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國的青銅文化,受漢文化的影響,曾有光輝燦爛的歷史

滇國——戰國至西漢時期盛興於滇池區域為中心的古王國。

公元前

278

年,楚國遣楚將莊礄率領一支隊伍到達滇池地區,征服當地人後,後因歸路被秦國所斷,就留在滇池地區,建立滇國,都城在今昆明市晉寧區晉城鎮。滇國在雲南歷史上大約存在了

390

年,出現於戰國中期,消失於東漢中期。雖然在歷史的長河中滇國消失了,但它留下的青銅文化卻跨越了時間,將滇國的形象緩緩展現在我們眼前。

古滇國的青銅文化,受漢文化的影響,曾有光輝燦爛的歷史

滇池是滇國的重要城市,其地區的青銅文化,是指商代末期至西漢晚期分佈在東到曲靖,西至安寧,南以元江為限之區域內(包括雲南滇池周圍和玉溪三湖地區)的一個青銅文化型別。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對晉寧縣石寨山古墓群發掘之後,雲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將

工作中心

集中在滇池周圍地區,陸續發掘和清理了大量青銅時代墓葬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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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區域墓葬眾多,出土器物豐富,以青銅蛇首劍、袢首式劍、一字格劍、柳葉矛、條形斧、尖葉形或心形

、長鬍或無胡方內戈、爪鐮、雙耳陶

、銅壺、銅尊、銅

葫蘆笙

、銅枕、銅鼓、銅鼓

貝器、鼓形

貝器、亞腰桶型虎耳

貝器、執仗、執傘銅俑、銅幹欄式房屋、各種人物、動物浮、圓雕扣飾以及陶壺、陶

、陶侈口罐、同心圓紋盤

為典型器物。

形成了穩定的文化遺存分佈區,展現出脈絡清晰的發展歷程,並儲存著自身固有的文化特徵,是雲南地區青銅時代文化遺存最多,最具特色的區域,它代表了雲南青銅時代文化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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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區的青銅時代文化遺存,以墓地出土的具濃厚地方色彩和獨特藝術風格的青銅器群為特徵,因此被命名為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的一支

“石寨山文化”,也稱“滇文化”。滇池區域的青銅文化型別主要分佈在滇池和星雲湖沿岸,反映了戰國到秦漢時期代雲南青銅文化發展和演變的狀況,是一種發達的鋤耕農業文化。

自建國以來,在滇池區域發掘了大量的青銅時代墓葬,有晉寧石寨山古墓葬、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昆明羊甫頭墓地、呈貢天子廟滇墓、呈貢石碑村古墓群、安寧太極山古墓葬、大團山滇文化墓葬、上馬村五臺山古墓葬等,其中發掘於晉寧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古墓葬便是滇池區域青銅文化型別的代表。兩地發掘清理的墓葬有一百餘座,出土青銅器八千餘件,在整個雲南所發掘的青銅器中佔較大比重,主要分為:生產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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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區域鐵器的來源從

20

世紀

60

年代至今有關雲南早期鐵器的來源、時代等問題在考古界就有過眾多的爭議,對石寨山出土鐵器的來源問題更是

眾說紛紜

各抒己見

,其間有眾多學者就圍繞滇池區域鐵器來源等問題做過深入探討,綜合起來主要有以下

3

種觀點:

外來說、本土說、綜合說。

01

外來說

持外來說觀點的學者大都認為雲南的早期鐵器是由四川的岷江上游和雅礱江流域傳入。

其具體支持者如下:李家瑞先生主要根據古文獻記載,在《兩漢時期的鐵器》(《文物》

1962

2

期)和《關於雲南

始製造鐵器年代的說明》(《考古》

1964

4

期)中就提出:石寨山出土鐵器都是從四川輸入,直到東漢時期雲南才能自己製造鐵器。

其理由有如下幾點:《史記貨殖列傳》有記載:西漢初、中期,四川大冶鐵商卓氏、程鄭等以鐵器

“賈滇蜀之民”近年來西南地區出土了大量的漢式鐵器

1963

年昭通石門坎和

1954

年魯甸漢

“梁堆墓”出土的鐵鍤都鑄有“蜀郡”、“成都”等

篆文

銘文,而且在魯甸東漢時期也有出土說明雲南西漢時期以來就有鐵器由四川輸入;《續漢書郡國志》有記載:益州郡的滇池縣、永昌郡的不韋縣、河陽郡的賁古縣等在東漢時都有鐵器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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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書西南夷傳》也記載:永昌郡出銅鐵鉛錫;《華陽國志南中志》也記載博南縣出鐵,有記建寧太守巴錫杜俊奪大姓鐵官。解放後,省博物館在昭通魯甸清理的

16

座東漢墓,沒有不出鐵器的,種類也大量增多,說明此時鐵器已經普遍使用。

馮漢驥先生早在

1935

年就提出四川漢川縣石棺墓中發現與漢文帝

半兩錢

共存的銅柄鐵劍

器型

、紋飾與雲南出土的銅柄鐵劍相似,並且提出西漢時期

滇族尚未掌握冶鐵技術

”。

因此,雲南早期鐵器來源於四川的看法就比較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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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

周萬利先生也在其文章《戰國秦漢時期西南地區鐵器的傳播與分佈》一文中也指出:蜀地鐵礦資源豐富,產鐵歷史悠久,開創西南鐵器生產官營的先河。漢承秦制,繼續在成都設定鐵官,成都成為兩漢時期蜀郡主要的鐵器生產基地,也是西南主要的冶鐵中心,在兩漢時期的鐵器生產達到崩峰,除滿足本地需求外,還大量銷往西南夷的雲貴地區。

其主要品種有:武器、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同時周先生還把蜀地鐵器傳往雲貴地區以漢武帝開發西南夷(公元前

135

年)為界分為兩個階段:戰國時期至西漢前期、西漢晚期和東漢時期。總之,其觀點仍是成都是西南早期鐵器的中心,雲南早期鐵器來自四川。

02

本土說

持本土說的主要是以汪寧生、張增祺等雲南學者為代表,其觀點是:雲南早期鐵器並非來自四川,而是雲南本地生產。

汪先生認為:石寨山鐵器特別是其中銅鐵合制器物和當地出土的同類青銅器相似,而且,這些鐵器大多是銅鐵合制器,而銅柄部分和雲南同時期的青銅器的

器形

、紋飾基本相同,這些是西南夷地區出土的少數民族鐵器和銅鐵合制顯然是當地工匠仿青銅器而製作的產品,同時汪先生還指出雲南使用鐵器的歷史比製作鐵器的歷史稍早,而最早使用的鐵器就是從四川(可能還要中原地區)輸入,到漢武帝時期,雲南從外地學會了冶鐵技術,此後雖然還有少量外地鐵器輸入,但云南已

始了自制鐵器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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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增祺

先生

也在分析新的考古資料的基礎上在《雲南開始使用鐵器的時代及其來源問題》(《雲南社會科學》

1982

6

期)中提出:滇國時期雲南地區有已自己的冶鐵業和鐵器製造工藝(這點與汪寧生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但靠近四川的地區,仍有部分鐵器輸入。

總之,持本土說的學者一致認為:

在滇國時期雲南地區已有自己的冶鐵業和鐵器製造工藝,而且近年大量出土的雲南早期鐵器系雲南本土製作,並非完全四川輸入,但也不排除早期個別鐵器來自四川,如靠近四川的昭通一帶出土的少數鐵器。

古滇國的青銅文化,受漢文化的影響,曾有光輝燦爛的歷史

林聲先生也認為:這些鐵器,特別是其中的銅鐵合制器和當地出土的同類銅器形制相似,很明顯是仿當地銅器而制,是由當地的青銅器發展和演變而來,所以這些鐵器應當是當地所產

03

綜合說

持綜合說觀點的學者釆用了以上兩種觀點的合理因素,認為:由於滇文化沒有掌握冶鐵技術,從外地(四川)輸入部分鐵器和鐵料,但當地已能利用廢鐵或輸入的鐵料製造銅鐵合制器。

其理由分析如下:

童恩正先生認為:由於滇文化沒有掌握冶鐵技術,雲南還沒有冶煉原鐵的能力,因此從外地(四川)輸入部分鐵器,但是當地已經能利用廢鐵或輸入的原鐵料製造銅鐵合制器。儘管雲南的土著民族也使用鐵器,但是他們僅會製作鐵器而不會冶煉原鐵。所以說,出土鐵器由四川輸入原料,經當地工匠製作鐵刃,再加上雲南風格銅柄合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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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也比較認同這一觀點,其認為:石寨山出土的銅鐵合制器可分為兩類,大多數器物如銅柄鐵矛、銅

鐵斧、銅

鐵鑿等器物的形制和當地出土的同類青銅器很相似,應當是當地加工製作,利用銅柄(銅

)加

一截鐵刃而成的銅柄鐵合制器;而銅柄鐵劍的形制雖與當地銅劍不同,仍可認為是當地製造,這種劍比當地的銅劍、早期滇文化銅柄鐵劍較長,格兩側成銀齒形,套合

接。由於滇貴族喜愛銅柄鐵劍,工匠便不惜工本在柄部和格下端兩側做了繁縟的紋飾,使其顯得美觀,所以石寨山的銅柄鐵劍在形制上發生變化,石寨山的鐵刃劍也是用良好的鋼材精心鍛造而成的,迄今還沒有證據證明這些良好的鋼材是當地生產。

其次,漢初成都平原西南的

臨邛

(今

崍)成為著名的西南冶鐵基地。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秦漢之際,臨鄧卓氏

即鐵山鼓禱,傾滇蜀之民

。晚期滇文化出土的大多數純鐵器和當地生產中所需的鋼鐵料大約是從

臨邛

等地輸入。

古滇國的青銅文化,受漢文化的影響,曾有光輝燦爛的歷史

宋治民先生也認為我國西南地區在考古工作中發現的比較早的鐵器,早不過戰國,其下限可到西漢初期,這一時期應該是本地區

始使用鐵器的時代,和北方相比,要晚很多。在這些鐵器中除了三叉格銅柄鐵劍外,都系小件鐵器,且出土數量很少,物以稀為貴,這一現象說明可能是外來品。若如此則西南地區的三叉格銅柄鐵劍則是由北方直接傳入,而不是由三叉格青銅劍演變而來。至於西漢中期以後西南地區鐵器包括銅柄鐵劍在內,則為西南本地所產。

總之,在雲南早期鐵器的來源問題上學者的分歧是,雲南的早期鐵器是由四川的

江上游和雅礱江流域傳入,即外來說;雲南早期鐵器並非來自四川,而是雲南本地生產,即本土說;由於滇文化沒有掌握冶鐵技術,從外地(四川)輸入部分鐵器和鐵料,但當地已能利用廢鐵或輸入的鐵料製造銅鐵合制器,即本土自制為主,兼部分有外來傳入。

古滇國的青銅文化,受漢文化的影響,曾有光輝燦爛的歷史

西漢中晚期以後滇池區域已有自己成熟的冶鐵技術和制鐵工藝,儘管目前尚未發現冶鐵遺址,但晚期的鐵器大量集中出現在以益州郡為中心的滇池區域,可以認為西漢中晚期以後滇池區域是雲南的冶鐵中心。

近年來大量出土的這一時期鐵器基本上是本土製造,但我們仍然承認會有個別鐵器來自外地(四川),畢竟從武帝設郡以後,滇池區域和中原地區的文化交流不斷加強,在交流當中偶有鐵器傳入也是不足為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