熱的摯愛乃是出自真心，但也恰恰是他的愛慾使他對自己最珍愛的書畫犯下大錯。他特別喜歡在書畫上鈐蓋自己的收藏印鑑。
說起在書畫上鈐印，這本是自唐以來收藏家的習慣。透過鈐印記錄自己曾經是這幅書畫的收藏者，證明它曾經歸為己有，雖然有一些私心在茲，但對後世來說，卻可以透過書畫上的收藏鈐印推斷這幅書畫在歷史中的遞藏過程，並不能說是毫無裨益。早期的書畫鈐印，收藏者格外留心不會侵犯到畫作本幅，只在引首、隔水或是拖尾的裝裱材料與畫作的騎縫處鈐蓋印章。
譬如傳為隋代名家展子虔的《遊春圖》上面的收藏鈐印就是個典型例證（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個文物遭受不幸的悲劇史），宋徽宗作為早期的收藏者，僅將自己的四方印記蓋在畫的四角，只有印圈稍微進入畫幅，並不影響畫作本幅的欣賞。直到南宋奸相賈似道，才將自己的葫蘆印“悅生”蓋在畫作本幅的左上角上，但這枚印極小，並不影響觀瞻。
展子虔畫作《遊春圖》。畫上有宋徽宗題寫的“展子虔遊春圖”六個字，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繪畫館。
南宋覆滅之後，《遊春圖》開始行倒運——它雖然逃過了戰火兵燹之劫，進入新朝元廷內府，並且落入雅好書畫的元成宗姐姐魯國大長公主孛兒只斤·寶塔失裡手中。這位中國歷史上最出名的皇室女收藏家慷慨地、毫不吝惜地、滿懷喜愛之情地、得意地將自己那枚5釐米見方的碩大的“皇姊圖書”大印蓋在了畫作本幅的左上角。
雖然《遊春圖》遭此劫難，但幸運的是，它還不曾落在項元汴手中。如果它落在了項元汴手中，那才是一場真正的劫難——項元汴蓋印不是隻蓋一枚，而是蓋得到處皆是。他在諸遂良本《蘭亭序》上蓋了98個章，在神龍本《蘭亭序》上蓋了50多個章，密密麻麻，寫滿了自己的摯愛，也讓人密集恐怖症爆發。或許是出於商人本性，他還特別喜歡在書畫古籍上寫上自己購入價格。因此，被人譏諷為“鈐印累幅，猶如聘麗人卻黥其面，書籍畫幅上記價，則與賬簿無異”。
項元汴雖然是蓋章狂人鼻祖，但是相比他的那位更著名的後輩，他也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因為他的鈐印雖然數量多，但大都是作為騎縫章，而且印章的形制很小，雖然給觀者一種螞蟻亂爬的感覺，但也還算看得過眼。他的那位後輩，才是真正魔王級別的蓋戳狂魔。
再沒有誰比乾隆帝更配得上“蓋戳狂魔”的稱號了。如果說項元汴的行徑是“黥面西施”，那麼乾隆對書畫的所作所為簡直堪稱將西施千刀萬剮。比起項元汴一介富商，乾隆帝可謂富有四海，於是天下書畫皆入內府。那些僥倖逃過項元汴毒手的書畫，大多數卻難逃他的魔掌。僥倖沒有落入項元汴手中的《遊春圖》，終於成了乾隆帝的私有財產。美術史研究者倪志雲如此描述了乾隆帝對《遊春圖》令人髮指的所作所為：
“畫的天空中部鈐‘乾隆御覽之寶’橢圓印，此印左側，畫中遠山的上空，乾隆題七言絕句二首，每行四字，加‘乾隆御題’四字一行，共16行字，款字左邊鈐‘會心不遠’、‘德充符’二小印。再左邊於元魯國大長公主印之間的空處又鈐‘古稀天子’粗紅大圓印（徑4。5釐米）。這樣遠山淡去的天空就被乾隆的字和印遮滿了。‘古稀天子’下的天水之間，鈐蓋紅色濃重的‘壽’字白文長方印，其下為畫上的水面，又鈐4。5釐米見方的‘八徵耄念之寶’大印……畫面左上部這一片水隨天去望無極的悠遠的空間感，就完全被破壞了。畫面右邊，自上而下，有‘乾隆鑑賞’紅底白文圓印（徑2。8釐米）、‘石渠寶笈’紅文圓印、‘寶笈重編’方印、‘石渠寶笈’長方印（騎縫）、‘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寧壽宮續入石渠寶笈’（騎縫）一行共七印。畫的右上方最高的兩座山峰之間的空處，還有一方‘樂壽堂鑑賞寶’（長4。4釐米X2。5釐米）……一幅本無題款和印記的古樸的青綠山水畫，經乾隆（及嘉慶和宣統）之手，就成了這樣一幅大花臉的畫卷。”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儘管乾隆帝熱衷於如此用自己的多達一千餘枚的印章輪番蹂躪這些傳承千年的書畫。但對他人在古物上亂塗亂畫的行為，他卻表現得異常難以容忍。1775年11月14日那天，乾隆帝乘坐輦輿到壽安宮探望皇太妃途經皇城西北角的中正殿時，忽然瞥見兵丁值班的撥房門上有刻畫的痕跡。這個發現讓皇帝記掛於心整整一天，第二天早朝過後，他立刻從乾清宮直接來到中正殿旁的兵丁撥房，仔細一看，門上果然有一塊塗鴉刻畫的痕跡，畫的是一個圍棋棋盤，約一尺見方，還題了八個字“靜觀而思，靜悟而明”——見此塗鴉讓乾隆帝勃然大怒：“禁宮乃前朝所留古物，載三百年之歷史，豈能隨意刻畫！”
《乾隆王朝》（2003）劇照。
塗鴉刻畫的肇事者很快被查到，乃是一名叫德慶的護衛。乾隆帝親自下旨將德慶重笞革職，趕出皇宮，而他的一系列上司，從護軍統領、值班護軍章京、接班護軍章京等多人，均被交由內務府分別議處。這場塗鴉案在乾隆帝的親自關照下興致勃勃地辦了足足一個月才告一段落。
在多日之後的早朝上，乾隆帝又再度舊事重提：
“禁宮三百五十年有餘，實為古物，理當關護，而德慶之流置古物於不顧，隨意刻畫汙損，必當重懲。”
這番話聽起來冠冕堂皇，彷彿乾隆帝乃是一位頗具超前意識的文物保護主義者，可以想見，如果那位在故宮御花園大銅缸上刻畫桃心的傢伙，被乾隆帝逮住，會是何等下場。然而，這番超前兩百年的文物保護名言由乾隆帝口中說出來，多少令人有一種黑色幽默的諷刺感：只許皇帝給書畫黥面，不許臣子在禁宮刻畫。
乾隆在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上的塗鴉。
但深入探查，就會發現乾隆帝在書畫上大肆鈐印題字的瘋狂塗鴉行為，與他對禁宮塗鴉護軍的嚴懲，出於同一種心態，那就是極度的自私之慾：無論是內府收藏的書畫，還是皇宮禁地的一間小小的撥房，在他眼中，都是他的私人所有物，他才是唯一有權力塗鴉破壞的人，這是身為書畫塗鴉破壞者與古物保護者的乾隆帝的兩位一體，就像小狗透過撒尿確認自己的領地一樣，尿液固然弄得它的領地臭氣哄哄，而它也會對侵犯這個尿液包圍領地的外來者狂吠亂咬。
古人的塗鴉成了文物，
不是今人塗鴉文物的藉口
乾隆帝的心態儘管極端，但卻活畫出了在博物館裡隨意塗鴉破壞者的共同心理——極端的自私。他們意識不到博物館中陳列的文物是公共財產，是古人胼手胝足的創造、歷經千載百劫儲存至今的文明遺產，屬於每一名參觀者。他們在上面的刻畫和標記，與古代那些在山嶽中題字，在書畫上鈐印和題詞的人在心態上別無二致。透過留下幾點自己的痕跡來將其在心理上佔為己有。他們不會想到自己自私自利一時興起的塗鴉不僅給這些文物帶來不可逆的損傷，更讓後來的參觀者不得不面對累累創痕再無法分享它破土而出時的模樣。
當然，對於塗鴉，有一個狡詐的託詞似乎特別有說服力。為什麼古人塗鴉刻畫就可以，今人就塗不得？畢竟，龐貝古城的那些塗鴉，都成了今天考古學家和歷史學者研究古羅馬日常生活最生動、最細緻的史料。想想看，如果古羅馬時代就禁止在牆壁上隨處塗鴉，我們該如何獲得這些珍貴生動的古人生活資料呢？
關於這個觀點，歷史學家大衛·羅溫索在《倫敦泰晤士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頗值得體味：
“如果有一天早上，我發現古代門柱上刻著‘John Scott 1990’我會感到憤怒；如果我繞過門柱，在另一邊看到刻著‘Iohan Scot 1790’，我會因這一發現而興奮；如果我在一層又一層的油漆下面發現了‘Iohan Scotus MCCCXC（1392年的羅馬數字）’我可能會在《泰晤士報》上新聞頭條。”
《生命博物館》（Museum Of Life 2010）畫面。
羅溫索認為19世紀是人們對古代遺址和現代塗鴉態度的轉變之根本原因，雖然現代考古學和歷史學的興起，人們區分了古代與現代，並將古代產生的一切，包括塗鴉，都作為歷史的一部分來看待。這個觀點確實令人耳目一新，也頗為成理。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難道20世紀初的塗鴉，比如一戰時期戰壕裡士兵的塗鴉，就不是研究一戰史的史料了嗎？未來研究我們所生活的21世紀的日常生活，難道不也可以從廁所隔間裡的塗鴉，來一窺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嗎？
因此，更確切的說法或許應該是，對於古代的塗鴉者們來說，他們並沒有現代文物觀念，他們塗鴉的地點，無論是街巷也好，寺廟也好，驛站也好，還是古塔也好，抑或是書畫上，對於他們，這僅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些被塗鴉遮蓋的、破壞的資訊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
《博物館時光》（Museum Hours 2012）劇照。
而在今天，在博物館中，那些被展出的文物，無論是一磚一瓦，還是一塊土塊，對今人來說，都蘊含著解讀過去的符碼——我們能夠從中看出歲月流逝的痕跡，看到人類文明創造的點滴，並且意識到古人與今人在心靈上的隔膜與相通，這是他們留給我們後輩子孫唯一的東西——無論他們是有心還是無心，我們都只能有心地去欣賞它們、保藏它們，讓我們同樣有心的後代去繼續傳承它們。
最後的最後，或許應該對那位在一千年前地震災害遺蹟的土層上留下愛心符號的塗鴉者說上一句：炫耀愛情也要選對地方，你難道想讓本就脆弱到不得不靠塗鴉文物來宣示的愛情，再遭受一場千年地震的震盪嗎？
所以，如果愛，還是刻在某個鐵板上吧，沒準兒過了一千年挖出來，也會成為博物館裡的文物呢。
作者/李夏恩
編輯/挪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