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蒙恬之死,罪有應得!蒙恬究竟犯下了什麼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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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講談到,胡亥登基之後,很快就要考慮該怎麼處置蒙恬、蒙毅兄弟。

蒙氏之死

先前假傳聖旨,逼扶蘇和蒙恬自殺,扶蘇倒是死了,蒙恬依然活著,現在和蒙毅一樣處在拘押狀態。原計劃就是要殺掉這兩兄弟,但胡亥的侄兒子嬰來盡忠言了,列舉近在眼前的歷史教訓,說趙王遷殺了李牧,任用顏聚,齊王建殺了老一輩的忠臣,任用後勝,結果都是亡國。蒙氏兄弟是國家棟梁,如果殺了他們,提拔了沒有節操的人,那麼無論在朝廷裡還是在軍隊裡,人心可就穩不住了。

司馬遷:蒙恬之死,罪有應得!蒙恬究竟犯下了什麼罪行?

胡亥聽不進去,蒙氏兄弟非死不可。

如果拋開情感因素來看這段歷史,反而是子嬰的思想沒能跟得上時代的發展。當集權體制成型、穩固之後,也就沒有誰是不可或缺的國家棟梁了,任何人都是可以被輕易替代的。

蒙恬在服毒自殺之前留下一段感慨,說蒙家三代人為秦國效力,功勞大,名聲好,自己現在手握重兵,雖然被拘押著,但起兵造反一點不難。自己之所以寧願去死,一是要對得起先人的教誨,二是要對得起先帝的恩德。

命運的逆轉確實來得太陡,蒙氏家族原本是齊國人,從蒙恬的祖父蒙驁離開齊國,為秦昭襄王效力,直到蒙恬的父親蒙武,再到蒙恬、蒙毅兄弟,與國休慼,按說家族命運已經和國家命運深度綁定了,哪裡想到年紀輕輕的新皇帝輕飄飄一句話就能終結一切。這正體現出集權體制的行政效率,如果換做鼎盛時期的周天子,想要處置元老大臣的話,根本不可能有這麼輕鬆愜意。

司馬光引述《揚子法言》,探討一個人生哲學的大問題:蒙恬明明是個忠臣,結局卻這麼糟糕,那麼忠誠這種品質真的值得弘揚嗎?揚雄的意見是:蒙恬築直道,修長城,濫用民力,無數人因此而死,這才是他的取死之道,他的忠誠不足以抵消他的罪孽。

司馬遷:蒙恬之死,罪有應得!蒙恬究竟犯下了什麼罪行?

司馬光總結陳辭:秦始皇荼毒天下,蒙恬為他奔走效力,顯然蒙恬並不是一個懷有仁愛精神的人。儘管如此,但他寧可無辜受死也要堅守臣子的節操,不懷二心,這還是值得稱道的啊。

蒙恬的辯白

蒙恬先是為自己辯白了很多,請使者回去轉告二世皇帝,希望皇帝收回成命,但使者顯然接下了一個死命令,半點不肯通融。蒙恬終於絕望了,喟然長嘆:“我到底怎麼得罪老天爺了,難道就這樣無罪而死嗎?”良久之後,蒙恬好像醒悟了什麼,慢慢說道:“我確實有死罪啊,修長城,挖壕溝,從臨洮到遼東萬餘里,免不了發生過截斷地脈的事情啊,這確實是我的罪過。”想通了這一層,蒙恬這才服藥自殺。

司馬遷對蒙恬的藉口相當不以為然,說自己親自走過蒙恬興建的秦直道,也親眼目睹了蒙恬修築的長城和堡壘,可想而知當時的工程量有多麼浩大,民力被用得有多狠。當時天下剛剛統一不久,正是民生凋敝、滿目瘡痍的時候,蒙恬作為名將,不去好好勸諫秦始皇休養生息,反而一味逢迎上意,毫不體恤百姓。這種人活該去死,關地脈什麼事呢?

蒙恬最後的反省,不知道你有沒有一點似曾相識的感覺。當初白起被逼自殺,從悲憤到徹悟,正是同樣的模式。白起一開始也想不通老天爺為什麼要這樣作踐自己,後來想通了,自己在長平之戰坑殺幾十萬趙國降卒,必然要遭天譴。

司馬遷:蒙恬之死,罪有應得!蒙恬究竟犯下了什麼罪行?

白起和蒙恬都是殺人無數的名將,估計在他們的觀念裡,如果在戰場上被敵人殺死,雖然也是無罪而死,但那屬於“獲罪於人”,想得通,而在戰場之外蒙冤受屈,莫名其妙地這麼死掉,這隻能因為“獲罪於天”。

白起因為殺降,所以獲罪於天,這很好理解,但蒙恬怎麼思來想去,認為自己是因為絕了地脈所以才獲罪於天的呢?

絕地脈

要理解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白地脈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謂地脈,顧名思義,就是大地的脈絡。古人並不真的以為大地是一個龐大的生命體,像人一樣有血脈貫通全身。地脈可能只是一個比喻性質的修辭,就像我們今天依然使用“山脈”這種名詞,但並不因此覺得山脈就是山的血脈,不然也就不敢開山採礦或者挖掘隧道了。

但是,詞語一經使用,就有了鮮活的

生命

。古人即便一開始真的只是在比喻層面上使用地脈這個詞的,但用得久了,也就真覺得大地是一個有血脈貫通的巨型生命體了。那麼土建工程如果規模太大,就有可能挖斷了大地的血管,罪過可就大了。

司馬遷:蒙恬之死,罪有應得!蒙恬究竟犯下了什麼罪行?

那麼,蒙恬修建萬里長城,真的斷過地脈嗎?其實倒也未必,因為長城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依山而建,逶迤於群山之間,總在藉助現成的山脊,而不是把山脊截斷。真正“絕地脈”的工程是秦直道,所謂“塹山堙谷”,為了保障直道的筆直,遇山開山,遇谷填谷,徹底改變了自然地貌。

在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當中,有兩部《日書》,稱為《日書》甲種和《日書》乙種,大體而言就是當時的黃曆,內容都是各種時日禁忌,其中有不少禁忌內容都屬於“土忌”,表明秦人對於土建工程心存敬畏。在這種時代心理之下,當蒙恬反思自己一生得失的時候,確實很容易把自己的不幸命運和“絕地脈”扯上關係。

心理問題

今天看來,這不過是一個心理問題:凡事必須有個理由,即便找不出理由,編也要編出個理由,懸而未決的狀態是無論如何都難以忍受的。如果你有嘲笑過白起和蒙恬的愚昧,那麼不妨想想,這種思維模式即便在今天依然流行,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受害者有罪論,所謂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難道就沒有人駁斥過這種心理模式的荒謬嗎?當然有,早在東漢時期,王充就已經把它駁得體無完膚了。但王充的理性精神無論再強,終歸也要敗給情感定勢。

司馬遷:蒙恬之死,罪有應得!蒙恬究竟犯下了什麼罪行?

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我們留意,那就是白起和蒙恬先是覺得自己的不幸沒有理由,所以忿忿不平,然後花了一段時間才終於找到理由,這才釋然了。如果有宗教人士注意到這個現象,一定會驚喜交加,覺得發現了一片適宜傳教的沃土。事實上,當佛教東傳之後,以摧枯拉朽之勢席捲中國,在相當程度上正是因為解決了這個痛點,簡簡單單一套輪迴理論就使所有的不幸都有了合理的解釋,而且無法證偽。我們當然可以從無數個角度質疑這套理論的堅實性,但從傳播學的意義來講,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來它夠用了,二來並沒有一套更好的理論來取代它。

話說回來,蒙恬的臨終感懷把人世間無解的問題推給了上天,揚雄和司馬光的評語又把天上的問題拉回了人世間。這使我們審慎思考這樣一個問題:

忠誠作為一種美德,我們所謂的美德,到底是因為它本身就是既美且善的,所以值得我們追求,還是因為它能給我們帶來好處,使我們可以在它的指引之下趨利避害,所以才值得我們追求呢?如果是後者的話,那麼當必須違背某一項美德才能趨利避害的時候,我們到底應該何去何從呢?

這一季的內容就到此為止了,我們結束在《資治通鑑》第7卷的前半部分,也就是“始皇帝下”的這一部分,下一季就該從“二世皇帝上”開始,進入秦亡漢興那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了。

上期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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