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春秋時代,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多姿多彩的時代,王室衰微、王霸迭興,諸侯王竟敢問象徵王權的“鼎”之輕重,“禮崩樂壞”的局面標誌著奴隸制已到末日。

這時期分封的諸侯國不再聽天子的命令,天子要依附強大的諸侯。各諸侯國不斷進行戰爭,強大諸侯迫使各國承認他們的地位,成為“霸主” 。

過去只有貴族子弟才能讀書受教育,春秋開始民間有了興辦私學,比如孔子弟子3000,平民階層開始有了受教育的機會,士人階層形成。

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自從周取代商殷以來,這個來自黃土高原的統治者周武王,一面在積極恢復社會的生產,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另一面讓周公旦興正禮樂。興正禮樂的目的在於以別尊卑,天尊地卑,傳遞人分三六九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樂用以和人心,兩者相輔相成,建立起一套很完善的尊卑有序的等級制度。

音樂被統治階級等級化了,經過一段時間的飛速發展,形成了西周的禮樂制度,這種服務於政治而並非單純的音樂制度。至今我們依然可以在《禮記》和《論語》中找到很多相關記載天子可以四面懸掛鐘磬,諸侯則享用三面懸掛之規格,卿和大夫可以享用兩面排列,士只允許排列一面。這種“樂懸”制度等級規格,也是完全由森嚴的宗法制度所決定的。那些屬於王室?哪些屬於諸侯?哪些屬於士大夫?哪些屬於平民百姓?什麼音樂,什麼舞蹈,規定死了。

“八佾舞於庭”這個典故,很多人都聽過。西周音樂的等級化具體體現在各個階層的人享用樂舞規模的區分上。

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魯國的大夫季桓子在自己的庭院裡演出天子方能享用的“八佾之舞”,違背了禮的規定,孔子一生致力於恢復周禮,孔子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八佾舞於庭”同時說明在一些人心中,“天子之樂”並不是那樣神聖不可侵犯。

“鄭衛之音”的問世,起到了加速“禮崩樂壞”程序的作用,這股迎合封建時代需要而興起的文化潮流,在長達四個世紀左右的時間裡,席捲了各諸侯國的宮廷之間,形成中國音樂史上空前繁榮的景象。

“禮樂崩壞”尤其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進入,實際上是理性主義浪潮下神性、神道、神德、神權的衰頹和人性、人道、人德、人權的興起。儒家、儒學起源祭祀,

中華三代的文明是禮樂文明,而春秋戰國理性主義較量神秘主義或巫覡主義的時候,理性主義擴張以及神秘主義或巫覡主義就相應頹退,原來與神秘主義在一起的“禮樂”自然也面臨著崩潰的危險 —— 而儒家或孔子的儒學,就是要轉生三代文化的神秘主義或巫覡主義而繼續禮樂文明的華採形式與仁愛核心(天人之際的敬畏 到 人我之際的恭愛),將其神秘而敬畏天物的神道情感主義匯入理性而恭敬的人道情感主義。古話說“禮儀之邦”、“禮樂興邦”,春秋戰國時代無論是廣義文化還是狹義文化,無論是音樂現象還是音樂思想學說,實是繼承三代文明和開創秦漢以後文明的偉大的轉折時代。

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禮崩樂壞是一個逐漸的、緩慢的過程,始於西周末年,深化於春秋時期,完全崩潰則是在戰國時代。禮樂制度重人文與教化,崇尚精神追求,興盛於西周長達四百多年的和平時期。在像春秋戰國時期的亂世,周朝的禮樂制度就沒有了市場,取而代之的是爾虞我詐的權術鬥爭。

奉行強盜政治的,重利輕義的秦國在最終角逐中勝出,而恪守周禮的宋襄公和楚懷王卻成為典型的犧牲品;這也充分說明禮樂制度不利於國家在戰亂圖存發展,反而是道德所不齒的法家制度和文化,在劇烈變動和激烈競爭的社會中,憑藉物質的刺激和刀劍的懲罰,並以整個社會的道德大倒退為代價,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為社會尋回了久違的秩序。

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想要達到目的必須有所犧牲,不講規矩,也沒有任何道義而言,如果有那也只是遮羞布而已,國與國之間的利益博弈就是如此無情和殘酷。

我們站在周禮倡導的道德仁義的角度來看禮崩樂壞是一場悲劇,開了歷史的倒車;從競爭圖強的立場出發,禮崩樂壞就成了歷史的選擇,對於歷史的整體發展而言卻是十足的進步。禮樂制度的精華部分與其本身的興衰並無太大關聯,卻與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它興盛於治世,崩壞於亂世;待世界大同,禮樂文明定會在全人類社會中復興,以另一種嶄新的姿態!

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