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員上朝手裡拿的木板,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有了雛形

圭是中國古代一種重要的禮器,西周時期周成王“桐葉封弟”故事中的器物主角就是圭,姬誦“削桐為圭以與叔虞”,在遊戲中把削成圭形狀的梧桐樹葉賜給弟弟,封弟弟為諸侯——即唐叔虞,這就是後來晉國的開國諸侯。

按照周禮所載,圭是周代等級最高的禮器、是諸侯等級身份的最主要的標誌,《周禮·春官·太宗伯》稱:“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只有王、公、侯、伯等高階貴族才能使用玉圭。

圭在祭祀、盟誓、隨葬、交往等活動中也承擔多種重要的功能,發展為坦誠相見與統一標準的代名詞。到東周時期禮崩樂壞列後國諸侯均僭越周禮,為補玉圭的不足而大量使用石圭、陶圭。

相較於東方列國,位於西部的秦國在用圭方面則有更突出的變化,春秋到戰國早期圭的材質多樣且不符合周禮所載的使用規定,到戰國中晚期隨著商鞅變法割裂了周禮的影響,秦國在禮器圭使用方面又呈現出斷裂性,這直接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古代官員上朝手裡拿的木板,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有了雛形

秦國用圭與圭型別的來源

秦國的圭禮器與用圭制度來源有二:一是新石器時代陶、石、玉圭。新石器時代晚期生產力比較發達,階級已經產生、原始國家形成,各種象徵身份、地位、權力的玉材質禮器紛紛出現,圭就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種,據考證是由生產工具鏟、鑿或錛演變而來,它盛行於山東地區龍山文化,如國家一級文物山東兩城鎮獸面紋玉圭。

古代官員上朝手裡拿的木板,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有了雛形

秦人先祖來源於東方的東夷部落,史書所載嬴姓先祖是少昊。少昊在嬴水之濱出生而得嬴姓,就是流經今山東萊蕪嬴汶河。雖然在新石器時代嬴氏部落十分弱小,僅作為強勢部落的附庸,不過卻受到了東方文化的強烈影響,圖騰、器物崇拜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新石器時代圭當是秦文化用圭的一個源頭;

二是商周時期的玉圭,商周時期國家正式形成各種禮儀制度完善,已經有詳細的用圭制度並對各種圭的型別做出規定,商代的玉圭多出於高規格墓葬作為陪葬品,西周時期在祭祀遺址、墓葬中均有出土,“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

周王所分封的諸侯每逢朝貢述職覲見都必須執圭,若有過失則由周王收回圭以觀其效,隨後另行冊封或奪爵。

種類有鎮圭、桓圭、信圭、躬圭等十七種,一般地位越高作為身份代表的玉圭就越長。秦國作為西周末年分封的“侯”爵,同樣也應遵守西周禮制、沿用西周的用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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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國圭的形制與使用制度

從迄今發現的圭文物結合出土地點來看,秦國的圭的形制與使用制度具有與東方列國迥異的特點:從形制、材質上來看,第一是圭形制簡單。基本為一端尖首、一端方頭的長條形狀,素面無裝飾圖案。有大小形體差異,長度在30釐米至10釐米不等、寬度3至5釐米,厚度基本一致為0。5釐米,結合《周禮》中規定的用圭制度來看,秦國圭在形制上表現出大程度的簡化,僅僅以“長短”來區別不同用途、性質的圭;

第二是材質多樣但玉質圭數量卻極少,迄今發現的秦國玉(青玉)材質圭僅有十餘件,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陝西戶縣宋村秦墓出土的一件玉圭,為蒼玉製作,是迄今發現最長的秦國玉圭,放置在墓葬中的“腳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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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發現的秦國多石質或陶質圭,這兩種材質的圭在形態上仿製玉圭,石質多為灰白色岩石磨製而成,模擬青玉圭,少數為黑色。石質疏鬆,製造比陶質圭的製造稍微精細。陶質圭則全為紅陶,質量極差,在墓葬中出土時多斷裂或碎裂成粉。可見石、陶圭只作為隨葬明器而沒有其它用途。

首先,從用途和使用制度來看,秦國用圭制度簡單——圭用途單一。

從周代玉圭的發現結合文獻記載來看,圭應該有象徵身份地位、祭祀天地鬼神和國家交往信物(憑證)等多種作用,但秦國獨有的祭祀文化傳統與周代禮制不太相同,加之東周時期除秦穆公稱霸之外,秦國一直因為位置偏僻、爵位低、國力弱而被諸侯鄙視,東方諸侯有時甚至將秦國和西戎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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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釋出求賢令時感嘆:“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可見秦國很少與列國交流。所以,秦國用圭僅僅侷限在象徵身份地位這一種用途,從考古發現來看也是如此——圭基本出土於秦人墓葬中。

其次,秦國創制了成套圭隨著制度,圭作為周代最重要的禮器一般以單個出現,即使在僭越現象普遍的東周時期,東方列國也無成套使用的例項。而在秦國墓葬中則多見成套使用圭的現象,如鳳翔八旗屯秦墓地,墓主身份多是大夫、士級別,許多是以大小不同的3、5、7單數一套組合放置於墓葬棺槨頂部,推測墓主並未真正理解圭的使用制度及禮器意義,而是簡單將圭與同時期成套鼎簋看成同類性質的禮器,才出現以一套圭禮器來彰顯身份地位的現象。

最後,是秦國用圭制度存在斷裂性消失,這是秦孝公商鞅變法所致。春秋至戰國早期秦國基本遵循周禮所以各類禮器均模擬周文化器物,這一階段秦人用圭制度與中原類似,上至大夫下至庶人墓葬中都出土有20釐米左右的石、陶質圭,在整個墓地中出現隨葬圭的墓葬比例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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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商鞅變法以後秦國實行封建制,商鞅建立的軍功爵位制使普通人也可以晉升為新貴族,這不但有力打擊了舊貴族的勢力,而且完全破壞了秦文化對西周舊禮制的繼承與延續性,軍功升遷改變了秦國人的價值觀,秦人“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這讓圭禮器的使用失去了生存的社會基礎後迅速消失。

秦國的圭禮器對後世的影響

秦國的圭對後世的影響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春秋至戰國早期和戰國中晚期兩個階段。在春秋至戰國早期,秦國與東方列國同樣都越級使用玉圭並製造濫用石圭、陶圭。

若按照最初的分封級別秦國僅是“侯國”,只能是國君和極少數貴族才能用圭,但是春秋時期秦候自比公王,國內大夫、士族也僭越自比列國諸侯,這激增了對圭這種禮器的需求,使質量極差的石圭、陶圭成為流行禮器,這種濫用導致圭作為禮器的地位與嚴肅性急劇下降,進而衍生出圭璧等其它雜合形制器物。

戰國中晚期秦國變法以後不再使用圭作為禮器,這種斷裂性對後世影響深遠且巨大,隨著秦統一天下使圭的使用制度基本消失、圭器物也退出了歷史舞臺,逐漸成為一種鮮為人知的古代禮器。

漢代及以後歷代雖然透過考據周禮恢復了圭形器物,但已與本國的禮儀制度無關,圭禮器相關使用制度也從未完全復原,而是根據歷史國情結合周禮進行一定程度的創制,這使圭逐漸演變為其它器物,如後世大臣上朝所用“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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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是中國古代一種重要的禮器。器型起源於新石器時代的生產工具鏟、鑿或錛,商周時期已經形成比較完善的用圭制度和各種型別圭的形制。秦國圭的形制與使用制度有新石器時代和商周時期兩個源頭,在學習仿照周禮的同時也有自己的特點,如形制單一、材質眾多,用途單一,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成套圭隨著制度和用圭制度存在斷裂性消失。

秦國濫用禮器圭,導致圭作為禮器的地位與嚴肅性急劇下降,從而衍生出圭璧等其它形制器物。秦國用圭制度存斷裂性在秦國統一天下後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使圭禮器直接退出了歷史舞臺,演變為其它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